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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人走上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往往并不取决于自己--既不决定于他的天性，也不以他的愿望为转移。至少，在二十世纪动乱频仍的中国是如此。 我生来是一个爱幻想、有几分怯弱又不善社交的人。在正常环境下，我多半会成为一个离群索居的诗人，或埋首古籍的学者。我的父母、我童年的伙伴和我本人，绝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上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成为全国闻名的政治罪人之一。更不会有人猜到，三十年之后，我会重蹈覆辙，第二次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遭到最剧烈的谴责和批判。 除了暂短的出国访问外，我一直生活在中国：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然而汉人中有如我这样际遇的人，却又很少很少。我做了许多汉人都会去做的事，但我又确实做了一些一般汉人绝不会去做的事。而无论前者或后者，又都是中国的社会潮流驱使我去做的。我一生中的两次政治悲剧，都发生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 很多中国人为我的不幸感到悲哀和惋惜。我本人呢，却觉得是一件幸事。我的第一次厄运，发生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历史为中国提供的第一次良机被错过之时。我作为百万名右派分子之一，不过是较早地分享了几亿人一九五八年之后的厄运。我第二次遭难的一九八七年，中国已走上任何人无力扭转的改革道路：中国命运的这一转折，使我这个“受难者”非但没有遭到什么苦难，反而得到了我愧于接受的许多恩宠。因而此刻当我写这几行字时，我觉得自己是中国最幸运的一个人。 因而回首往事，我并无悔恨。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远远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东西。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比我幸运得多的人，他们的墓志铭上是不能刻下这一行字的：“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这样的中国人本来很多，并且也有过和我相似的经历。我的幸运在于我活了下来，并且将活到二十世纪末，因而有机会看到光明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升起。 第1章: 暂短的梦 政治过早地闯入了我的心灵。我童年最早的记忆，是张作霖被谋杀的事。日本人爆炸张作霖的专车时，我只有三岁。皇姑屯离我所居住的沈阳很近，曾引起极大的轰动，人们曾议论很久，我大约是听到多次别人的追述才记住的。我曾把“专车”误记为“砖车”，十几岁以后才纠正过来。 另一个可怕的记忆则是我亲眼所见了。四岁时，母亲抱着我去看一起凶杀案的现场。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在一座宽敞的院落里并排摆列的五口大小不等的棺材，一律漆成黑色。那家主人是即将赴任的县长，凶手深夜潜入那一排灰砖平房，手持斧头，砍倒睡中惊起的主人后，又将他睡梦中的妻儿一个个砍死。据说凶手对这家人的财产一概未动，因而可以断定是仇杀，这就使这起凶杀案更富戏剧性。我特别可怜睡卧在那三个小棺材中的孩子，想象他们睡在炕沿上的小小头颅被砍断时的惨景。 大约就在这一年，母亲又抱我去看另一场热闹。被枪毙的人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据说是个女土匪。人们并不仇视她，而是以惊羡的口吻传述她如何勇猛，双手都会使枪。 我不敢断定，中国人聚众围观处决犯人的风习，是不是历代统治者有意培养起来的。这对于“以儆效尤”自然是最有效的办法。死囚在临刑前游街示众，我想就是为了警戒百姓必须作守法公民。三十年代初期，已经是日本占领之下，我在哈尔滨曾几次见到这种场面：一辆载有一名即将被处决的犯人的马车在闹市通衢上缓缓驶过,前后都有军警簇拥。车上，在左右方各有一名警察挟持之下，一名壮年男子（往往都身强力壮）伫立车中，五花大绑，背后插一个纸标，上写“××犯某”，朱笔勾销了犯人的姓名，表明这条生命的消失是经过合法程序的。我见过的死囚个个都挺胸而立，毫无惧色或愧意，甚至怒目圆睁，傲视马路两侧的观众，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慨，并且一路上不停地唱着我听不懂的歌，间歇时便大骂当局。这是他们最后的呼声。当时的统治者竟有这种气量，允许犯人在死前的片刻公开发泄其愤怒，恐怕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所难以理解的。（到了六十年代，在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监狱面前竟出现一个难题：如何防止死囚在临刑前发出呼声，使中国人民对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发生动摇?发明出种种器械，直至割断罪犯喉管这种最可靠的技术）。