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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李永采老师执教65周年。65年来，李老师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取得了卓尔不凡的成就。作为他的学生。在与李老师的交往中，其为人为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9年9月，我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入学不久，大约10月份，系里组织了一场学术讲座，报告人就是李永采老师，主题是关于私有制与阶级起源的。报告会会场就设在我们79级大教室，慕名前来听报告的不但有本系学生，而且吸引了不少政治系和中文系的同学，教室里座无虚席，不少同学侍立门窗两旁，连过道上也占满了人。由于自己刚刚入校，各方面基础都差，对李老师所讲的深奥的理论问题似懂非懂，并不能完全理解，但从报告过程中激起的阵阵掌声中，感觉到李老师肯定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按当时的教学安排，李老师第一学期没有给我们授课的任务。但在课间休息时，有时会看到李老师推着自行车从教室前走过，这时往往有很多77级和78级的学长涌上前去，有的扶着他的车子，有着拉着他的手，交谈甚洽，直到上课铃响起，围着李老师的学生才散去。这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和平易近人的老师。 一年级的第二学期，李老师给我们讲授“世界中世纪史”。这是一门难度很大、理论性很强，既难教也难学的课程。李老师讲课时声音不高，声调也比较平淡，加上略带南方口音，而所讲内容既专且深，若是看惯表演，只会欣赏作秀的人，不知集中精力注意所讲内容，自然不觉有味。惟若注意讲解，领悟内容，才能体会其中的真谛。一学期下来，我们对李老师讲课的印象是：剖析入微，论证确凿，逻辑严密，学术性强，富于理论思辨色彩和批判精神。这门课程期终考试时，我的成绩是94分（最高分是95分），是我大学4年中所有考试课程中得分最高的课程，给我以后3年的世界史学习以极大鼓励和鞭策。可以说，我对世界史的兴趣就是那时开始培养起来的。据说当时曾有个别同学到李老师处求情加分，但李老师毫不通融，婉词拒绝。其师德修养和原则性由此可见一斑。 最令我们感动的还是李老师的敬业精神。他虽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对每一节课仍然能认真对待，从不敷衍了事。由于准备充分，他讲课时几乎不看讲稿，一节课50分钟自始至终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当时世界史的教学条件较差，没有教学挂图，对同学的学习很有妨碍。李老师就在课前自己制作草图，讲课时再用彩色粉笔仔细绘在黑板上，使学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既有了时间概念，也形成了空间概念。整整一个学期，李老师没有耽误过一节课，甚至连迟到早退的情况也从未发生过。有时讲不完，还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为我们加课（当时讲课没有任何酬金）。 遗憾的是，由于我生性内向，不善交际，大学期间，我与李老师除在课堂上见面外，没有什么单独交流和接触，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有时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也能见到李老师去上课，夏日着一件白衬衣，冬日穿一件灰色中山装内套棉袄，一如他的讲课风格朴实无华。 1983年7月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任教。当时学校正筹建历史系。在安排教学任务时，系领导对我说：“你是从曲师来的，那里有两位世界古代史大家，王阁森先生和李永采先生，你曾受教于他们，就讲世界古代史吧。”而我本人对世界史也较感兴趣，还考虑到如果搞这一段可以从二位先生那里得到指教和帮助，有利于日后的发展，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由于讲授世界古代史，在教学和研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所以自然与李老师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联系的途径主要是学术会议期间的耳提面命和通信求教。我第一次参加的世界古代史学术会议是1988年天津年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有幸得到了李老师的当面指教。当时他劝我考研深造。可惜由于外语语种等方面的问题，我一直未得到这种机会，只是利用暑假参加了研究生主要课程讲习班的学习。但这次交谈已使我深深感受了李老师对学生学业的关心。 1990年9月，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重庆举行希腊罗马史学术研讨会，李老师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李老师就古希腊经济的性质等问题作了大会报告，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会议之余，我还向他请教了不少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李老师不厌其烦地作了解读，介绍资料，讲述观点。他学识渊博，谈锋甚健，学术信息、社会新闻、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李老师与人交谈时态度亲切和蔼，使人如沐春风。听他的谈话，不啻是一种享受。这次交谈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搞清了使我困惑多年的古代中西工商业经济的异同问题。李老师指出，尽管古代世界东西方各国经济都是以农为本，但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工商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要大一些；就所有制形式而言，雅典城邦工商业多为公民私有，而古代中国虽有较发达的工商业，但却属于“工商食官”的范畴。