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1日，传来余英时先生获得“唐奖”的消息，这是台湾商人尹衍梁资助设立的科学奖，单项奖金约合一千多万人民币，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学术奖，唐奖有四个奖项，余英时先生获得的是其中的汉学奖。台湾学者李奭学的这篇文章，相信可以增进读者对余先生生平与学术贡献的了解。——编者
    华人世界的政治发展，余教授遥兮心系，学院派的“学者”一称恐怕再难描述其人，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才是形容他的最佳词汇。余国藩教授在克鲁格奖的推荐书上即盛赞道：“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
    余教授相信，整体而言，中国的价值系统经得住现代化——甚至是后现代情境——的考验。中国人所应致力者，是赓续发掘本身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庶几就不会在变局中迷失自己，甚而可以贡献一己，为万世开太平。
    1930年，余英时教授出生于天津市，本贯为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金城村。父协中公（1898-1983）尝留学美国，入哈佛大学，然未及毕业即返国任教上庠，并担任国府军政要职。1937年10月之前，除了天津外，余教授曾随父亲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和安庆诸城。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余父为避战祸，令余教授随伯父回到群山环绕的官庄祖居，一住八九年。
    官庄只有传统私塾，余教授上过三四年，从《三字经》和《百家姓》读起，其后，也听讲《左传》和《战国策》等书，开始与闻中国史籍。不过多年后，余教授回忆起这段童騃岁月，道是读来最感兴味盎然的乃中国古典小说。他从《罗通扫北》读起，继之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荡寇志》、《西游记》与《封神演义》等书，而且相信小说对他的“帮助比经、史、古文还要大”，终而使他“能掌握中国文字的规则”。余教授的中文造诣，因此始于文言文，包括稍长读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私塾的先生，甚至帮余教授打下古典诗的写作基础。
    中学适龄之时，余英时教授离开故里官庄，赴潜山邻县舒城和桐城继续学业。桐城系近世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余教授只受了一点算术和英文教育，时间几乎都用在课读中国古典，而且兴趣盎然。抗战胜利前后，余教授入高中，遂努力补足前此他几未受过的现代教育，而且考进父亲创办的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国共内战期间，余教授回到北平，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深入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种种问题”，同时阅读梁启超、周作人和胡适等人的著作。他虽同情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却和阶级斗争论格格不入，思想走上了“温和的西化派”，影响深及尔后的学术发展。余教授系家中长子，国府仓惶辞庙之际，奉父命留守上海家中。同年秋，他北上考进协中公卒业的燕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西史学。
    1949年底，协中公夫妇由台湾移居香港，隔年元月，余教授赴港和家人团聚，自此离开中国，变成“海外的流浪者”。其时钱穆（1895-1990）和朋友在港草创新亚书院，2月，余教授在协中公带领下经钱氏亲自考试，进入新亚就读。前此余教授已读过钱穆名作《国史大纲》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推崇备至，如今得以亲炙其人，遂开始多年温笃的师生之情，常以《国史大纲》小叩大鸣，进而专攻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如是者五年。
    1952年夏，余教授自新亚毕业，在香港小学任教两年。其间，余教授亦常叩门，私下向钱穆请益。钱穆移居台湾后，余教授每有来台的机会，亦必躬诣外双溪素书楼，闻问受教，一时传为杏坛佳话。钱穆本人是近代新儒家的典型，但他和别出儒如张君劢（188-1969）、唐君毅（1909-1978）等人有所不同，绝不以门户匡限自己，反而承袭了“北宋以来综汇经、史、文学的儒学传统”，尤宗朱熹。钱穆的身教与主张，日后对余教授有绝大之影响，终身几不以欧陆哲学家的语言讨论儒学。
    钱穆之外，余英时教授的另一师承是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
    1955年春，余教授以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身份抵哈佛大学，嗣因得遇杨联陞教授，乃入历史系侧身门下，正式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学问上，杨联陞教授主张“训诂治史”，其次是从食货志出发，致力于经济史的研究。余教授在两方面都深受影响，“训诂治史”实近观念史的研究，从文化中的关键词汇审视史嬗。余英时教授罕做类似题目，但“训诂治史”本身走的就是思想史的取向，是以余教授初读柯灵乌（R. G. Collingwood， 1889-1943），旋即为之折服，颇服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等于为日后的学思生涯觅得重心，也为他的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1962）打下深厚的基础，终于完成协中公未竟的博士学位。
