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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世荣先生是我的业师，我学术成长的每一步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如今恩师驾鹤西去，弟子悲痛万分！齐先生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世界史大家，中国世界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对中国世界史学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现整理先生的重要史学思想，作为对先生的永久怀念。限于篇幅，仅从三个方面予以介绍。 一、世界通史与世界现代史 齐先生长期从事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虽着重于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但对世界通史、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颇有造诣。在多年的治学实践中，他对世界史和世界现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  齐世荣先生  齐世荣先生与吴于廑先生合编的六卷本《世界史》 先生认为，世界史是古老的历史学中的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的分支学科。这门学科在我国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建立起来的。先生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人类历史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最终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历史学也是先有国别史、地区史，然后才有世界史。人类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而欧洲由于其二战后的整体衰落，“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也开始面临严重挑战，因此直到此时，撰写世界史才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先生还认为，尽管世界史作为历史学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中外史学家对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意义等只是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但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世界历史本身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研究世界历史，应运用全球观点（或称世界全局观点）去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全球观点去看待某一地区、国家、民族在整个世界史中的地位；世界史的主要内容应是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和世界各地的相互关系；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了解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将会导致灾难；撰写世界史可以有多种范式或角度。 世界现代史是齐世荣先生的专攻对象。他认为，现代指的是大约从20世纪初到今天的这段时间。20世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而又充满矛盾的整体。因此，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世界走向整体化的过程，研究者应当抓住世界一体化这个总趋势，看人类社会如何在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斗争、互相影响的矛盾运动中曲折前进。这样才能使人民从真实的历史中获得清醒的认识，从而增加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信心。 关于世界通史与世界现代史的关系，先生认为：世界一体化的过程虽然萌芽于15、16世纪，发展于17至19世纪，但只有进入20世纪后，人类社会才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世界历史才最终形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看，现代史又只有用全球一体化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特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史就是世界史。 这种看法从本质上弄清了世界通史与世界现代史的关系，是很深刻的。正是由于先生的这种认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齐先生和吴于廑先生（武汉大学，已故）受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委托，共同主编了一套新的世界通史——《世界史》（6卷）。这套通史构建了世界从分散到一体的全新的世界历史叙事体系，做出了“新的体系性突破工作”（周一良先生语），至今发行已超过百万册。以后先生又自己主编了《世界史》（4卷），发行也已数万册。这些教材蜚声海内外，不仅引领了一代代学子进入世界史学习与研究的殿堂，更重要的是这种以整体史观为基础的历史教材有助于年轻一代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同时，为了解决当时原始资料严重缺乏的问题，先生精心主编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3册）、《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3册）、《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部分》等资料集，为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基本建设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 二、现代国际关系史 齐先生专长于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尤侧重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今天整个世界已连成一片，研究国际关系史的重要性也就更显突出。要提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水平，一个关键问题是不仅要注意研究国际关系的政治方面，而且要注意研究其经济与文化方面，并将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多年来，先生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对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第一，绥靖政策研究。20世纪3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所采取的绥靖政策，是二战前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各国学者对它的研究兴趣至今不衰。先生在国内率先利用原始档案，对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如《试析意埃战争前夕英国的“双重政策”》《论“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及其动机》《慕尼黑危机的真相不容歪曲——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著作中的几个流行论点》《论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国对波兰保证的原因及其破产》《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一个“热门”——评介西方学者关于绥靖政策形成原因的研究》《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等，并在此基础上对绥靖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定义：绥靖政策是日益衰落的英、法帝国主义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采取的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是导致二战提前爆发的错误政策。先生为绥靖政策所下的定义，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公认的定义；先生撰写的上述论文，已经成为经典之作。 第二，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齐先生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估计不足，甚至有意贬低，因此中国史学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阐明这一重大问题。先生在提交给1985年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长篇学术论文中，充分利用战后出版的中、日、英、美、苏各国的文献资料和各国最新研究成果，以世界全局的眼光，运用宏观与微观、世界史与中国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全球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幅画面中进行全过程的考察，东西兼顾，详细说明了中国战场在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从而能集中力量打击纳粹德国方面；在推迟德意日三国同盟形成，从而大大减轻英法在远东受到的打击并有利于欧洲和北非战场的盟军行动方面；在推迟太平洋战争爆发使美英争取到更多的备战时间方面；以及在太平洋战场上中国牵制日本百万大军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篇论文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对当时整个国际局势和各主要交战国的战略部署的深远影响，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为最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的研究及其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获得与会各国学者的重视与好评。日本茨城大学教授伊集院立在日文杂志《历史学研究》（1986年第6期）上撰文评论道：“这个报告是把中国历史中的抗日斗争放到世界史中而做的分析。齐的报告把中国人民对欧洲、东亚及美洲大陆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所作的贡献及所占的地位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论述。这一分析，给予人们深刻的印象。”先生的观点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代表性看法。 三、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研究 齐先生对西方史学具有较深造诣，最值得称道的是先生对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代表著作《西方的没落》（齐世荣先生与戚国淦等先生合译）一书的介绍与研究。先生指出，该书是一部以比较文化形态为理论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但其中也包含着一系列政治主张，中心内容是说明德意志民族统治世界的历史“宿命”；作者宣扬的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论”，更确切些说，是“德意志中心论”。正由于此，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以及由这种哲学导出的政治主张，才能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一个来源。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该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他们更加宏观地观察历史。 在历史理论方面，齐先生主张历史研究必须把科学性与革命性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由于历史科学本身的特点，为现实服务的途径应该是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通过总结人类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的借鉴。先生在1980年发表了论文《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一文中指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非有暴力不可的论点，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的论点，却被许多人忽略了。先生引用列宁的文字：“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的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0页）先生认为，列宁的精辟论述，对于在革命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尤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落后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应当清醒地看到自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特殊困难，更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不断完善新的社会劳动组织，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当时许多人经常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作用的时候，齐先生敢于提出上述见解，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齐先生一贯重视史学方法的研究和教学。他强调要全面、大量占有史料，特别要密切注意国外新出版的史料，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求研究新问题，作出新解释，不断提升世界史的研究水平。他在88岁高龄出版的《史料五讲》，为后学留下了宝贵的治史心得。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