那马车还随时应死囚的指令停下来，有求必应，由沿途的商家赠予酒类或食物。 然而母亲和她的同代人如此兴致勃勃地去观看他人的死亡，或许是出于对于死亡的神秘感和好奇。中国人生活中娱乐实在太少，只有很少人家有乐器，即使富裕人家，去剧场看戏也是件奢侈的事。留声机和收音机则直至我十几岁的三十年代，在中等以下人家也仍很少见。这种生活中真实的惨剧也许取代了舞台上的悲剧所起的作用。 中国的动乱，就这样闯入我幼小的心灵。五岁时我第一次听到炮声，并体验到死的恐惧。那已是在北满，我寄居在外祖母家的时候。我们接连几天躲避在地窖里，不得不出来便溺的时候，舅舅指给我看窗纸上留下的斑斑弹痕。但事后我吃惊而且失望地听到这次战斗并不是发生在中国人和入侵的日本人之间，原来在南山与北山上对垒的都是中国人。 那时我当然不会懂得，中国人内部之争永远要比反对外国人的抗争热闹得多的。 远在四岁以前，我就开始旅行了。父亲在铁路上工作，随着他的出差、调动和全家的迁移、逃难，我便有了很多乘火车的机会。我乘过讲究的二等卧车，乘过普通的三等车（即现在的“硬座”），也乘过装载牲畜或货物的所谓“瓦罐”（俄语音译）车。即使和四十年后的中国孩子相比，我的旅行机会也是最多的。但与人群的频繁接触并没有去掉我的腼腆，不断变换的车窗外的景物，却使我更爱幻想了。 但是必须靠理性去解决的疑问，也开始闯入了我的生活。 我童年旅行的终点是哈尔滨。 哈尔滨是中国一个很特殊的城市。它是由中国内地（主要是山东省，少量是河北省）逃荒的农民和俄国人组成的。俄国贵族和商人及其后裔在原俄租界过着与革命前俄国一样的生活：中国人则在简陋、狭窄的空间里繁衍着自己。张学良的统治是开明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刚刚开始进入，日本人就来了。 我本人就是山东省农民的后裔。祖父携带全家于二十世纪初越海逃荒而来。父亲在应该上小学的时候帮助俄国人看孩子，学会俄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参战而不出兵，却派了大批劳工到俄国和法国助战，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一九二一年归国，便在中东铁路担任译员。 贫困的农民远走他乡，也就切断了自古以来的宗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传统。崭新的环境，一望无际的肥沃原野，真正是“天高任鸟飞”，你能否立足和你能有多大发展，就全看你的本事和勇气了。东北人，尤其是黑龙江省人，大都是这样一些开拓者的后代，个人意识、奋斗精神和勇气都比留在本土的血亲顽强了许多倍。哈尔滨市的居民又受到俄国与中国资本主义以及俄国进步文化的影响，自由气氛更浓。 正是这种自由气氛，使文化传统远不如关内各大城市的哈尔滨，在一九三O年代初期短短两三年里贡献出十几名全国闻名的作家。这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任何一个城未曾做到的，也是哈尔滨其后五十年历史中再未出现过的盛况。 父亲从苏联带回了俄国的自由主义，对于我后来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是父母的长子，并且生得比弟弟漂亮可爱，因而成为父母，特别是父亲的宠儿。任何时候，甚至已经到快睡觉的时候了，只要我说一声要吃“洋点心”，父亲便会立即登上自行车，到很远的地方去买来。父亲还一心想把我培养成非凡人物，从两岁起就教我认字。到五岁，我已能认二百多个汉字了。于是我被父母引为骄傲，在亲友面前夸赞不已。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我从小就被从邻居的孩子隔离开来，很少户外活动。我的羞怯、懦弱和缺乏生活能力，就是这样造成的。 但父亲也给了我足够的机会去学会海阔天空地幻想。 姊姊刘放是最不幸的。她从很小便被母亲当作料理家务的帮手使唤，又要不离左右地照应我，因而放弃了学习。她只比我年长三岁，却像母亲一样疼爱我。她是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中对家庭每个成员感情最深的。她就像前世欠下过债务一样，把自己的幸福一块一块地拿来偿还给全家老小每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只能得到很小的回报，甚至全无回报也毫无怨言。 从我有记忆之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部，从此我便在异族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 然而日本入侵前那短短的童年，在记忆中却是很美丽的。那时我们住在距哈尔滨约二百公里远的珠河县（现改称尚志县）一面坡镇。那是俄国人夏季休养地，小镇绿树丛丛，街道也很整洁。蚂蜒河从青山下流过，河水清澈见底。我和姊姊常随舅父去那里钓鱼，看舅父游泳。我们还常到野外采集草莓，给外祖父经营的菜园里捉蔬菜上的虫子，或者去果园里摇动外祖父的杏树、李树，惊喜地去捡拾摇下来的果子。我用小手扒开土地的表层，放进一\摘来的月季花，然后盖上一块玻璃，再用土埋上。第二天早晨，我会跑到果园来，再把土扒开，掀掉玻璃，看月季花有什么变化。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种儍“实验”。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几个月，以正常人的身份生活在大自然中。二十几年以后，我再次到中国农村，已经是一个从事劳动改造的罪人了。 那是张学良元帅开明统治的最后日子。一切都是宁静而秩序井然的。但日本侵略者的魔影已经在我的生活中出现。