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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顾颉刚日记》，刚到手时曾匆匆翻过一遍，二〇〇七年十月在大阪关西大学遇见专程去接受名誉博士称号的余英时先生，他送我一册刚刚出版的《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看过之后，对顾颉刚的这部日记更有了浓厚兴趣。去年夏初，要在芝加哥大学的workshop上讲“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自不免又要涉及这个古史辨领袖，便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出《顾颉刚日记》来读，既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学术史资料，也作为异域长夜消遣的读物。但日记太多，在美国没看完，八月回到上海后，在酷暑中仍然继续翻阅。 积习难改，虽是消遣却不想一无所获，习惯性地随手做一些摘录，也断断续续记下一些感想。余先生《未尽的才情》已经讲到顾颉刚与傅斯年、胡适的学术关系，讲到顾颉刚与国民党的纠葛，讲到他一九四九年后的心情，也讲到了他对谭慕愚的一生眷念。夫子撰书在前，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议题可以发挥，只是近来关注“中国”的历史，于是一面阅读，一面随手写一些札记，主要摘录和讨论的，都是顾颉刚日记中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见解。  顾颉刚日记手迹 一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九二〇年代顾颉刚推动“古史辨”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对传统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现代性改造，这一点，王汎森兄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已经论述得很清楚。简单地说，就是在科学、客观、中立的现代标准下，有关早期中国历史的古文献，在“有罪推定”的眼光下被重新审查，人们逐渐把传说（或神话）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以前在古史记中被视为“中国”共同渊源的五帝和“中华民族”历史象征的尧、舜、禹，以及作为中国神圣经典的种种古文献，真实性都遭严厉质疑。 一九二三年，顾颉刚在一封公开信里提出古史辨的纲领，一共包括四点，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因此而被丛涟珠、戴季陶等人惊呼为“动摇国本”。为什么会动摇“国本”？就是因为“民族出于一元”说明中国民族有共同祖先，“地域向来一统”表示中国疆域自古如此，古史传说人物象征着民族伟大系谱，而说古代为黄金时代，则暗示着文化应当回到传统。象征本身即有一种认同和凝聚的力量，对这些象征的任何质疑都是在质疑历史之根，在瓦解“中国”认同的基础。 这里长话短说。对于“中国”一统和“中华民族”同源的质疑，虽然轰动一时，但很快逆转，毕竟形势比人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满洲国”成立、一九三三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加上一九三五年“华北自治运动”的出现，使中国陷入国土割裂的空前危机，中国学界不能不重新调整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论述，特别是从历史、地理和民族上，反驳日本学界对于满蒙回藏的论述，捍卫中国在民族、疆域和历史上的统一性。现实情势改变了中国学界，也暂时改变了顾颉刚的立场。一九三四年，顾颉刚与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正如顾颉刚所说，在升平时代学者不妨“为学问而学问”，但在“国势陵夷，局天脊地”的时代，却只能“所学务求实用”。 在这一绝大背景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一八一号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他强调中国自从春秋战国，“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有秦汉统一，“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顾颉刚也一样，原本他并不相信“中国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统的”，他觉得“这实在是误用了秦汉以后的眼光来定秦汉以前的疆域”，所谓“向来一统”只是一个“荒谬的历史见解”，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把历史论述从说明原本并不是一统的中国，变成了强调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 在《禹贡》半月刊之后，一九三六年，顾颉刚与史念海合作编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在第一章《绪论》中，顾颉刚就说：“在昔皇古之日，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先民洒尽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经营，始得近日之情况（指现代中国）。”他罕见地用了“皇古”一词，说“疆域之区划，皇古之时似已肇其痕迹，自《禹贡》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说，各盛于一时，皆可代表先民对于疆域制度之理想”。很显然，这与一九二〇年代的疑古领袖形象已经相当不同，看上去，他好像逐渐放弃了古代中国人种不出于一源、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开始转向论证一个“中国”和一个“（中华）民族”。 在这里说一个小插曲。一九三三年，日本人与内蒙古王公会谈，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而独立。这时，顾颉刚一生仰慕的女性谭慕愚亲身进入内蒙，调查这一事件，并且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底，应顾颉刚之约在燕京大学连续演讲，讲述“百灵庙会议经过及内蒙印象”，揭发内蒙独立与日本阴谋之关系。