后来我在撰写“管仲与梭伦经济改革异同论”一文时，充分吸收了李老师的精辟论述，这篇论文被国内最大的学术期刊《社会科学战线》刊用，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 1992年9月，在南昌举行的世界古代史学术会议上，我再次见到了李老师。在会议之余，在学术考察和返回山东的旅途中，我们进行了深入交谈。除了向李老师请教有关问题外，我也大胆谈了自己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以及今后的科研计划。对我的一些幼稚粗陋之见，李老师不但不以为杵，反而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引导，使我深受鼓舞，增强了信心。针对我未读研究生，专业基础不够厚实的实际情况，李老师还直言不讳地建议我抽时间多读一些古典原著，分出一点力量研究一下史学理论和写作的方法，为今后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后来在通信中，李老师向我提出了一个有关塔西佗民俗学研究的科研选题。信中除详细说明研究的具体步骤、方法和资料来源外，特别要我通读塔西佗的《日尔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然后作出读书札记，在此基础上再进入具体写作阶段。李老师的建议使我获益匪浅。论文初稿写出后，李老师又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并补充了几条重要史料。这篇论文先在中国第二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后被李老师推荐到一家杂志公开发表。《世界历史》和《世界史研究年刊》都对该论文作了评介，有的高校同行师友还将其推荐给学生课外阅读。我想这与李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1998年8月，领导安排我为公共关系专业学生开设“世界文化史”。这门课程对我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如何讲授我心中一点把握也没有。为了讲好这门课程，我专程到泰山慢性病院，一方面看望正在住院治疗的李永采老师，同时也向他请教有关问题。见到李老师后，他不顾病弱之躯，就开设“世界文化史”的有关问题，包括主要参考书籍、讲授范围、基本框架等谈了自己的意见。为了不给老师增添太多的麻烦，我原计划当天返回。但我们越谈越起劲，不觉已近傍晚。在李老师的诚恳挽留下，我只好在那里住了一晚。晚饭后，我们又沿着登山大道边走边谈，话题涉及教学、科研、为人为学以及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悦与烦恼等方方面面，几乎无话不谈，大大丰富了我对学者、教师以及人的概念的理解。从泰安回来后不久，我收到了李老师托人送来的“原始文化史”讲稿。讲稿分十个专题，其中既有总提纲，也有详细的各专题的讲授要点，更有随时搜集补充的各种资料（包括杂志论文、报纸文章、图书图表以及李老师作的读书札记和未发表的论文手稿），还有布置给学生参考的书籍论文索引。望着这套凝聚着李老师心血和汗水的足有八、九斤重的的讲稿及相关资料，我心里沉甸甸的，感动、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从中既可见一位从教50年的老教育工作者对教书育人事业的挚爱和敬业精神。我自认为备课是比较认真和肯下功夫的，但与李老师的工作态度相比，只能感到汗颜和惭愧；同时也使我再次感受到李老师对学生的无私关心和鼎力相助。 近几年，李老师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经常需要住院治疗。每次我们去看望李老师，看到的场景往往是病榻旁堆满了各种资料书籍，戴着老花镜的李老师躺在床上阅读有关资料。原本精神状态欠佳的李老师见到自己的学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滔滔不绝询问学生近况特别是取得的进步。2013年春节前我跟曲师80级李增洪等几位同学去看望李老师，尽管言语表达已有些障碍，他仍然关切地了解我们的家庭特别是孩子的学习就业等情况。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李老师恳切地表达了将他积累一生的有关世界古代史的藏书转赠给我们的意愿。忆起当时场景，仍然激动不已、心潮难平！ 作为教师，最可贵的品格是不遗余力地对后学的奖掖与提携。在李老师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品格。像我一样在学业上得到李老师无私帮助和悉心指导的青年学者是很多的。正因如此，才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年轻学人。1993年9月在天津举行的中国第一次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一位学者在谈到李老师时这样讲：“在田径界，辽宁有支马家军，在世界古代史学界，山东有支李家军。”我觉得此话是很确当的。 李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可以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不但在教学科研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新的进步境界。就是对学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非常关心。对此我也是深有体会的。 1994年秋，我在给94级同学上课时发现有的学生受当时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学习劲头不足，厌学现象比较明显，个别学生甚至不务正业，做起了买卖。我心里对此很不以为然，但又无能为力，就写信给李老师倾诉了内心的不满和烦恼。很快李老师就回了信，信中说：“在学生情绪疲塌时，要宣传北京等地（北大等）学生认真学习的情况，批评不正之风，批评错误思想。当前形势下更需要这样做。”