    杨联陞在食货志上的研究，最后形成余教授首部出版的英文专书《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 1967），讨论河西走廊一带的丝路贸易。两者的结合，显然是晚出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987）。
    哈佛大学毕业后，余教授先赴密西根大学执教，1966年，再回哈佛任职，此后则因其英文专著出版，开始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也因其中文著作而使阅众大增，影响遍及东西两洋的华人地区，甚至促使欧美语言的世界，也不能不广为参考。
    尚在新亚就读之际，余英时教授即开始在香港报刊上为文，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尤其关心政治演变，香港时期刊行过《民主制度的发展》（1953）等书。到美国求学后，著述益伙，即使不计学报论文与报刊专文，他的中文著作为数也在五十种以上，而且每有所出，学界争相传诵。1974年，余教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隔年向哈佛请假重返香港，任母校新亚书院校长，而后因新亚并入刚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遂转任中大副校长。1977年因张光直教授力荐，耶鲁大学聘余教授为历史系讲座教授。
    在哈佛教书近11年，除了上述英语专书外，余教授最为人知的著作应为《方以智晚节考》（1972）、《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976）与《历史与思想》（1976）三书。后者影响力遍及历史与其他学界，出版以来，年年再刷，二版且于今春刚刚面世。《方以智晚节考》则从新材料与个人精神世界考得方以智（1611-1671）最后自沉惶恐滩，以死节殉明的故史，透露出明末知识人物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余教授阐幽抉微，考论缜密周延，而方氏隐语系统的破解，更为一功。书中显示的考证之法，突破过去学界窠臼，是今人考证的典范，迄今尤为史家称颂不已。
    余英时教授的论文，时而发表在一般报刊之上，《历史与思想》中收录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1975年便在香港《明报月刊》和台北《联合报》副刊上同时发表，读者益增，包括社会中人，余教授的影响力已不可小觑。其时大陆“文革”未歇，而台湾尚处威权时代，余教授此文一针见血，指出统治阶层历来多有反智倾向，在时局上撼动了尤属台湾的学界，引起不少读者共鸣。余教授身为史家的道德勇气，表现无遗，而中文学界也看到一颗史学新星霍地崛起。
    1976年补写完成的《“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和《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的治术发微》诸文，又深入中国政治史深处，同为《历史与思想》中的名篇，学界无不推崇，而余教授一代良史的地位自此奠定。至于《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对清代中叶的学术世界，更有不同于以往的看法，余教授从戴震（1724-1777）与章学诚（1738-1801）新出的论著推敲，以为此刻学者并非专事文字训诂而已，所谓“乾嘉之学”实含大量的思想与知识论述，“寓思于学”。
    在哈佛任教的岁月，余英时教授也把学问触角伸至文学，显现他承袭自钱穆的博学胸怀。明清小说与民间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自小体认，未曾忘怀，曾就此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柳存仁的《和风堂新文集》撰写长序。余教授攸关中国旧小说的评论，尤以《红楼梦》的研究最为人知。1978年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面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近世红学的发展，一面则提出小说中明显可见有大观园与大观园以外的两个“乌托邦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之见，由此再形成二元对立的小说结构，例如“清”与“浊”、“情”与“淫”、“真”与“假”，以及风月宝鉴的正反两面的世界建构等。余教授认为掌握了此一叙述线脉，“我们就等于抓住了”曹雪芹的“创作企图”及其“中心意义”。余教授之见过去学界并非乏人注意，但他的析论却是历来最精，最详，而且洞见频仍，因使《红楼梦》的研究界广泛引为知己，而由此派生的红学论述乃一一问世。史家余英时，当然身兼红学大师。衡诸钱穆的浸染，余教授此一尊衔，其来有自。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主文，写于哈佛时期，然而成书，却已迟至余英时教授身在耶鲁的十年岁月（1978-1987），而这也是他一生最为多产的时期。这段期间内，余教授还曾应美国政府要求，以团长身份带领美国汉学家访问中国，由北京、洛阳而至成都等地考察。此外，他则全神贯注在学问上，一面补充方以智的研究，一面展开中国近代学人的评述，再则又伸出第三只手，对古代中国循吏与商人文化也同表兴趣，而积学日久，触角遂又转向朱熹，以英文撰文研究之，并且成为撰写《剑桥中国史》有关汉代与外夷关系的专章的不二人选。