余先生《未尽的才情》一书已经注意到，顾颉刚在日记中一连好几天记载这件事情，我曾向余先生请教，我们都怀疑，一九三三年谭慕愚女士的调查与演讲，在某种程度上对顾颉刚的史学转向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第二年他与谭其骧合办《禹贡》半月刊。 二 《顾颉刚日记》中留下很多这一观念转变的痕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府南迁，各大学与学者纷纷南下。一九三八年底，顾颉刚去了一趟西北，据日记说，他在途中开始看伯希和的《支那考》及各种有关边疆的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的民族史、疆域研究著作。显然，这种学术兴趣与政局变化有关。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大出版社）引述顾颉刚自传，说他一九三八年在西北考察的时候，曾经偶然看到一幅传教士绘制的The Map of Great Tibet，心情大受刺激。 他认为，满洲“自决”还不足畏，因为那里汉人很多，倒是西藏非常麻烦，“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绝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就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学术与政治，在这种危机刺激下，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顾颉刚在《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且为它撰写“发刊词”，呼吁人们不要忘记“民族史和边疆史”，来“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紧接着，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顾颉刚特别在《益世报》的新年一期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放弃》一文，他说（中国本部）这个词，“是日人伪造、曲解历史来作窃取我国领土的凭证”。二月份，他又连日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明确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并且郑重宣布，今后不再从中华民族之内，另外分出什么民族，也就是汉、满、蒙、回、藏、苗等等。 这篇文章二月十三日起在《益世报》发表后，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巨大反响，不仅各地报刊加以转载，张维华、白寿彝、马毅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讨论。前些年与他渐生嫌隙的傅斯年，尽管主张在国家危机之时，写信劝他不要轻易地谈“民族、边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词”，不要在《益世报》上办“边疆周刊”，但也对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表示赞同，觉得他“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在一封致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件中，傅斯年痛斥一些民族学家，主要是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是拿了帝国主义的科学当令箭，“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进行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 从《顾颉刚日记》中可以看到，顾颉刚对自己这一系列表现相当满意，他一向很在意别人对他的反应。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记载说：有人告诉他，《益世报》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有《中央日报》转载，“闻之甚喜，德不孤也”。二十二日的日记又记载：有人告诉他，“重庆方面谣传，政府禁止谈国内民族问题，即因予文而发。此真牛头不对马嘴，予是欲团结国内各族者，论文中彰明较著如此，造谣者何其不惮烦乎”。到了四月十五日，他又在日记中说：方神父告诉他，这篇文章“转载者极多，如《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安徽屯溪某报、湖南衡阳某报、贵州某报，皆是。日前得李梦瑛书，悉《西京平报》亦转载，想不到此二文（指《益世报》所发表）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万章信，悉广东某报亦载”。 三 来自学界的争论风波与舆论压力，也影响到政党与政府，此后，国民政府不仅成立了有关西南的各种委员会，国共两党也都对西南苗彝发表看法，连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委员会也特别要确认教材的“民族立场”和“历史表述”。这种观念得到政界和学界的一致赞同。傅斯年还说要把“三民主义、中国史地、边疆史地、中国与邻封之关系等编为浅说，译成上列各组语言（指藏缅语、掸语、苗傜语、越语、蒲语）”，顾颉刚和马毅也建议重新书写历史教材，“作成新的历史脉络”，“批判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污染，而导致的学界支离灭裂”。 可见抗战中的顾颉刚，似乎暂时放弃了“古史辨”时期对古代中国“黄金时代”传说的强烈质疑和对“自古以来一统帝国”想象的批判，而对“中国大一统”和“中华民族是一个”比谁都重视，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他为边疆服务团作团歌，其中就写道：“莫分中原与边疆，整个中华本一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在这个时候，原本有嫌隙的傅斯年和顾颉刚，在这一问题上倒颇能彼此互通声气。据顾颉刚的日记记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当他开始写“答费孝通”一文时，傅斯年曾“开来意见”，而顾颉刚则据此“想本文结构”，第二天，他写好“答（费）孝通书三千余字”，同时把稿子送给傅斯年，第三天，“孟真派人送昨稿来”。显然两人互相商量，而且傅斯年还提供了一些可以批判民族学家们的材料。