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凌绝顶 晚辈影随形——我与近代史研究所
| | |
我与近代史研究所知遇，历30余年。寂静的楼房，浩瀚的书香，辉煌的学术，深厚的人文，牵我思绪穿透岁月的尘烟，重拾韶华时年。她给我厚爱，予我鞭策，教我感悟山高天近，大象无形……
初识近代史所，是在1978年初冬。一行有赵冬垠、张磊、黄彦、段云章、郭景荣等六人，一为编辑《纪念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孙中山">孙中山ersonName>先生》收集图片，一为《孙中山全集》搜罗原始版本。
因与所里的民国史研究室是编辑《孙中山全集》的合作单位，图书馆允许我们入库浏览，层层叠叠的线装本以及琳琅满目的晚清民国报刊，令人留连忘返。白天在馆内查阅典籍，晚上在阅览室翻阅报刊（一周开放两晚，约至22点）。台湾的《传纪文学》被视为奇货，特别抢手。约半个月，我们便南下沪宁继续行程。
首次入京，受益是意料不及的，也是受用无穷的。差余，有幸拜见了黎澍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李新">和李新ersonName>先生。
一天晚饭后，赵老领我们去拜访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黎澍">黎澍ersonName>先生。黎、赵二老是战友旧交，未及寒暄就滔滔不绝，从战争年代的风烟，到对“真理标准”的理解，发问疑难顽疾，切入社会民生，都是有感而发。讲得最多的是思想解放，一些高层的动向，闻所未闻。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黎">黎ersonName>先生出言鞭辟入里，思想解放程度惊人。对一些敏感的现实每每发出“再也不能这么办了”、“真急人呀”等慨叹，表露了知识分子铁肩担天下的风骨。听话听音，我感到大气候的“春天”将临，科学“春天”之脚步亦近！此次受益良多——学人不能只专注学问，还要关心国家的命运前途，先天下之忧而忧。
某星期天，李新、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赵冬垠">赵冬垠ersonName>先生邀我们游西山赏红叶，同行的还有胡绳武、金冲及、彭明、孙健、尚明轩等先生。大师们不仅对近代史实如数家珍，对枫叶的赏味、山水的兴趣竟也是那样忘情，花草虫鱼说得头头是道，不愧于学富五车！香山、枫叶，我是第一次观赏，而零距离领略大师的谈笑风生更属难能！李先生话音不高，慢条斯理，抑扬顿挫，给人润物无声之感受。他对我这位唯一的年轻人甚为关心，询我姓名，问是哪里人、何时毕业、搞什么方向。我毕竟还有些紧张，说话断断续续，并以普通话说得不好而解嘲。他笑着说：“这不要紧。孙中山的国语也不怎么样。你研究孙中山，从资料入门，方法对头，要坚持不懈。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迎合世界潮流，是一位世界性的人物。研究者要有世界眼光，要不然，我们都跟不上孙中山，怎么研究他呢？”先生的话，浅显易懂，却高屋建瓴，搞学问要具世界眼光尤其意味深长。
1979年秋，随黄彦先生第二次入京，有幸拜教荣孟源先生。荣老住的四合院，老式简朴，书房很大，古籍层层叠叠，一直堆到屋顶。我们专程来寻找有关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的史料，并请教一大宣言的版本问题。荣老搬梯子，爬楼阁，翻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该书印刷粗糙，早已发黄，他一边拍打头上的蜘蛛网和身上的尘埃，一边翻书，与黄先生交换意见，偶尔还有争论。这一次拜访，犹如一堂生动的版本学、史料与史学的教学课，刻骨铭心，对我的学术事业影响深远。
1985年夏秋间，有幸接触刘大年先生。他准备主编一本《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想找一位助手。或许缘于几年来我参与《孙中山全集》和《纪念孙中山先生》的编辑，经王玉璞先生介绍，大年先生途经广州时，从白天鹅宾馆给我打电话。
大人物怎么会找小不点？拿起话筒，传来一口较浓重的湖南口音：“你是王杰同志吧，我是北京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大年。”听完应声，先生谈及编辑出版《孙中山书信手迹选》的设想。他说：“我们素昧平生，希望通过编辑这本书熟悉起来。”先生让我先编出两个目录：一是所有孙氏书信手迹的总目，再从总目中编出《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初目。他说，搞资料很重要，要持竭泽而渔的态度，用“细棒磨针”的功夫，这是做学问的前提。基础做得好，学问才容易做好。他举例说：“我带过研究生，有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就是做一个专题的资料目录和研究综述，即把专题的档案文件、书信、笔记、回忆录、著作、学人研究论著等都收集齐全，再做综述，就是一篇学位论文。论文做好了，对该专题的研究就有了发言权。你没有研究生的学历，编辑手迹选，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先生的话不下半个钟头。言下，教我不要轻视史料，做好两个目录；言外，破例收我读“半个”研究生（仅“目录”，不“综述”，我理解为“半个”）。
