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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秋天，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做鲁斯访问学者。有一天余英时教授打电话告诉我：“有个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大陆学者何兆武先生，不知你认识不认识，他也是中国社科院的。晚上他要来我家便饭，你如有时间也来吧，一起叙一叙。” 晚上我去了。我不认识何先生，但听说过名字，他是历史研究所的，在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何先生笑眯眯的，体态略胖，颇有我佛弥勒之喜庆福禄之相。他是湖南岳阳人，但一口京腔，因为出身官宦之家、在北京生长之故。何先生说认识我，是社科院开大会时经人指点认识的。我问道：“为什么要在背后指点？而且只是指点不能算认识。”他解释说：“听说社科院有个女同志在孔子讨论会上说，因为孔子骂了女人与小人，她是不会对孔子鞠躬行礼的。我想见见这位同志到底是谁。”大家的闲聊就从这里开始了。 那天晚上余先生和何先生两人谈兴甚浓，他们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士，我只有洗耳恭听虚心受教。他们谈了许多西南联大以及一些学者的往事，谈及何先生的挚友王浩先生（他既是顶级的数学家也是杰出的哲学家，和余先生也是好友）。何先生在西南联大七年之久，从1939年到1946年，读了四个系。他和王浩结有深厚的友谊。王浩先生在国际上极为有名，但国内知道他的人并不多。那天晚上我听了余、何二先生的谈话，才知道王浩的学问、经历以及个性等情况。据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次王浩和美国一些学者来大陆访问，许涤新先生对王浩说：“可以留下工作，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大意如此）对此王浩先生耿耿于怀，十分不快，打消了回国搞计算机的计划。王浩是热爱新中国的，但他很自负。许先生的说话似乎也失考虑，不很妥当，于是产生了不愉快的结果。 何先生还谈了许多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以及抗战时期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操和奋发图强、朝气蓬勃的一些事情，我听了十分钦羡和向往。 那次以后，和何先生还见过两三次面。因为耶鲁大学在纽黑文，距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纽约不过两三小时的火车路程，何先生往来访友、学术交流都很方便。有一次我去纽约游玩，顺便去看何先生，同往的还有我们研究所研究美国史的陶文钊先生。何先生住的地方有点简陋，而且有点脏乱差。原来何先生从未做过家务，不会也不习惯收拾房间，长期如此，夸张地说，就不免让来访者感觉如入鲍鱼之肆了。后来陶先生告诉我，何先生每天吃很多水果，但不吃蔬菜，因为洗蔬菜太麻烦，还要炒、煮、烧，干脆不吃，免去麻烦，用水果代替，既方便又好吃云云。陶先生说，水果和蔬菜的营养是不同的，对人体各有各的作用，还是要吃点青菜，维持身体营养的平衡。不知道后来何先生是否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 有一次和何先生闲谈，说起一些社科院的往事。何先生是个很通达开阔的人，世面也见得多了，对各类问题都能有所判断和洞察，所以看得开，放得下。只是有一次谈到一件事，我发现他虽然过去很多年了，心中还是装着疙瘩。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斗私批修、批判各类资产阶级思想，几十年来是很平常不可或缺的事情。何先生说，他的一位同事总是给他扣上一顶崇洋媚外的帽子，一提崇洋媚外何先生似乎就是代表人物。他觉得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日斗争气氛中成长的，热爱祖国、热爱科学、追求祖国的独立自强，是自己人生的根本信仰，怎么就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人物？那位同事提出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何先生的出身有海外关系，如此而已。何先生有两位姐姐也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毕业后留学美国，后来留在美国工作。何先生说解放后并没有和她们有什么联系，没有找他们要美元或者帮他偷渡过去，也没有向别人炫耀有姐姐在美国，如何如何。更想不通的是，那位送他帽子的同事，改革开放后，帮女儿找了个外国丈夫，见人就吹嘘他的洋女婿，仿佛大同世界就此开始……看来何先生真是生气了，为了缓和情绪和气氛，我调侃着说：“随波逐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社会总会有力量使一切去伪存真的，你就消气吧！” 前两年何先生出版了他的《上学记》，出版后好评如潮。听说他的第二本书——《上班记》，已经写好，即将问世。又有一说，《上班记》尚未动笔，即使写成也不会付梓，先藏于山。为此我还打电话询问，何先生回答：“怕得罪人，先不能出版。”从这话听来，似乎已经写成。我想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界同仁莫不希望此书早日问世，大家早已引颈企盼，何先生还是走群众路线吧！——这不是我们几十年来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项目吗！ 在美国见过两三次后，几十年过去了，直到前年的暑假才有了再次碰面的机会。之前我女婿在清华大学开会，顺便到何先生在清华的家中，我也结伴而行拜访了他。何先生还是像过去那样，胖胖的笑眯眯的，还是很像弥勒大佛的样子，只是多了白头发，而且很稀少，走路也有点蹒跚，需要手杖相助。他说他已年过九十，记忆力衰退，很多过去的朋友，原本很熟悉的，现在名字都忘了。我笑着问他：“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他大概想了一两分钟，终于得出正确答案。他的脑子很清楚，思维方面似乎与旧日相仿。我们都喜欢和他聊天，聊西南联大的教授、生活和联大的学术、校风、精神；还有解放后一些人的经历和学术界的一些情况，他也很有见地地娓娓道来。 何先生谈到一件使我们很感意外的事情，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经戴过“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最后不了了之，算是一场虚惊。