那时我是一年级小学生，也和大同学一起，把家里的日货--三角尺、胶鞋等等，拿到校园，扔到火堆里焚烧，看它们化为灰烬。我还和年龄相仿的同学组成小组，到镇上的一家家商店里为关内水灾地区的灾民募捐。我必须先说几句事先学好的话，请他们捐助：他们则觉得我很好玩，常常非让我唱支歌不可。这些活动，尽管也是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但我却觉得是出于自己的自愿。 不久，日本人就侵入了。张学良士兵奉蒋介石之命不得抵抗，纷纷逃散。一顶顶被扔弃到田野里的崭新的军帽，缀着青天白日的帽徽，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日本人强行购买中东铁路使父亲失业了。几年内家境就没落到我付不起学费而必须辍学到街上卖瓜果的程度。我自尊心受到的伤害都是贫困造成的。当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穿黑皮鞋去参加一次活动时，我却只能穿母亲的女鞋，受到同学的奚落。十六岁的姊姊不得不去酒店当既受鄙视又受欺侮的女侍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更使我蒙受大羞辱。 “这个社会，为什么有穷富之分呢?”--这是我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社会问题。父亲告诉我苏联不是这样，它便成为我向往的天国。但是我要在同周围人们自由的竞争中为自己找到一条摆脱贫困、不受轻侮的道路：我要奋斗!我埋头学习省下午饭钱去租书、买书，兴趣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开始，很快就扩展到对于变化多端的世界形势的了解。我十三岁时已能读日本出版的杂志，对欧洲战云密布忧心忡忡，对德苏瓜分波兰和苏联进军芬兰感到困惑不解：社会主义国家怎能欺凌弱小民族呢? 买不起新出版的日本刊物，我便到旧纸店的纸堆中去寻找。我的学校太古街小学旁边有一条街，有很多旧纸商，我常常到那里解开一捆捆或一袋袋的废纸，一面担心老板的斥责，一面找寻只须两三分钱就可买到一斤的读物。一天，我打开一个麻袋，大吃一惊，原来里面全是一级违禁品，中文的抗日书刊!又打开一袋，还是。我抑制着自己的惊喜，忖度自己的购买力和携带能力，买回半麻袋违禁品。 为了不使父母惊恐，等他们入睡后，我点起一盏小油灯，躺在床上偷偷阅读关内共产党编印的《救亡日报》，国民党的《国闻周刊》和东北抗日联军印行的《告同胞书》等等。透过慷慨激昂的文字传出的民族危机呼号，使我的心震颤不已。连连几个夜晚，我激动得泪流不止，不能入睡。 我头脑的另一个部分，发育却一直比别的孩子迟缓。从童年到青年，都有人说我儍。 许是由于我身上流着劳动农民的血液，幼年营养又好，身体的机能成熟很早。十二岁时我已有了男子的冲动。有一天，它使我吃了一惊，因为在我一个伙伴的母亲、一个比我至少年长一倍半的一个女人身旁，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野性的欲望。但随即忘记了它的存在。相邻的孩子们课余时常追逐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取乐，我以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游戏，追到某个她就以为这就是跑道的终点了，不明白那小姑娘还伫立在那里等个什么。后来我才明白，别的男孩子人家是一种追猎，到终点时（往往是在阴暗的门洞之类的地方）是要抚摸和亲吻的。 我的绰号叫“刘大头”，我的头的确是很大（至今，找到一顶能够戴下去的帽子仍是一个难题），理发师给我剪头发时常抱怨我不该只交儿童的半费。“大头”在东北的语言里又指不会算计因而常常吃亏上当的人。而头颅大于常人，却又被认为是聪明的标志。我被认为兼有这两个特点。 同学们因我在生活上有些儍瓜笨拙而欺侮我，但又因我作文好而有求于我。 我生平受到的唯一一次当众体罚，也是早熟的好奇和儍带来的。那是上高小时候，一天，别的班上学生在做作业，一位女教师在讲台上监视，同时和一位男教师低声谈天。我们班上无课，几个男生鼓励我闯进去来个恶作剧。平时相当腼腆的我，不知怎么忽然勇敢起来，一个人拉开教室的门，大模大样地走到两位老师面前，嘻皮笑脸地问道：“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能讲给我听听吗?”全班学生立时大哗，女老师气得脸煞白，拿起戒尺就在我的手心上连连打了六下。她很用力，我很疼，几乎流出泪来。 没有出锋头的意思。至今不懂我为什么那样儍。 一种有生理依据的好奇心，并未因这次挫折而削弱。坐在松花江南岸观赏落日，见对岸一对青年男女进入高高的草丛，我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了。在同年级的女生中，我心目中也有一个对象，但我从不敢对她说一句话。在电车中，当有女生或年轻而美貌的女人在时，我便紧张起来，生怕她们看不中我。但是看中了又怎么样呢?我只能又是害怕。这种好奇心有时竟强到这种程度：一年春节店铺休假，楼下商店的几个店伙要去妓院，招呼我同往，我竟跟随他们走到街口，忽然怕了，才跑回家来。 在母亲和父亲以为我还听不懂话的时候，我就记住他们常常夸我长得好看，两只大眼如何可爱了。但当别人也这样夸我时，母亲为了表示谦虚，则要说两句我的缺点。到姊姊已经和她的同伴悄悄谈论我的容貌时，我男子的自尊已经成熟了。我应该知道自己对女性是有点诱惑力的，但我从来缺乏自信，女人越是美我就越是感到自卑。这种自我感觉，将追随我一辈子。 这都是发生在十二三岁上的事。我野心勃勃，先是要做个著名京剧演员，后来又决定必须成为一个大文豪。