    近代学人的评述，余教授早在学生时代即有所论，《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读后》（1958）草成，其后便是耶鲁时期继之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1984）。余教授以史家的情感，文学批评家的洞察力，考释陈寅恪（1890-1969）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前人诗文与传记的研究，又从陈氏诗中窥知他的兴亡遗恨与时局针砭，句句俱见血泪。研究陈寅恪，未有如余教授之眼力者。胡适（1891-1962）同为史学前辈，《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由序文转成，刚好也问世于有关陈寅恪的专著付梓那一年。全书篇幅虽短，但从思想入手研究胡适，认为他“不但冲激了”当时“中国的上层文化，而且也触动了通俗文化”，允为的论。进入21世纪，此文又结合余教授其他有关胡适的另著，由中央研究院与联经出版公司刊行了《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2004）。顾颉刚（1893-1980）的日记在近年出版，余教授旋即亦据之撰序，居然又得《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2007）一书，道尽出五四以还，顾氏和傅斯年（1896-1950）之间近似瑜亮的情结，乃学界过去罕察者。
    耶鲁时期刊行的《史学与传统》（1982），收录了不少关于古人与今人较短的研究，而余教授虽强调历史研究所重者乃时间性，不过他不认为历史一成不变，中国也没有不变的道统、学统或政统。中国民主制度所以不彰，原因便在帝制虽亡，掌权者的思维却没变化，“变相的皇权”仍然存在，真正的现代化就不易实现。余教授此时的另一巨著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987）。此书深受韦伯的启发，从儒释道的世俗化出发，长篇论证明清两代商人所受之影响，从而提出此刻中国商人已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纵难“立言”，也希望“立德”与“立功”，再非前代默而无声的一群人。余教授黾勉以赴，所撰不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下。
    职是之故，余英时教授绝非文化价值不变论者。年少时，他批评过传统文化，迄今犹有难以接受的中国传统，而且毫不讳言中国有其尚待西化之处。尽管如此，耶鲁时期的名篇《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却相信整体而言，中国的价值系统经得住现代化——甚至是后现代情境——的考验。中国人所应致力者，是赓续发掘本身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庶几就不会在变局中迷失自己，甚而可以贡献一己，为万世开太平。余教授此一名文，后来不仅单行出版，也变成他继之而来的文选《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1987）的开卷之作。后书冶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为一，篇篇皆具分量与重量，可谓体大而精深。余教授认为思想传统的诠释，必得因势利导，援引西方概念和方法论以说之，就如儒学在宋明两代也因佛教而自我更新了。然而西来思想有良窳，“最粗暴”的乃是史观学者笔下的“公式化处理”。《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余教授的诠释角度灵活不已，中国古往今来思想上的人与事，即使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君子”的观念，余教授也认为其定义因时因人而异。以先秦时代为例，“君子”常指“男子”，尤指在上位之男性贵族而言，迄儒家才开始带有道德色彩，仅次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而“弘毅进取”系君子共同的特色。余教授探本寻源，所论说服力甚强。
    1987年，余英时教授接受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以“大学讲座教授”之身转任该校历史系之职，而此时华人世界变革日多，余教授撰文故半为政治评论，关心的层面则由学问益发拓展到了时事。早在转任教普林斯顿的十前，台湾爆发中坜事件，余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仗义执言。即使近在今年3月才爆发的台湾太阳花学运，余教授也透过网络，发表《台湾的公民抗议和民主前途》，力挺学生，颇忧心台湾的民主前途。华人世界的政治发展，余教授遥兮心系，学院派的“学者”一称恐怕再难描述其人，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才是形容他的最佳词汇。
    所以抵达普林斯顿同年，除了在台北梓行《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表达对故土的情感外，他也打破惯例，在上海推出《士与中国文化》（1987），2007年又在台北镌行《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为传统“士”的身份演变，作一历史性的剖析，再以启蒙时代后西方的“知识人”（intellectual）对照之。余教授对于“士”的兴趣，早于哈佛任教时期就已开始，《中国知论阶层史论古代篇》（1980）是耗心甚勤的开山名著，至是则引儒家之言谓“士志于道”而“仁以为己任”，而且应具“明道救世”的崇高使命感。