又过了十几天，他“抄孟真写给之材料，讫，预备作答孝通书”。从《日记》中我们知道，是在傅斯年的鼓励下，顾颉刚接连好多天奋笔“作答孝通书”，并“将答费孝通书修改一过”。 可见在回应吴文藻、费孝通等有关“民族识别”的问题上，作为历史学家的顾、傅是协同并肩的，他们都不赞成过分区别国内的民族，觉得大敌当前，民族各自认同会导致国家分裂。顾颉刚似乎义无反顾，一向好作领袖的他，这次冲在最前面，把这种维护民族和国家统一的思想推到极端，以致后来对傅斯年也颇不假辞色。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抗战刚刚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贴了一则剪报，便是八月二十七日重庆各报刊载的《傅斯年先生谈中苏新约的感想》。傅斯年在这里说道：中国需要二三十年的和平来建设国家。他提到中苏应当做朋友，又说到新统一的国家初期，需要对邻邦妥协。他还特别在谈到有关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问题时，指出中苏关系中，外蒙古被分割的问题大家最注意，但相关历史却被忽略掉，因为外蒙古的四个汗国，即车臣汗、土谢尔汗、札萨克汗、三音诺颜汗，“照法律是外藩不是内藩”，所以外蒙古与内蒙古、东北不同，与西藏也不一样。 顾颉刚看到这篇报道之后勃然大怒，不仅瑜亮情结再一次被拨动，爱国情绪也再一次激发，他在日记中痛斥傅斯年：“此之谓御用学者！”并加以解释说：“这一段话，当是他帮王世杰说的。”下面，顾颉刚又写道：“闻人言，有一次为新疆问题开会，孟真说，‘新疆本是我们侵略来的，现在该得放弃’。不晓得他究竟要把中国缩到怎样大，真觉得矢野仁一还没有如此痛快。割地即割地，独立即独立，偏要替它想出理由，何无耻也！”他也许忘记了，当年傅斯年挺身而出主持《东北史纲》的撰写，就是为了批驳矢野仁一，捍卫东北作为中国领土的。 这也许可以让人理解，作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何以在抗战之中，会去草拟“九鼎”铭文，赞颂那个时代的“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四 不过，顾颉刚毕竟是历史学家，是“古史辨”的领袖。超越传统建立现代史学的观念根深蒂固，没有那么轻易去除。在心底里，顾颉刚对于古代中国的看法，终究还是“古史辨”时代奠定的。只是在特定时代和特定背景下，有些话不便直接说就是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他在日记里说有人向他回忆“古史辨”当年在上海大出风头。关于这点，顾颉刚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又很清楚：“在重庆空气中，则以疑古为戒，我竟不能在此发表意见。孟真且疑我变节，谓我曰：君在学业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尝屈服，只是一时不说话耳。”这是他的自我安慰，也是他的顺时之策，因为在那个太需要国家认同的时代，再强调瓦解同一历史的古史辨思想，就有些不合时宜。 历史学家常常受时代和政治影响，这也许谁都无法避免，但一旦现实情势有所改观，原本的历史意识就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在私下里，不免故态复萌，也会说些真心话。顾颉刚日记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有一则记载，很值得注意，他说：“（赵）朴初作文，有‘自女真族统治中国以来’一语，有青年批判，谓女真族即满族前身，而满族为中华民族构成一分子，不当挑拨民族感情。奇哉此语，真欲改造历史！去年闻有创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的大国’之说，已甚骇诧，今竟演变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大族’，直欲一脚踢翻二十四史，何其勇也？”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资料。顾颉刚虽然在抗战时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但骨子里却仍然相信民族的历史变迁，并不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这种想法常常在他脑海里浮现。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他在日记中记载：“（黄）少筌谈北京史学界近况，知某方作中国历史，竟欲抹杀少数民族建国，谓中国少数民族无建国事，此之谓主观唯心论！”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判断。不过，形势比人强，何况家里还有一个时时令他看风向不要说错话的夫人在。 我在日记中看到，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他对来华跟他学习古代史的朝鲜学者李址麟有些戒备，为了让自己免于犯错，他先走一步，给中华书局写信，说李的《古朝鲜史》很有问题，“朝鲜史学家以古朝鲜曾居东北，受自尊心之驱使，作‘收复失地’的企图，李址麟则系执行此任务之一人。其目的欲将古代东北各族（肃慎、獩貊、扶余、沃沮等）悉置于古朝鲜族之下，因认我东北全部尽为朝鲜旧疆。今更在东北作考古发掘，欲以地下实物证之。而我政府加以优容，甚至考古亦不派人参加，一切任其所为。予迫于爱国心，既知其事，只得揭发。” 差不多半年以后，他与张政烺谈朝鲜史问题，当张政烺告诉他，历史所同仁奉命收集朝鲜史资料的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很得意自己有先见之明，在日记中说，“此当系予将李址麟《古朝鲜史》送至上级，及予于今年八月中旬写信与中华书局之故。” 五 读《顾颉刚日记》，断断续续用了我一个多月的闲暇时间。看完这十几册日记后，记下的竟然是一些颇为悲观的感受。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历史学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呢？读《顾颉刚日记》，想起当年傅斯年从国外给他写信，不无嫉妒却是真心赞扬，说顾颉刚在史学上可以“称王”了，但是，就算他真的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的“无冕之王”，这个历史学的无冕之王，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情势变化，保持学术之客观吗？他能遗世独立，凭借学术与政治上的有冕之王抗衡吗？ 二〇一四年七至八月摘录 二〇一五年一月写于上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