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人楩先生与张蓉初先生，摄于1964年秋。 一个社会的进步只能依赖教育、沟通和说服，而不是依赖愚弄、欺诈和暴力。杨先生在多篇文章里重复说，贫弱和物质匮乏绝不能成为放弃教育和办劣质教育的借口，教育要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锋。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历史专业的老前辈、法国大革命史专家杨人楩先生（1903—1973）。我希望我在这里对杨先生思想的初步阐释，能够让更多人注意他，能够让更多人阅读他的作品。我也希望大家就我的意见提出批评。 张蓉初先生是杨先生夫人，北京大学俄国史教授。她的文章《怀念杨人楩同志》发表于《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5辑（1983），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杨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和成就。在民国时期的著名教授里面，杨先生是极少数专门从事外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张先生提到，杨先生学外语出身，先是在实践中翻译和讲授外国史，逐步深入，之后在牛津获得系统训练，专攻法国大革命史，建国后又成为非洲史研究的开拓者，怀抱“终身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信念，并且坚持到底”。1939到1946年，他在武汉大学讲授西洋通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史、19世纪欧洲史、西洋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是当时武大最受欢迎的几个教授之一。从1946年到1973年，杨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期是欧洲近代史的主要教授。1958年以后他积极开拓非洲史研究这一新领域，写作和出版了《非洲史纲要简编》，培养了该领域优秀的专家学者。但是他对法国大革命史一直保持关注，北大的张芝联先生和高毅教授的法国史和法国大革命研究都继承了杨先生的学术风范。 杨先生的史学著作和社会政治评论带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和革命倾向，同时也有贯彻始终的独立精神。 “教育几乎是万能的” 杨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关怀曾经展示在他对一个外国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当中，即他的《圣鞠斯特》（商务印书馆，1957年），以他上个世纪30年代在牛津的学位论文为基础，部分内容在1941年以文章形式发表，全书初版于1945年。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中国，杨先生特别关注的是圣鞠斯特这位雅各宾派政治家的革命精神，对社会革命总体上流露出的是赞许的态度。但是如果纵观杨先生的其他著述，他实际上更加支持温和渐进的社会改良，尤其是借助教育手段获得的社会进步，为此写作了大量文章。 他在青年时期发表的不少文章具有社会调查和研究的性质，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学研究，而且已经显示出他作为严肃学者的卓越素质。他在关于教育问题和妇女问题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研究的深入必须依赖田野调查和统计数字，常常感叹当时政府在调查和统计工作方面的薄弱和不作为。他在《教育散论》（1930）里指出，民国政府不曾公布教育经费在公共开支中的比例，使得相关的研究无法系统进行。而在同年编译的《英国教育之进展》里面，他也提及研究中国教育之难度在于“一点统计都没有”的困境。 从20年代到40年代，他一直不断写作讨论教育问题的文章，介绍苏联、德国和英国前沿的教育动态，在国内最早论及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教育理念，也探索在中国办教育和改良教育的思路。他在1942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写了《大学教育与青年》，呼吁学生摒弃职业观念，以教育改变气质，减轻“粗鄙庸俗之程度”。这其实是他一贯的教育思想。