名演员自己动手画将来演出时的海报，他的名字排在正中，三字成品字形，弟弟和另一人的姓名排在两侧，是配角。未来的大文豪又画他将来衣锦还乡时的场景：大街两侧楼房中，人们向他扔下雪花般的纸花。 距我家几十步远便是“新舞台”剧场。我当然买不起门票。我能冒险溜进去。平时比较胆怯的我，到干自己真正认为非做不可的事情时，胆子就大了。我还能装作若无其事，因而不露声色。我看戏很认真，一下子就把自己融入舞台上人物的中间去了。“六月雪”中窦娥、“逍遥津”中汉献帝、“李陵碑”中杨继业的命运都使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我想解开一个谜：演员们在舞台上那种神奇的动人魅力是从哪里来的?我情不自禁地羡慕和学习起演员们来。我胆子越来越大，常常偷偷从侧门溜进后台，看演员们的上装和卸装，想探明我内心的神秘感从何而来。我观看最多的是女演员，她们几乎人人都是我心中钦慕的对象。后来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之所以是东方式的，我想同少年时期京剧女演员的扮相很有关系。 我常常把一个女演员作为自己假想的恋人。我小学四年级的女教师也曾是我倾慕的对象。我又自卑，觉得自己不配。虽然并不十分自觉，但赢得女性的欢心也成了我发愤学习，作一个非凡人物的一种动力。为了同时学习三种（俄、日、英）外语，我就不能不利用所有零碎时间。我日后不肯白白浪费十分钟时间的习惯，是这时开始培养起来的。 一个晚上，我把一张凳子做为桌子，放到烛数不高的室内仅有的一盏(昏暗的)电灯下面，坐在一张小木凳上，开始我的写作了。写一个同样冬天的夜晚，一个年轻的人力车夫在飘雪中行走着，步向一家赌场。他输了。他接连地输。为了找到赌本，他去抢劫了，无意中杀死一个人。他被捕了。年迈的寡母失去唯一的依靠，悲痛欲绝。母亲有权利索回自己的爱子，但社会也有权惩罚一个罪犯。怎么办? 我从未听说哪里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纯然虚构。唯一的依据是在我家居住的一带，我见过许多受苦受难的人，我同情他们。 想不到它居然被发表了，还获了三等奖。那是《大北新报》的短篇小说征文，题目《母心》是编辑部出的。拿到二十元奖金，我便约好朋友李丹去饭馆吃了一顿。记得我并不曾特别兴奋，我甚至没保留下那张值得纪念的报纸。 再过十七年，再过四十年，当我的作品两次在全国引起注意、博得好评甚至发生爆炸性影响时，我的心情也同样平静。我至今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没有虚荣心的人，但每听到别人的赞扬，我都有几分害羞，好像当之有愧。我觉得它们应当写的更好。这是不是因为我自信我以后会写得更好呢?不知道。总之，作品发表之前，我总是担心写不好，发表后又觉得应该写得更好。我羡慕那些自信心比我强得多的同行。 十四岁开始时的另一件大事，是我认识了当时在哈尔滨已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关沬南。我和李丹是读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蹉跎》，喜欢上他的文风与鲁迅相近而慕名登门的。他和温成钧的经历相同，也在邮局工作。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和他认真写下的读书笔记。从此，我成了他家的常客，加入了由他领导的由左翼青年作家和诗人组成的读书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较早一些时候，我已经结识了也是这个读书会骨干的青年诗人温成钧。他也是在邮局工作，也是因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辍学的。是在他的鼓励之下，我才动笔写了第一个短篇的。 关沬南在二十岁上下就出了书，两本书都是自费印行的，从未遭到禁止。五十年后，我们倒没有了这种自由，自费出书是绝不允许的。这是不是日本侵略者故意装出的一副姿态，表示“满州国”是“满州人”自己的国家呢?很多中国进步作家的书不仅可以从境外运入和随便销售，甚至还可以在“满州国”公开翻印。巴金的《家》、《春》、《秋》在青年读者中唤起的背叛旧中国和走向革命的作用是明显的，居然也能在沦陷的东北印行。在美国影片放演几年不再允许公映之后，德国和法国的影片还准许放映。我就看过法国摄制的《罪与罚》，这在十年后的中国也会禁演的。日本的书店里始终可以买到马克思的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他们还出过一本厚厚的叫作《抗日论》的书，收进中国政界首脑人物蒋介石等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演说和论文。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相交时期，日本的刊物上固然充斥着宣扬法西斯论点的文章，但也经常有持相反论点，或报导世界真情的文章出现。看来，他们是把政治上直接危及自己统治的行动与言论，同意识形态问题区分开来的，虽然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宣扬于他们有利的一套意识形态，主要是儒家思想。 一九三九年初，我进入中学，这已经是日本入侵后的第八年了。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教育的控制。连学校也不再称“中学”，而称为“国民高等学校”。 我是为获取知识而来，但第一课却是学算盘。以后每天早晨第一课，我们都端坐在教室，随收音机中传出的日语口令在算盘上打加减法。