为当好“半个”编外研究生，我铆足劲儿，花了约三个月时间，编好三个目录初稿，比先生要求多编了一个[①]，于是年初冬入京“面试”。入住招待所前有一小插曲：王玉璞先生交代平房招待所的同志，说房子是为广州一位来给大年同志编书的客人留的。我到所里便直奔招待所，接待员说：“对不起，住满啦！”我问：“王先生是否预订了房间？”答：“那是留给广州来编书的，好像是一位老先生。”我正想追问来人为谁编书，身后已响起爽朗的笑声：“房间就是为这位年青的‘老先生’预留的。” 张海鹏先生一语解迷。
通过大年先生联系，我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查阅了孙中山的手稿，并有新发现。先生同我们开过两次会。一次，他点名让我发言：“对‘手迹选’，王杰同志最有发言权，他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对细节的考虑也多一些，我们要在尊重他的意见的前提下作全盘的考虑。”听得出，他是对劳动的尊重。为集思广益，他还修书托我面呈中山大学陈锡祺先生，让我随时登门请教。俟将“手迹选”初稿送达先生审定，我便“解甲”南归。后来，从玉璞先生处知悉，先生于审稿期间住院，手术后，躺在协和医院逐篇筛选定稿，亲撰“序言”和“后记”。审完稿，他通过玉璞先生与我通气，终篇准备将商团事件期间致胡汉民廖仲恺两人的函件撤下，换上单独致廖仲恺函（下称廖函）。先生的意境很高远——以孙氏最后致廖仲恺的信为伏笔，借以揭示其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与信心。
“廖函”不能用啊！我鼓足勇气，给先生写了长信，4页纸，从时间、印鉴、信笺、字体以及原由五方面说明“廖函”系赝品，指出：纵然是革命博物馆的藏品亦不足为信。[②]很快，玉璞先生来示：大年先生认为，长信考证充分，说理有据。同意撤下“廖函”，补上“胡廖函”。这一撤换，理性克服情感，“小鬼”说服大师，先生实事求是之治学态度跃然纸上，也恒久印入我的记忆。
该书出版前，我未见过“后记”，及至“一睹为快”时竟发呆了，白纸黑字间我有了“助理研究员”职称。因担心单位说我在外面沽名钓誉，急忙与玉璞先生联系，说明本人不是助研，望能给我的上司作一解释，强调本人确不知情。王先生即向大年先生汇报，先生说得坦然：“请王杰同志放心，助理研究员是我写的。如果他人有异议，就说我自己觉得他是助理研究员便是了。”王先生旋给敝院书记张难生通气，张氏复以“王杰的助研很快就会批下来了”。一语冰释惊惶。
《孙中山书信手迹选》面世当月，值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广东举行，胡绳、大年先生联袂莅临主持，并提出和与会的13名青年照相留念。大家很快以长辈为中心，左右排开。瞬间，大年先生动议，“老同志”各站一边。无论我们怎么推辞，他们都坚持以青年为中心——身教胜于言传，这一细节，于今仍烙印在脑海中。
所里同仁都是关注我成长的热心人，在学术上对我的帮助是无私的。
1982年始，我受命编辑《孙中山全集》第9、10、11卷。[③]住的是6楼办公室，吃在所里饭堂，以所为家。王好立为我到中宣部图书馆查阅报刊牵线，半年间，从《广州民国日报》、《中国国民党周刊》、《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中新发现孙氏的著作不下百篇。中山大学段云章先生对我能查阅《广州民国日报》感到惊愕——该馆于文革前调走了中山大学庋藏的部分该报，他们前往查阅时曾郑重说明原委，却无功而返。
1986年我撰写《论“三大政策”的时代性》，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陈锡祺等先生建议再事修改，争取通过评审入选全国的学术研讨会。我将文稿送耿云志、王学庄先生审阅。从中心思想到整体结构，从段落大意到措词造句，两人逐字逐句批语。拙作几易其稿，入选了全国会议。
我赴澳门的第一张通行证（1999）为尚明轩先生“提供”。 2003年11月，所里与台湾国父纪念馆合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会议提供旅费，“外地”仅我一人。我参加200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评审组，系所里和北京老一辈学人所提携。2009年春，步平先生带队，让我加入所里组团，赴台参与“民生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近代史研究》大刊长期惠赠于我。1998年，曾业英先生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约我撰“孙中山研究五十年”，十年后，又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约我续撰“孙中山研究六十年”。至今还欠着他鼓励我撰写的关于考订《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一文。[④]