在1928年发表的《艺术化的教育论》里面，杨先生特别强调说，教育一定不能功利化，因为功利化算计对学生伤害最大，消灭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破坏了学校里面一切“美丽的、悦耳的、甜蜜的”东西，使得学生憎恨所处的环境。即便是工作的效能因为教育而提高，那也是因为性情的陶冶、品格的修养和积极人生观的确定首先改善了人的素质。这样一种教育观自然使杨先生厌恶教育界的种种媚俗弊端，尤其看不惯那些专心致志于自私功利目的的“名教授”。他希望在大学提倡牛津和剑桥的导师制，重视教师对学生的细致的个别指导，但是他告诫学生：“请你当心上‘名教授’三字的当。” 《大学教育与青年》一文对“名教授”的调侃道出了当时大学里面的不良风气，也提醒我们不要过度浪漫地看待抗战时期在后方大西南地区的学校。通常行文柔和温润的杨先生在这里当然不便点名，但是语气十分尖锐：声名很大和派头十足的名人并不一定是好教师，因为不一定名实相符，因为傲慢和固步自封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另外有些名实相符的优秀学者也因为骄傲而误人子弟，譬如希望学生照样拷贝自己的学术理路。杨先生举例说，这些名教授不可一世，甚至强迫自己的学生模仿自己的弱点，譬如自己不会外语就不让学生学外语，甚至“以仇视态度，鄙之为不足学”。他举出的另外一个例子可能在大后方学校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当时流行的“通人”之论，不少学者并非是学有专长的专家，譬如“地理教师也可谈理学”，对教育“产生难以想象的恶果”。因此杨先生敦促学生，千万不要“非其师之书不读，非其师之言不引”，而要有“离经叛道”之精神。当然他同时也是在提醒老师们不要“神气十足盛气凌人”地摆出骄傲的样子，而是要谦虚谨慎，不断提高自己的学问。 一个社会的进步只能依赖教育、沟通和说服，而不是依赖愚弄、欺诈和暴力。杨先生在2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办好学校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即便是在贫穷和落后局面中，克服困难去勉力推动教育是进步的唯一出路。所以他在多篇文章里重复说，贫弱和物质匮乏绝不能成为放弃教育和办劣质教育的借口，教育要成为社会进步的先锋：“教育可以使各个人健全，因而可以使社会健全；教育可以救国，教育可以改造社会；——教育几乎是万能的。” 透彻地了解外国历史和文化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得不努力去做的事业，这也是杨先生作为世界史学者一贯提倡的。他甚至把了解外国国情与国运盛衰联系起来，认为要取得抗战之胜利不仅需要了解日本等敌国，也需要深知美苏等盟国。他还强调说，这项工作不是廉价的宣传和普及，而应该是建立专家的队伍来深入进行。但是杨先生在他关于教育的演讲和文章中更多地是在呼吁青年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准则，希望他们不要落入“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陷阱。在《论不妥协之精神》（1944）里面，他鼓励青年学生继续坚持抗战所激发的不妥协精神，要有正义感，不去做“其他形形色色的人”，而且要坚守原则：“知是非而不争，必先待其及于一己才大张旗鼓，只是土劣行径，无异是颠倒是非。知是非而不敢争的人是懦夫，争而不能以不妥协精神出之的人是败北主义者，均不足以言争是非。” 不要“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陷阱，杨先生在他的圣鞠斯特研究中敏锐地注意到了。他在20年代末翻译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曾经大力赞扬革命及其领袖，认为他们都是“赤心以全身心来从事革命”：“他们的行动与策略，虽不无可议之处，但他们的良心和骨气却保存着，他们不曾会自己打算来趁火打劫。”而在1941年发表的对圣鞠斯特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论文里，杨先生却更加谨慎，表达的见解更加全面，更加担忧革命者的崇高目的也许会驱使他们做出伤害自由和人民权利的事情。这可能是我们过去在解读杨先生这一著作时忽略的一个方面。 在《圣鞠斯特》里面，杨先生原则上承认圣鞠斯特作为革命家的个人品格“几乎是无可责备的”：“为着忠于革命之故，他毫不怜惜地要扑灭敌人，遇必要时，也许不免残酷。一个具有此种性格的人，倘使是一个无政治理想的机会主义者，则不仅可怕，而且是有害的，幸而圣鞠斯特并非如此。”这段话，如果放在整个著作里去衡量，我们会认识到杨先生思想非常有趣的一个特点：他对革命是有很大好感和强烈向往的，但是他不能接受残酷的流血和个人权利被践踏。