《孝经》和《论语》列为“国民道德”教育的重要课程。受过“五四”以来新文学熏陶的我，对于古文本身就有一种反感，而孔子著作中散发出来的教人循规蹈矩、安份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说教，从形式到内容都令我感到窒息。这同我从生活和从文学作品中学到并且向往的自由与叛逆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教师照本宣科的死板的教学方法也令我厌烦。我不能忍受不断重复而毫无新意的东西--那时我已开始在父亲指导下自学俄语，当时的权威课本是《俄语津梁》，就因为课文老是重复“这是什么?”“这是桌子。”“这是桌子吗?”“是，那是桌子。”我就抛开那本教科书，宁愿去读连一半都看不懂的托尔斯泰所写的故事，后来又嫌它们太简单，而跳跃一大步，去生吞活剥高尔基的中篇《三人》了。 我们还必须接受日本教官指挥的军训，反反复复练习正步走，也十分枯燥。我们还必须穿同样的衣服，其实与日本军服相差无几。必须推光头。 我坐在教室的后排。实在无聊，有时偷看自己喜欢的书，有时竟和同座的同学掷骰子赌输赢。校长也换了日本人，叫吉田。他穿一身军装，留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每天早晨站在教练台上向全校学生训话，一派主子派头。一天早晨，只因我站立姿势随便了一点，他竟命令我到台前跪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屈辱的滋味。 我和四位要好的同学，这时都不愿继续在这个环境里生活下去了。已经有一些同学去了北京。 北京也是在日本人占领之下，但在那里的学校可以比在哈尔滨学到更多的知识。我的朋友都可以靠父母资助，我则必须仰赖这时已经嫁人并定居到北京的姊姊的帮助，她慷慨地答允了我的要求。 姊姊嫁给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是出于爱情，但也提出一个条件：他应对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首先是我的学习给予资助。 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市民生活已很困难。姊姊必须节俭持家，因为除供我上学外，还要不时给父母一些接济。平时住校，周末到姊姊家里。怕我在学校伙食差，每星期一姊姊都要做些炸酱之类的东西让我带到学校去吃。第二年，物价进一步上涨，我常见姊姊发愁，便尽力节约自己的开支。那时我晚饭是在学校附近小馆吃，每顿吃十二两炒饼。后来我把饭量减到半斤。一天晚间在宿舍忽然失眠起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仔细一想明白了--是因为肚子饿了。 上过一年半中学，我见姊姊家的经济状况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便决定休学。我住在姊姊家里，每天按严格的时间表进行自习。每天一早起便坐到姊姊在客厅里为我开辟的一个角落，专心一意地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齐头并进地攻三种外语--日语已可以用了，主要攻俄语和英语。 姊姊的婚姻并不幸福。丈夫这时已经开始嫖妓，甚至吸起鸦片，她屡劝不改。姊姊把我的天赋估计很高，以为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凡人物。这时她发觉我左倾，要走一条献身革命的道路了，也并不阻拦。后来我在天津开始革命生涯之后，大姐长时期为我和我的同志们隐藏秘密书刊。当我的同志们须来往京津时，也时常给以接济。她并不害怕什么危险，而其实那是很危险的。 “是不是让姊姊也走我的道路呢?”我想过这个问题，但立即否定掉了。这是一条很苦的道路，甚至要付出生命。我不愿使我亲爱的姊姊付出牺牲。后来我曾后悔，觉得那时若使她走上革命道路，她也许会更幸福。然而再一细想，也未必。 第2章:不肯赎掉原罪 我心向往之的本来是上海，却来到了北京。我读过的当代中国作家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那里写的，因而上海在我心中成了自由的象征。正如我四十年后喜欢上纽约一样，我爱从电影上看到那种热热闹闹、丰富多采而又变化多端的大都市生活。北京却正和上海相反。这里一切都透露着周而复始的停滞。我讨厌北京比比皆是的灰墙，甚至对它小巷中的幽静和闹市的嘈杂我也同样不抱好感，因为它们永远代表着中国的过去，我似乎能闻到陈腐的气味。我感到窒息。 然而北京也不喜欢我。 ． 我既无力升学，又找不到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位。我不能老是自学。我产生了去解放区追随共产党抗日的愿望，但找不到去那里的途径。到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我才能够和我自幼的同学邓迈一起来到天津，有人答应从那里把我们带入解放区。但后来我们得知天津也需要人从事地下抗日斗争，便答应留了下来。我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天津抗日救国联合会。为数不多的年在二十岁上下的、大部是未读完高中的学生，便是这个组织的骨干，这时还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必须自己混饭吃。那时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投靠了共产党呢?