我与所里“互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当数改革开放的头几年。
1982-1983年间，办公室主任王培英、刘明远先生两次来广州买复印机，从踩点、采购、雇车、包装到托运，我们不分彼此。据悉，所里利用这几台新玩艺儿，复印珍版《革命文献》，为全国有需求的单位“雪中送炭”，深受好评。刘主任为了答谢，两年春游都邀我入伍。
1983年秋，为耿云志、王学庄先生代买返程机票，我夫妇俩轮班断续排队三天才买下。对今人来说，不啻天方夜谭！
无心插柳柳成荫。1985年春，闵杰先生抽调到中央整党指导小组赴四川蹲点在即，一天，他送我回民盟招待所的路上，谈及同仁有几部著作因订数上不去，四川人民出版社拟将之搁置，内有樊百川先生毕生为“一本书”奋斗的硕果，徒呼奈何！我劝他借‘钦差’之机向当地领导反映，兴许回天有术。一番“高谈阔论”，被跟在后面的该社责任编辑“照单全收”。闵杰走后，该编辑找上门来，“蜀道”变为坦途。
所里同仁都是达观之辈，他们造就了学术辉煌，传播了人生正道。我把它比作高山，赐我仁智；我把它誉为大海，启我淡泊……
拉杂写来，聊以小诗为结：
不识庐山真面目，流连卅载尚拳拳。
钝刀初试裁刚玉，花甲惊临忆故贤。
默默毫端书素纸，殷殷杯酒话忘年。
树犹如此嗟回首，寄望来生续旧缘。
[①] 这是一个范围更广的目录，即涵括孙中山所有书信的总目，有手迹的、无手迹的都入录，以给主编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便于对入选手迹的整体把握与审择。如孙氏给某某写过好些信，涉及多件大事，但所存的手稿仅一二篇，内容却不大重要，是收“人”还是收“信”？需请主编定夺。
[②] 孙中山于1924年10月督师韶关，为应对商团事变，曾给广州的国民党要员写过3封信，一致汪精卫、二致蒋介石、三致胡汉民和廖仲恺。中国革命博物馆所藏之“廖函”，伪质明显。一是时间，商团事件仅3天（10月14—16日）便平息了，“廖函”署为“十月廿一”，以公历算，事件已过五天，显为“多此一举”；按农历计，即更是“马后炮”。仅时间一项，便可证其伪。二是“孙文之印”印鉴的大小不同，即前三函所盖的“孙文之印”同一款，“廖函”之印即异样。三是前三函的信笺皆为“大本营公用笺”（竖排，左边印有“第 页”，中有红条行距，右有“中华民国 年 月 日”字样），“廖函”用的是一般白纸。四是字体，前三函字体清晰，运笔流畅，浑然一体，“廖函”则显出模仿之痕，多处败笔。五是原由难以自圆其说，既然已有一函（第三函）致胡、廖，且“廖函”与“胡、廖函”只字不差，岂非又“多此一举”？“廖函”之假，当与“政治”色彩相关。
[③] 《孙中山全集》为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由三单位合作：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第1、9、10、1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第2、3、4卷，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第5、6、7、8卷。项目资助基金为人民币2000元，整笔拨到所里，尚明轩等先生误以为是分配后所得，便“三下五除二”了。广州两个单位至全集出版仍未见分文。原来每家应得仅有666元6角6分，所里的当事人旋收回“非法所得”，因之成为美谈。
[④] 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的《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为孙中山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源与信息，对编写年谱、传记，价值犹高。但就全集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言，硬伤明显，不事考据之风不足为鉴。表现为：（一）无中生有，将文学作品的对白视为孙中山所出（见该书282页）。（二）重复收录（322页）。（三）张冠李戴，将谕大本营参谋处转发的令，作孙氏的直接命令（397页）。（四）移花接木，将转引文字作“原文”（367页）。（五）随意剪裁（397-398页）。（六）信手拈来，不作考据（259-260页）。该书约有1/2文章属赝品或劣品，亟须指其谬，正其源。
|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