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尽天涯路” ——清华园内访何老
| | | 何兆武先生已九十有四了,还依然像个孩子。他说聊天最好。聊着,聊着,他与文靖就聊出了颇受关注的《上学记》。说不定,聊着,聊着,还会聊出一个《上班记》,再继续聊,就会聊出一个《退休记》或《黄昏记》来。 先生对我摆摆手,笑道:《上班记》不好写,《退休记》没什么可写……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纪念日,我应邀出席该所庆典。开会前一天,乘京沪高铁,南站下,直奔清华,专程去看望何兆武先生。 夕阳西下,京城渐渐被暮霭笼罩。此刻,我已走在清华园内的小路上,忽然想到了季羡林先生在二十三岁时写的一篇散文《黄昏》,作者用诗化的语言写道:“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一路遐想,连近春园之荷塘、水木清华之意蕴、二校门之风格,都未及一一细看,即使是陈寅恪、梁林(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也只能投去深情的一瞥,为的是要拜访编织这“童话”故事的主角何兆武先生。 先生知道我要来看他,早就在书房等候。何老住三楼,老房子,没有电梯,过道很小,扶梯也很狭窄。我拾阶而上,房门开着,一眼就瞥见了他。我捧着一杯茶,看着上面冒着热腾腾的烟气,三十年前与何先生相见时的一幕顷刻间又浮现在我眼前…… 记得那天是与先生第一次相见。那次他南来复旦开会,同行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文杰教授,他与我同姓亦同行,研究西方史学,专注汤因比。说实话,那次开会的具体情况全忘了,但有一件事迄今还难以忘却。那次,我在文杰兄引导下去看他,先生正躺在床上,文杰兄说他来上海后,水土不服,腹泻不已,不思茶食。我听后,即向文杰建议,在复旦招待所对面,新开了一家吃食店,那儿的阳春面我吃过,好吃,要不我去买一碗试试看。文杰说好,我的建议也获先生赞同,他说,腹中空空如也,试试吧。稍顷,一碗沪式阳春面放在他面前,热气腾腾,褐色的汤中浮着丝丝银白色的面条,面条四周飘洒着青白相间的葱花。我生怕先生吃不了,特为要了个中碗,要我吃,肯定要大碗,还得加一块焖肉或熏鱼什么的。先生先喝了一口汤,连说好喝,接着“奇迹”发生了,竟把这一碗面吃了个碗底朝天…… 何老从书堆中很麻利地取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一书赠我,中止了我的回想。他还在扉页上题了“学无止境”四个字,笔力遒劲。康德的这本名著,我读过,很难读懂,不过其首篇《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英译文,我倒是啃过,不管怎样,确如先生所言,要读懂康德,确实是要费一点力气才能啃得动。 其实这本书(1997年版),先生早几年就寄我了,是他老糊涂重复送我了?不,何老并不糊涂。我稍一浏览,发觉这次他给我的是一个经先生精心修订的新版(2013年版)。2014年,恰逢康德诞辰二百九十年之际,何老的历史哲学成果的结集,又与康德这书同名。当下,康德研究日隆,康德的哲思再现时代魅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步,并非偶然。在此,我们对先生的“引渡”之功,该是何等地感激。对于这位前辈学者的“学无止境”,又是何等地崇仰呀! 作为翻译家的何兆武,确实建功至伟。我最早接触到的,也是何先生的译作。就我所知,他的译著不下十余本,在此不容一一胪列。在中国新时期,何译《历史的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流传坊间,泽被学林。其译作“意达辞雅,文质兼美”。在学界,“何译”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何译”之于西方史学,就像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当代儒林之佼佼者,有哪一个能绕开“何译”。就我个人而言,也在“何译”的伴随下,慢慢地臻至老境。想到这里,我不由要对这位坐在我面前的老人,深深地鞠上一躬。又,听说商务印书馆要给他颁发一项西书中译的终身成就奖,这一项殊荣颁给何老,当是实至名归。 他是一位具有思想家底色的历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中,他是一个“领跑者”,与众多的跟跑者保持足够的距离 何老住的是老式工房,与我曾在虹口凉城新村五区住过的旧房子差不多,估计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盖的,现在已落伍了。进得屋内,是一个小厅,阿姨收拾得很洁净。步入书房,迭现逼仄,近窗是一张写字台,桌子上堆满了书,根本没有写字的地方,右侧靠窗是一张单人床,室内除一把椅子外,没有沙发,其余空间为书柜所占,来客人还须从厅里搬凳子来坐。 来客见状,都很惊诧,这就是一位史学大家的居所? 先生总是很淡然地回应说:“清华在蓝旗营,为教师盖新楼,分给我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条件很好,我有机会搬到那里去住。”说到这里,他看了我一眼,半是自语,半是回答:“但是,你想我还能活几年,搬一次家要操多少心,还不如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住着。前几年,我因病住院,家里人趁机把房子装修了一下,但是这间书房还是没有动,保持了原貌。” 一旁阿姨边给我添水,边说,先生不让我整理,怕我弄乱了,找不着要找的东西。 的确,这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都有这样的体会。在这里,不妨插上几句: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大师兰克,在耄耋高龄之际,双目已失明,但还在口述《世界史》,由助手记录成文,需材料佐证要查书时,这位德国老人说:“那本书在里层靠窗口的那一格书架上,”又不忘唠叨:“请不要随便搬动我的书,更不要根据大小把它们放在一起。”我想,何老于此,不仅做法一致,且心灵相通,东西方的这两位史坛元老,或许有着超越时空的对话。 何老就在这所普通的房子里,生活着,工作着,做着非凡的事。 他为中国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这位古稀老人写出了系列华文,多个案之作,持论精辟独到,分析深邃有力,堪称佳作,成为当时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随着他的引导,克罗齐、柯林伍德、波普尔、梅尼克、沃尔什等西方历史哲学名家,为中国学者所知,他们的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学术界。