    准此，余教授所称之“士”早已不止于先秦“游士”或秦汉以后的“士大夫”阶级。他甚至把“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或以道家为中心的名士如嵇康与阮籍也纳入“士”的范畴。出乎学界意料的，可能是余教授对南北朝及隋唐两代以济世拯民为念的佛门高僧的看法，释道安（312-385）与慧远（334-416）在他笔下都具“士”的身份。“科举制度”的功能，余教授撰文肯定部分，因为“取士”之道在此。余教授守住自己一贯的为学理念，《士与中国文化》出版后，对中国学界影响甚大，几乎形成一股“余英时旋风”。余教授每能守住自己的学术理念，“发前人所未发”。
    1991-1992年，余教授出任康奈尔大学首任的胡适讲座教授。这一年多数岁月之外，他人多在普林斯顿大学，而且一待几近十四年。这漫长的时光中，他出版甚多的文集。除上面所述诸作，《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1992）和《民主与两岸动向》（1993）等书又复广集余教授的文化和思想文章，多数虽为通论性的演讲稿或时论，尤多对两岸政局的看法，但余教授写来同样旁征博引，每拟从变动快速的西潮回首过去，借以窥测大中华文化圈的文化与施行民主制度的可能。余教授如此冀求，一大原因是中国文化在近世遭遇未曾有之的变革，再也不能闭关自守，而得会通中西了。此刻令他感受较深的，反而是台湾对中国社会日趋冷漠，台人几乎“唯利是图”了。2001年夏，余教授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时，报上的专访显示他已不愿再见香港，连故土也拒绝踏足。不是不想，不忍心耳。钱穆在1990年谢世，他缅怀恩师，出版了《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仍不忘叮嘱两岸三地的学界：儒学欲得新生，必得会通西方以还魂。余教授本人则“西寻故乡”去了，哪里是安身立命的乐土，哪里就是中国。
    退休以后，余英时教授不再教书，每偕夫人徜徉在康涅狄格州的乡居，而于林荫小道漫步之际，反生出更多的时间写作。余夫人为名门之后，常代余教授款待学生。余教授退而不休，厥功大焉。此际既然得暇，余教授考订旧作，新写文章，长篇巨制源源而出。不过首先发表者仍为几篇中、英文短论。余教授先在世纪末回顾世纪初的五四思想运动，反对左右两翼视之为“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说法，从西方这两股运动或思潮否定如此认定乃历史矛盾，从而走回历史现场，视之为多重势力的竞逐场地。次则由20世纪走回先秦，从“天人合一”或“天人之际”的角度重审先秦诸子的思想渊源。结论是他们所思所想，泰半和巫觇祝祷有关，即使是孔子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也出自“敬天”这种“巫教”（shamanism）文化。
    和这些英文文章几乎同时问世的，是余英时教授迄今为止的压轴之作，亦即上下两册厚达千余页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再研究》（2003）。此一巨著的范围看似朱熹所经历的时代，实则探讨的是从北宋迄朱熹所处的南宋为止的宋代政治演变。再因朱熹本人为儒士，是以余教授势必由其思想下手，厘清宋代大部分的政治局面，亦即得让宋人的文化史与政治史，让儒学与政治、文化合冶，乃至让整个社会各层面一鼎共烹方可。世人多以朱熹为理学重镇，以宋代为哲学的时代，然而余教授深入全局后的了解，却是学术仍为治术服务，朱熹亦非仅在自己的语录中优游。终其一生，朱熹的学问都和宋代盛行的党争相始终，而这在政局上便表现于士大夫虽言必性理，却时时得周旋于政局的纷扰里，读书甚至为的就是治世，“内圣”为的乃“外王”。研究的结论一至于此，余教授等同于把朱熹请下圣人的神龛，还其有血有肉的凡人之身。、
    《朱熹的历史世界》之后，余教授又著有《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2004），所持观点亦复如是：“士”不仅是宋代的政治主体，“理学”也包含在“治天下”这种“外王”的理想中，而且宋代如此，明代亦然。余英时教授未尝解构朱熹或王阳明的价值观，他解构的是学术界过往的陈见或谬见。
    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余英时文集》十卷（沈志佳主编），余英时教授在中国的影响力臻至顶峰。同年12月，余教授经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等人共同推荐，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格奖” （John W.Kluge Prize）。此奖奖励的不仅是余教授在学术上的非凡成就，也彰显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现代董狐之道。获奖迄今，余教授不时仍有新著出版，例如2009年的《中国文化史通释》、2012年的《天人之际》、2013年的《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彭国翔编）或2014年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起源试探》等等，总数逼近六十。余国藩教授在克鲁格奖的推荐书上盛赞他道：“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对他关怀垂半世纪以上的中国文化，余英时教授多所着墨，再三致意，奖金高达150万美元以上而有“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汉学奖”首届即颁发给他，允称得人。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