这一倾向就使得他对圣鞠斯特所鼓吹和实施的具体的革命措施产生很大的保留，忍不住进行批评。他尤其不能接受的，就是革命浪潮中时常出现“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弊端。 杨先生注意到，圣鞠斯特在理论上是反感暴力和主张个人权利的，而在雅各宾派实行恐怖统治的时期，所有这些原则都屈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革命第一”，以革命和自由的名义，一切都可以牺牲：“只要自由有保障，就是把一切虚荣送上断头台、送进坟墓、将其毁灭，都无关紧要。”圣鞠斯特最终甚至也违背了共和的基本原则，提出“在一切革命中，必须有一位独裁者以强力来拯救国家”。而到了恐怖时期处死敌对者的问题上，杨先生的语气也很有意思：圣鞠斯特只认为自己这伙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他人都是敌人，他“用这简单的逻辑，不费力地将其所要打倒的人呼为‘嫌疑犯’或敌人”。 《克罗齐论政治与道德》，是杨先生于1947年发表的一篇长文。在当时动荡的局势中，他就克罗齐的见解评论道：“宗教或道德的精神有时的确不易表现，但它并不萎缩或僵化；燃烧在人类心中的火焰——历史学家所赖以洞烛事变的火焰——永不熄灭。只知注目于现实的懦夫，每每劝人向现实低头，拿‘历史必然性’的诡辩来抹杀道德意义，这便是不了解历史真义的悲观论。”实际上，在同一年发表的批评国民党的《论宣传》一文里，杨先生已经直截了当地谈到，“近代实际政治逐渐与伦理脱节，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为要达到目的，不复计及此宣传工具所能产生的罪恶，不暇掩饰其丑陋。”他同样引用克罗齐的话说，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任意使用任何打击人的暴行，是不道德的行为。有着这样的历史观和道德感的杨先生，对圣鞠斯特以及雅各宾派的激进暴力和恐怖政策怀抱深深的踌躇和疑惑，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如果杨先生能在改革开放年代重新修订他的著作，他对圣鞠斯特的批评会更加明确和系统；对革命为了崇高目的而容忍道德堕落，他会有更尖锐直接的批评。 在历史和社会研究中坚持和彰显鲜明的道德观念，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急切需要的。 读史以“应付我们的现代社会” 杨人楩先生希望大家读历史，并从中学会做人，但是从来没有突出地倡导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去发现现代社会建设的思想文化基础。1930年11月20日，杨先生在苏州女子中学作了题为《关于读史与做人》的演讲。他提出，“我们读史的目的，只在它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人。换句话说，就是拿历史观念来应付我们的现代社会。”他认为，过去对历史的解读有很多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是叫我们做奴才，做孝子贤孙”。在他看来，忠、孝、节、义“使我们的祖先做了奴才”，“‘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是我们历史上之全部政治的缩写”，而一部《资治通鉴》则是“历史之给统治阶级作奴化人民的工具”。那么在杨先生看来，抛却了奴性的历史观，中国古代历史在正确观念的指导下能够如何帮助我们来应付现代社会呢？在这里我们发现，杨先生对造反与革命的兴趣此时就已经浓厚。他说，像黄巢、李自成和张献忠这样的人物旧史书把他们描写为不安分的强盗，而如果人们有了做人而不是做奴隶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因为受到压迫和剥削而反抗，因为饥饿而造反。他指出，对这些农民领袖，“用奴才的话，便是‘造反’；用做人的话语，便是‘革命’”。他继而便婉转地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做了辩解：流寇之共同原因是饥饿，“则我们可以拿这个结论来推及我们的四周，看是不是真确，看是否也有着严重的情况，于是我们便悟出了一部分做人的道理”。 而在十几年之后，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杨先生仍然赞成革命，但是不赞成为了革命可以无所不为、可以不择手段。他并不认为在中国社会变革需要走激进和断裂式的道路。他对圣鞠斯特所代表的那种革命方式有深度保留。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