并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从小学起最要好的五个同学，只有我一人是家境贫困的，其余四人甚至都可以归为资产阶级，然而几年之内，竟有三人自愿投入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都成为共产党员。四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并不比共产党坏多少。我见到汪精卫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尽管知道这旗上端那个写着“和平建国“的三角形黄布条已表明它是汉奸政权的旗帜，却仍然站在它下面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北京冒险偷听重庆电台的广播，更激动万分，并不认为国民政府的声音就不代表苦难中的祖国。然而我毕竟没去西安参加战干团，虽然在姐夫的家里不难找到这种机会。现在回想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而国民党却始终拿不出一个纲领，一套口号使青年人热血沸腾。 一九四三年冬天，天津的市民通过我们散发的传单知道了“抗联”这个组织的存在。这些传单，有时从天津劝业商场（市中心一处很高的建筑）向下撒，有时是在拥挤的有轨电车中把一迭传单悄悄塞进车的门缝，行驶中的电车便会顺风使传单撒得很开。我参加的几次行动，是趁黑夜把传单贴到街旁墙上，或塞进人家的门下。有时情绪激动起来，我们就忘记安全，把传单塞进行人手中，甚至打开贫民区居民的房门，径直把传单送到居室之内。经我提议，我还承担了向日本侨民投递日文传单的工作。这项任务，整个过程由我一人包揽下来：我自己草拟传单文稿，自己刻蜡版，由我从当时我在那里工作的日本银行偷出一种印有表格的纸张，自己油印，然后找一个晚上，把一张张传单塞进日本侨民门下。 竟然没有想到可能暴露和被捕，也没有商议过一旦被捕，应该怎样对付日伪当局。在这种活动中，也几乎没有感到恐惧：心头倒是充满一种庄严感和因为冒险行动而感到的激动和喜悦。 这时倘若有人问我们为了什么目的聚集到一起，第一句回答就会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打倒它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很爱这个即使没有日本人的中国，因为它也是不自由的。 我参加革命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放自己，实现自我。我并不清楚这个“自我”是什么，只不过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好像我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虽然还不成熟，但有一天它会爆发出来，那时我便会做出别人做不到的事。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我老是在为这么一个模糊的目标做准备，同时老是觉得自己不行，但将来却会很“行”。我认真地从事我必须做的工作，同时不放弃一点可以用于学习的时间。 然而革命却是从否定自我开始的。我们学会的第一个政治词汇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和“个人主义”是同义语。以后几十年间从没有人告诉我合理的、甚至应予鼓励的个人利益到哪里结束，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哪里开始。那时我们同志之间是友爱的，大敌当前造成的“同生死共患难”处境也造就了这种感情，因而没有相互猜忌或倾轧。然而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又都是很严格的，因为彼此都有“原罪”，都必须经常进行无形的忏悔。这时我当然不会知道按照毛泽东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只在知识分子身上才有，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天然的免疫，因而“思想改造”的任务便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像十字架般背负起来，直到每个人走进坟墓。 我的问题，是“有点像俄国没落的贵族”，并不是严厉的批判，甚至带点同志式的戏聂。但是“不愿去公共厕所，害怕那里的臭味”以及一次长时间步行中我比别人更觉干渴，却是作为缺点提出来的。我也承认，但心里始终不解：我怎么会像个俄国贵族呢?我的长相有点像俄国人倒是真的，但怎么会“贵族”呢?我只能认定自己“工农化”倒是真的还差得很远。还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明白，这可能是由于我常常有几分忧郁。不知为什么，我这一生几乎没有一个时候对于我的环境或对于我自己完全满意过，总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我所需要的东西。 其实在奉献上我并不落后于他人。我能完成一切交给我的任务。我刻过几年毛泽东著作的蜡版。我亲自撰写和刻印向日本人宣传反战思想的传单，张贴和投送抗日传单。我的勇敢使自己都有些吃惊。我们的饮食之艰苦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清水煮白菜加玉米面的窝头，有时因技巧太差，还是半生的。我也不觉其苦。 对于我们工作的对象，要求也很严格。