这个我们听了都非常惊诧，因为何先生为人温良恭俭让，与世无争，潜心学术。本人历史简单清楚，学生出身，解放后即入华北革命大学接受革命洗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这顶大帽扣在他头上，似乎尺寸不符。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只有请他详述其原委了。 原来“文革”前不久，何先生接受了一项任务：翻译英文版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送书来的人对其身份含糊其辞，只说是中央有关部门交的任务，很重要，希望半年内完成全稿。此事由来人和何先生单独联系，不通过院、所人事系统，也不得对外声张，全书译成后，届时有人会来取走。 是谁派人来布置的工作，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为什么不许声张告人？这些何先生一概不知，也不想多做种种揣测，既然是中央有关部门交来的任务，总觉得这决不会是什么坏事，至少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吧！半年过去了，全书译成，不久出版，何先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没想到，“文革”开始不久，有一天，研究所的领导军宣队和工宣队来找何兆武，向他十分严厉地宣布：“从现在开始，你要老实交代，你是如何配合刘少奇、周扬等资本主义当权派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一书，向党和人民进攻的，并且将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何先生听了一头雾水，明明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什么配合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党集团、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哪知道呀！反正怎么说也说不清楚，最后就戴上了一项“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着就是无休止的批斗，要何先生交待此事的策划、阴谋、联络等情况，并明确地告知他，抵赖是抵赖不了的，现在他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只有彻底认罪、交待、批判才能有一线生机，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何先生真是陷入了困险之境。 批斗时，何先生无法回答以下各个问题： 什么人送来的书？答：确实不知道，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是什么上级，只知道是中央来的。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答：确实不知道。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为什么接受了不明不白的任务都不向组织汇报？答：那人不叫说。这不是明显的反革命活动？鬼鬼祟祟的，你那么博学多才，难道还不明白？答：确实不明白。 接着是群众声嘶力竭的一片打倒声：“何兆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每隔几天就这样开会批斗，要他交代问题——什么目的？如何策划？重点是什么？还有什么人参与其中？……何先生实在是编造不出来，他说他从来都不说瞎话，不会编。“这是我从年幼开始就接受的一条家教，我不会违背。现在我只有一句话，我说的都是实话，真话，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多年过去了，何先生被批斗的情况连他自己都渐渐地淡忘了。有一天顾颉刚老先生告诉他，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不间断。“文革”中的日记还保存着，记述还比较详细，其中有几十篇都记有何先生当时被批斗的情况，包括方式、主旨、语言、场面、结论等方面，现在重读，有点意思。这才勾起了何先生的回忆。 何先生说，最后这件事情的处理很突然——有一天（日期忘了，我说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不应忘却。何先生笑了一笑）军宣队召集大会宣布“批斗帮助”何兆武的大小会议一律暂停，何兆武回原学习小组继续参加学习，改造思想。何先生想问个究竟，无人相告，多问几次，对方就不耐烦地回答：“还在研究，着什么急？”结果也没人把研究的结果通知他，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何先生的“反革命”大帽子也不知为什么戴上？又为什么让人取走了，消失了，何先生又归回群众的队伍中。 这是悲剧，还是闹剧？很多年过去了，何先生才知道一点内情。原来送书来的人是毛主席身边的一位机要秘书，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身边的亲信外，无人知晓。“文革”之前，毛主席大概思考不少历史、政治、思想、民生等各个方面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他在考虑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发展和改变。毛主席的思想向来十分活跃，常有出人意料的奇想异招，他希望读欧洲方面的哲学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当时是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争时代，所以军训队、工宣队在不知道何先生翻译罗素一书是主席的意思时，习惯地认为这必定是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一场搏斗，所以和反党集团、两个司令部相联系，希望揪出大黑鱼，效忠毛主席，立大功。大概后来得知这是毛主席交办的任务，不啻五雷轰顶，赶忙收兵，不留痕迹加以掩盖。一般给人戴了帽子，尤其是“现行反革命”这样的大帽子，戴或摘都有严格的程序，不能不了了之、随意而行。军宣队、工宣队当然是要极力回避“整到毛主席头上去了”这一滔天大罪，故而偃旗息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