何老在这方面的成就,确立了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范型,是这个领域中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可以预期的时间里, 还没有人可以企及。 他为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学贯中西,又毕生献身学术,矢志不渝。已如上述,他的译作等身,为国人了解西方,睁眼看世界,创造了条件。他既西译中,也致力于中译西,他与友人合著的《中国思想史》,由先生译成英文西传,又在弟子彭刚的协助下,用英文撰写了一部古典时期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著作,为域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方便,有人称他为“文化摆渡者”。是的,倘若没有何兆武们,中国人也只能望河长流,望洋兴叹,永远到不了彼岸,反之亦然。 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具有思想家底色的历史学家,因而在学术研究中,他成了一个“领跑者”,与众多的跟跑者保持足够的距离。那些浸透思想的文字,在他书中闪现,始终昭示出生命的活力;他坚信,没有思想就无以了解一个历史时代的灵魂,而没有了“史学之魂”,其历史研究只留下一些“碎片”,那还有什么意义,遑论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 每当说及在西南联大这七年的读书生涯,他就会显得十分兴奋,笑道:那真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何老就这样工作着,快乐着,全然不顾生活条件与工作环境,整天喜眉笑眼的样子。看着他,我想起了去年刊登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我与京城四老的书缘》一文中的题头照:左边的何先生乐呵呵地,也感染了我,笑嘻嘻的。回想这张照片,大约是在2003年秋日拍的,具体日期记不得了。距今十年前,在复旦园又见到他的身影,那是在复旦文科楼九层历史系会议室里,我正与先生聊天,其乐融融,陈新抓拍了这张照片。就这样,他不断地哺育、滋润着我的众多弟子,而通过他们又传递给我,温暖着我的心…… 我们就这样聊着,漫无边际,没有目标。此时,我不只是一个聆听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在这交互融通的对话中,分享与认知先生生命旅程中的欢乐与痛苦,顺利与坎坷。 何老祖籍湖南岳阳,1921年生于北京,自幼在京城受教,直到高一时才回到故乡。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1956年至1986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教授。每当说及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这七年的读书生涯,他就会显得十分兴奋,笑道: 那真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这也许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那就让我们分享吧。 老人娓娓道来,仿佛有点像“白头宫女话玄宗”的况味。在那里,他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先后读了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系,自由地转系,自由地读书;在那里,他曾得以一睹陈寅恪、钱穆、沈从文、雷海宗等学士名流之风采,并从他们的教学中受益;在那里,既有像他的同学汪曾祺在“跑警报”中那样的趣事,也有闲情去茶馆喝茶、聊天,还有看好莱坞原版电影的逸致…… 他说聊天最好。聊着,聊着,他与文靖就聊出了颇受关注的《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执笔,三联书店2006年版)。说不定,聊着,聊着,还会聊出一个《上班记》,再继续聊,就会聊出一个《退休记》或《黄昏记》来。 先生对我摆摆手,笑道:《上班记》不好写,《退休记》没什么可写。对此,我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在先生已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他见证新旧中国,经历“文革”前后,目睹世纪交替。倘《上学记》接续《上班记》再接续《退休记》,串联起来,将会折射出现当代中国的风云变幻,更可映照出现当代中国学术史的新陈代谢。记录这一页历史,不仅是口述史学的题中之义,而且是我们后辈的一项历史责任。 夜幕降临,我起身告辞。先生频频向我招手,微笑着。 夜色渐浓,我又走在清华园的小路上,校园静悄悄的,行人稀少。我不禁又想起了季老写的《黄昏》,不,那是刚过弱冠之年的季羡林写的,我佩服青年季羡林能如此惟妙惟肖地揣摩老年人的黄昏:“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且看,为何先生口述《上学记》执笔的文靖女士在《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中,这样描写何老的“黄昏”与“童话”: 何先生讲话风趣得很,八十多岁依然像孩子一样满是奇思妙想,平平常常一件事,被他一类比果然显得滑稽,说到兴起处自己先忍不住咯咯地笑,就算一只路过的蝴蝶也要染上他的快乐,每天陪着这样一位老人,书房里的桌椅板凳该是怎样的幸福呢。 如今,何先生已九十有四了,还依然像个孩子。不过,近年先生为病所困,已很少外出散步了。但我仿佛觉得他仍行走在路上,饱经沧桑的背影仍闪烁在清华园内。想到这里,我忽然有一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喟叹。是的,先生在路上,留下了他无数次行走的脚印,这脚印,犹如茫茫大漠中听到的先行者的驼铃。“望尽天涯路”,我们后辈将沿着先贤的路,一步一个足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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