那些人多是商人于弟，经过长时间的了解，反反复覆地思量，仍不放心。所以几年之中，“抗联”的会员和会员中的党员都发展很少。其时已是抗战后期，国内外形势于我们很有利，敌人的控制又相当松弛--他们把监视和惩办的重点放到有利可图的经济犯上去了，因而我们是可以放开手发展的。 对于人缺乏信任，对待自己的同志缺乏宽容精神，这时就已经感觉得到了。 我们几个年轻人，因为别无住处，暂时又没有生活来源，最初就寄居在我们的一位同志杨昌炎家里。这里又是“抗联”的活动中心。 主人的父亲是一个大盐商。他既要从经济上接济我们，又要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而中学生杨昌炎自然不会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我们却全然不予理会。这样，当我们的主人和同志在父母压力下不得不要求我们把居住和活动地点移到他处时，他的这个举动就被认为是背叛了，从此变为路人。 在我们和杨昌炎的关系中，早有危机潜伏了。在我到达天津以后，在杨家免费食宿的光棍汉至少有三人，白天还有更多的人到此白吃白喝。在百物昂贵的一九四三年，这不是一笔很小的开支，此外每日来来往往到此聚会的抗联成员有十来人，有时还有北京的地下工作者前来联系事情。一个个都是学生打扮，大摇大摆，进步政治书籍甚至解放区的印刷品就放在书包里。离这条粮店后街一里之遥，便是天津伪警察局。那些日伪特务哪怕只有中共特务百分之一的“除恶务尽”的热忱和本领，也早已把我们这些小子一网打尽了。杨昌炎一家能冒风险准许我们在那里活动半年之久，已经很不容易了。杨老先生对于他的长子和儿媳一定早有微词，我们这些不请自来的房客也不是毫无察觉。但是因为第一，杨昌炎既已献身革命，牺牲就必须是无条件的；第二，杨老先生既然是大盐商，是剥削者，耗他一点不义之财，又有何不可?但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当我们发觉杨家父子关系因我们而紧张化时，并不设法去减轻他们负担和减少给杨家带来危险的可能，却要求杨昌炎夫妇表现出更大的坚定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待他们经不住革命的这种考验时，便把他视为叛徒。迈出这一步并不困难，因为日常的观察早已发现杨昌炎有严重的问题：他曾在一天夜里，大雨滂沱之中，一个人站在海河边上朗读诗句。这分明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和狂热性的表现。他曾喜爱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要作个无政府主义者。这样一个人最后背叛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假如有人不这样想，又怎样呢?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是阶级立场出了问题! 离开杨家以后，我们四个单身汉迁到同一条街上一间木制小楼中居住（脚下是一条小街的出口）。十年以后，即中国已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时作为一个小学的校长的区政协委员，他？应该至少是爱国民主人士了。但当我们到他家作客时，不但仍然不觉得我们对过去的决裂负有责任，还念念不忘他当年的“背叛”，自视高他一等。 四人中间，除一名残疾人外，三人分别、轮流有过短期的职业，靠这点收入和家在天津、家境较为殷实的同志不时给予一点接济维持生活。生活的困苦和不稳定，并不使人愁苦，反倒增添了生活的浪漫情调。我们的工作是传播进步思想。分别对一些个别人或组成读书会的几个人进行工作，先是把进步的文学作品给他们看，然后组织对进步政治书籍的学习。这两类书，绝大部分是抗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出版的，现在仍然能成为共产党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思想武器（可见国民党也和日本人一样太不成熟了。既然执掌政权，有武力和特务在，为什么就不能把报刊和出版印刷业牢牢控制起来，只准宣传有利于自己的思想呢）。最后，见对象可靠和比较成熟了，我们才把解放区印刷或我们自己刻印的毛泽东著作拿出来。 一九四四年初春，我们那间光棍楼里发生一个事件，使我大为震撼。 一个可怜的舞女引起了我们几个光棍的同情。她姓蒋,幼时被拐卖到上海，受过很多虐待，后来流落到天津，以伴舞为生，常受人欺凌。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委身的人--一个商人子弟，先是同居，后又嫁到他家。但那人的父母嫌她出身低贱，不肯承认这门婚事，她被逐出家门。我们四人出于同情，收留她暂住到我们的小楼里。用一张床单把一个角落隔开，就是她的居室了。 这时我们四人中有三人早出晚归，只有一个人因患肺病，休养在家。他是我们这个“抗联”支部的主任G，比我年长两岁，相互之间情同手足。蒋做为我们之中唯一的妇女，照顾病中的G，很是周到。一切都很自然。 忽然，我们被告知：G犯了严重错误，不能留在我们中间了。原来他病中与蒋产生感情，并发生了性关系。此外，他还向蒋透露了我们的政治身分。不久，G就去了北京，然后到晋察冀解放区去了。 没有一条明文纪律，规定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不能恋爱和结婚。也许，婚前性关系在那时已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我们接受了对G的处分决定，我还继承了他的职务，但心中却留着一个疑问：是否处分太重了呢?