李老师的来信增强了我教育学生的信心，使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个班级的学风很快有了明显改观，有5名同学先后找我选报了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98年考研时，其中的3名学生分别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名牌大学世界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 1996年7月，我因病住院。李老师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当月29日就写信表示慰问。信中劝慰我：“遇病不要急。……对不顺心的事要想得开，看得透，要乐观，保持心情愉快。……非常盼望您能对工作、对疾病、对一切都能处于主动的地位，藐视困难，自强不息！”同时信中还附了两种治病方单。李老师的话给我以极大的精神宽慰，使我增强了战胜疾病的勇气。后来李老师又不止一次地来信，劝我要乐观自然，善于排解烦恼，正确对待疾病，既要注意，又不要紧张。在96年11月20日的来信中，李老师用了6页多的篇幅详细谈了他的建议和一种治病验方的制法及服法。我爱人看了也深受感动，对我说：“你能遇上这样的师长，也算三生有幸了！” 李老师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对学生总能平等相待，从不居高临下。每次写信，都能很快收到他的回信，即使在患病期间也是如此，从来不曾拖延，也从未假手他人。李老师始终像关心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着学生，为学生取得的点滴进步而感到高兴。一封封来信捎来了鼓励和期望，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情和挚意，言语之中流露着亲切和慈祥。 而别人为李老师做点什么他总是念念不忘，即使他的学生晚辈，即使他们认为是份内的、应该做的，他也不情愿接受，弄不好反倒成了他的负担。2001年9月，我考取郭小凌教授博士研究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可能考虑到在京查找资料比较方便，有一次李老师让我帮忙查一点资料，这本是学生应该做的，但李老师却在来信、来电中一再表示感谢，甚至寄来邮票补偿邮资。而他对学生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却不愿得到任何回报甚至感谢。我那篇关于塔西佗的文章从搜集解释史料，形成观点，最后写出初稿，都经过李老师的指点和审阅。但当我在文末附记中提及他的贡献并表示感谢时，他却来信表示了自己的不安，信中说：“您不要太客气，人生难得相识、相知、相助。我和您们（指他的学生）都是相互帮助。愿我们一起来发展我们之间的相识、相知和相助。”世上有这样一种人，竭诚待人，却容不得任何回报。如果你真正了解他、尊敬他，也只能按照他的所希望的方式去对待他。对李老师的关心和帮助，我也只能以百倍的工作热情、敬业精神和教书育人的优异成绩加以回报。 至于李老师的为学和成就，权威学者早有评论，尤其是他对阶级和私有制起源问题的研究、对古代东方社会特点以及分工理论的开拓性论述更为学界所称道。他在大学毕业不久发表的关于古巴比伦私有制问题的论文至今仍被一些高校历史系学生作为重要论文参考阅读。更可贵的是，60多年来，李老师心无旁骛，专心向学，从不曲学阿世，看风使舵，一直耕耘着自己钟爱的学术领域，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和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论语•宪问》篇记载孔子的名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就是为了给别人看，得到吹捧，得名得利得官得高帽。为己就是“读书不肯为人忙”，为了发扬真理，弘扬学术。如果用这一标准衡量，李永采老师无疑属于典型的“古之学者”。 李老师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学者品格、长者风范令我们崇敬不已。可真要写点什么，才知道我对恩师的理解是何等肤浅，自己深感惭愧。不过从我同老师的交往中，至少可以讲，李老师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挚爱教育事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特别是不遗余力提携和奖掖后学的可敬师长！ 作者：陈德正（1962.9-），男，山东潍坊人。历史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兼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山东省世界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主持人，省级精品课程《世界古代史》负责人。获山东省教学名师、齐鲁文化英才、山东高校十大师德标兵、聊城市优秀共产党员、聊城大学首届教学名师、首届优秀研究生导师、第二届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近年专注于古代中西历史异同的比较和世界古代史学科在中国发展历程的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西学研究》、《史学月刊》、《新史学》、《全球史评论》等杂志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世界史》（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历史学年鉴》转摘、复印。影视作品有中央电视台百集纪录片《世界历史》第二集《文明的曙光》和第九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曾获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2项，第26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古典学在中国”（项目编号10BSS001）、山东省高校教学改革项目和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