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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8日清晨，良师沈渭滨先生在上海中山医院因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我是第二天在从南通开往横店的长途汽车上，从友人打来的电话中获悉这一噩耗的，悲从中来，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继续与友人的交谈！今年春节前夕，我按惯例在南通给沈先生拜年问候。汤师母代接电话后，称先生卧病在床，不便交谈，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以为沈先生以往每次生病都能转危为安，这次定会如此。心中不禁暗暗祈祷，祝愿冬去春来，沈先生早日康复。但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沈先生在来势汹汹的病魔面前竟告不支，永远离开了我们！ 沈先生一生在学术上涉猎很广，不仅是“会通型”的历史学家，而且在中国近代史许多领域别开生面，卓有建树。我得以结识沈先生，即源自他与杨立强等人整理、编撰的《张謇存稿》。众所周知，张謇是南通籍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存稿》1987年出版之际，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张謇研究逐渐复苏之时，也是在南通高校任教的我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张謇之时。当时市面上很难寻觅到张孝若1931年版的《张季子九录》，而1994年版《张謇全集》还要等上七年才面世。恰恰在这一资料匮乏的空档期，我某次出差去上海，在书店幸运地购买到一部《张謇存稿》。这是我从事张謇研究后接触到的第一部张謇文献资料集，也是我首次知道沈先生的大名。翻开查阅，如获至宝，存稿中汇集的函电、告启、诗文、家书，以及说略账略等，文字量达五十余万，还包括诸如国家图书馆所藏《赵凤昌藏札》与南通档案馆所藏未刊文稿等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故《张謇存稿》随即成为我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记得1991年后我在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的有关论文中，所引资料每每出自《张謇存稿》。可以说，《张謇存稿》陪伴我在张謇研究的道路上一路前行，我也一直受惠于沈先生等人收获的成果。沈先生后来告诉过我，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认为张謇这一历史人物值得研究，必须研究，而资料又是研究的基础，尽早整理、编撰一部张謇文献资料集十分重要。为此与杨立强先生专程从上海来到南通，会同本地一些学者蹲守南通图书馆、档案馆，爬梳剔抉，参互考寻，终结硕果。其眼光之独到、认识之前瞻、劳作之辛苦，令我等后继者感佩不已！自然，《张謇存稿》陪伴的并非我一人，国内许多从事张謇研究的学者，应该都从中得到过学术上的帮助。如果说，章开沅先生的《开拓者的足迹》，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张謇人物传记的开山之作与扛鼎之作，则沈先生等人的《张謇存稿》，如同沈家五、严学熙等人的《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与《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一样，亦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张謇文献资料的第一批重量级成果，前承《张季子九录》《柳西草堂日记》，后开1994年版、2012年版《张謇全集》等张謇文献资料集之先河，功莫大焉！ 我从沈先生处首先收获的是张謇研究的珍贵资料，但沈先生给予我的绝不仅限于此。九十年代后期，我因痛感以往国内研究中张謇年谱的缺失，酝酿编订一部《张謇年谱长编》。考虑到工程量比较大，计划将长编分为“晚清篇”与“民国篇”两部分，按照时间顺序，亦按难易程度，先编“晚清篇”。编订过程中，我除了从沈先生1999年出版的另一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得到不少帮助外，还遭遇了诸如体例、行文、注释上的许多疑难问题，求解不得，渴望有人指点迷津，这就自然想到了沈先生。我早知沈先生为复旦教授，心存敬意，并一直以其为师，受其恩惠，但亦一直未与谋面，每拜读于他的学术成果，隔空请教而已。在初步完成“晚清篇”书稿后，2001年我经上海某高校另一位老师介绍联系上沈先生，几度电话与信函往返后，我的见面请求得到了沈先生同意。同年秋季某天，我携带“晚清篇”书稿，专程前往上海，经过几次换车倒腾，终于到达七宝镇沈先生寓所，这是我与沈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见面我即表白，虽然我长期以来从沈先生处获益良多，但我生性愚钝，今天才得以当面请教。我从未进入复旦校园，请允许我以私淑弟子自居吧！沈先生连说不必不必，相互学习吧！他热情接待我，对我遇到的问题一一提出意见，让我大受启发。他完全以平等地位与我交流，开始建议我取消书稿中每年先阐述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内容，待倾听我申述理由后，他认为还是保留这一内容为宜，毫无名师架子。他还表示详细意见要待他研读完书稿后再行交流。尤其使我受益的是，他支持我编订张謇年谱，并告诫我学术园地不再是一方净土，希望我不受浮躁学风影响，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将研究坚持下去。第二年5月2日，为了能获得沈先生更多的帮助，我再次前往拜访，这次随我同行的还有我夫人、女儿与准女婿，亦即我的全部家人。由于沈先生此前已看过书稿，这次提出的指导意见比上次更为具体，许多书稿页面上旁注用工整漂亮的小楷写成的修改意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备受感动。我还围绕某些问题向他深入请教，他都给予了回答，并再次告诫我搞学问勿忘如何做人，要对得起学问之道，对得起天地良心。当时恰逢我女儿与准女婿双双考取复旦大学MBA工商硕士生，我向沈先生坦陈，我1977年参加高考时就对复旦心向往之，未能如愿，我女儿与准女婿现在代我实现了这一愿望，望沈先生今后对青年学子犹如于我多予帮助。沈先生听后十分高兴，对我女儿与准女婿讲了不少鼓励的话。于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准女婿在沈先生寓所为我与沈先生拍摄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现在成为我缅怀沈先生的珍贵纪念。 两次拜访给我编订年谱帮助不少。2002年年末，我的《张謇先生年谱（晚清篇）》出版，我随即赠予沈先生，并在原有基础上转入《张謇先生年谱（民国篇）》的编订。2007年年末，我的《张謇先生年谱（民国篇）》书稿获评国家社科后期资助课题，我立即电告沈先生，与之分享喜悦。沈先生极为高兴，说了许多勉励的话，希望我戒骄戒躁，努力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书稿。这期间，我还在许多场合有幸见到沈先生，例如，在中国史学会、海门市人民政府于2009年举办的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上海市政协、上海中山学社分别于2007年、2008年、2011年举办的“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上海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上。每次我都抓紧机会，聆听沈先生的发言。沈先生的大家风范、精辟见解，往往成为会场交流中的兴奋点。我亦每每从他的叙事、说理、辨疑中，触类旁通，吸收营养。在研讨间隙，我还抓紧与沈先生私下交流，向他汇报编订年谱的进展与收获。2013年，海门市张謇研究会举办“纪念张謇先生诞辰一百六十周年暨张謇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盛邀沈先生莅临指导。我也接到参会邀请。正当我为能再次与沈先生见面感到高兴时，被学院告知该学年毕业生论文答辩的日程安排，发现与海门会期冲突，结果只好遗憾地电告沈先生无法会面了。记得沈先生还安慰我：“没关系没关系，工作为重，来日方长。” 是的，沈先生即是一个终身以工作为重的楷模！沈先生自1961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到2014年出版《道光十九年》，再到今年3月发表《当代上海学研究的三点希望》，笔端涉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会党史、区域文化史、社会史、人物研究与地方史志等许多领域。五十五年学术生涯中，何尝又有过一时半刻的休眠期！真是生命不止，工作不息！我虽然再也见不到敬爱的沈先生了，但是薪尽火传，发扬先生的治学精神，延续先生的学术生命，是弥补这一遗憾与纪念沈先生的最好办法，也应该是沈先生对我等后继者的最大期待。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