他和蒋之间发生的事，是我第一次在自己身边有这样的经历。我能够理解那是很自然的，既不觉其悖理，也不觉有什么肮脏。我只有谅解和同情。 几个月以后，我随同四位同志一起跨越冀中解放区，到平汉路以东的阜平县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去接受任务。人间太少这样的奇遇了：我们正在太行山中向西步行，忽然在一个小树林中遇到了G!我又惊又喜，急忙走上前去握手，急切地问他别后情况。他说现在华北联大学习。当我重回到同行者中时完全出我意料，那位领导我们并主持惩办了G的同志，竟疾言厉色地斥责我不该去见G!我愕然了。对待一个同志和友人，怎么可以这样无情呢?无论如何，G并不是敌人呀。 还要过很多年，我才得知G当时从天津的撤离是很惨的：并不是像我想的那样由天津的组织介绍他去解放区。他是完全被逐出了组织，无依无靠，个人到北京重新找到门路只身去解放区的。 这是我第一次对党的决定发生抵触，也是第一次暴露了我的人道主义感情同革命需要的矛盾。要到我身在解放区以后，这种矛盾才会频频出现。我不得不常常警戒自己必须同这种“资产阶级”的感情疏远，因为不然它就会使我同无产阶级专政疏远，而那是很危险的。我心中逐渐出现一条自我警戒线：不要轻易同情别人的悲哀与痛苦，这种同情和爱只能寄予整个被剥削阶级，否则就容易犯错误。千万不要轻信任何个人，而对于党，则应该绝对信任。 就是在这次太行之行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住到阜平县一个叫西柏坡的山村。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城市工作部就设在这里。我们一到，就有人叮嘱我们平时在村中活动都必须戴纱布做成的口罩，以免被他人认出。后来我们在村中见到许多年轻人也都带着口罩。原来这时有许多在北京、天津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青年集聚在这里，分别接受指示和训练。为了提防归去后这些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同时也担心这些人中现在就混有敌人的特务），不致使他人被出卖，才采取这个措施。 同行的三人中，有两位是代表天津“抗联”总部领导我们这几个人的。我一直以为他们早已是共产党员，甚至可能是从解放区来到天津的老党员。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自认离党员的条件还远吧：我自己从来没想到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也并未想到在此停留期间可以提出这个要求。看来，同行的三人一直在等待我主动提出入党申请，而我却迟迟没有表示。最后他们才告诉我他们已完成了入党手续，问我有无此意。我自然表示愿意入党。这样我便填写了入党申请书。 同行的三同志先我而走，我必须多留一些时候，一是等候入党审批手续，同时也因为城工部长刘仁有意派我到我的故乡哈尔滨开展抗日工作，须和我谈一次话。我的年龄正是“满州国”服兵役的年龄，因而我若回哈尔滨，很可能被征入伍，因而刘仁放弃了派我去的打算。一天晚上为我一个人举行了在党旗下宣誓的入党仪式。我朗读了入党誓词，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永不叛党”。 第二天，我便踏上了归途。行前，告诉我一句暗语：“我是余先生派来的”。我到天津后，要把这句话告诉我的上级，这才能证明我在西柏坡村真正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穿着蓝布大挂，走进天津的一家贵族学校--耀华中学。以我的初中毕业的学历，我本应来此就学，然而我却成了几百个学生的教师。靠一张伪造的南京中央大学的毕业文凭，我当上了地理教员。 我的实际年龄二十岁，比假文凭上的年龄足足少六岁。为了显得老一些，我常常点起一支烟来装相儿。后来就上了瘾。 我必须每天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否则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地理课一周只有两个课时，这就使我能够把这个中学男生部六个年级十二个班都作为我的讲课对象了。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和我的年龄不相上下。 我发觉我虽然生性有几分怯弱，但在课堂上并不怯场。若干年后我才明白这是由于我能把听众的注意力立时吸引到我身上来，促使我很快地进入角色。原来我是有一些讲演才能的，而这种才能又和表演才能很近似。一个好演员和好教师都善于镇住自己的观众和听众，使他们聚精会神地看你和听你。这种素质，对于我今后为共产党争取群众和十余年后、四十余年后两度散布“反党”的影响无疑都起了很大作用。无论我面前是几十人、几百人或几千人，我都能够使他们连续几个小时鸦雀无声地听我演讲。同时，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情绪饱满地讲下去。会场上一个人打瞌睡或退场，都立即会破坏我的情绪。很多人给公众讲了一辈子话，还感觉不到台上台下之间的这种情绪交流，所以他们能把听众讲得一个个走光。 学生们喜欢我的真诚、热情和无拘无束。在这个管理极严、师生关系刻板的学校里，我的到来显然是带进了一股新的气流。我在课堂上讲世界地理时过于坦露地宣传进步的政治思想，大约也使他们既觉得新鲜，又惊奇我的大胆。 几十年后我仍被人称为“嘴上不设岗”的人，从不善于矫饰和伪装。二十岁时，我自然更为稚嫩。日本人统治的后期政治上相当松弛，我认为学生中不会有敌人的特务，并没有猜错。我的年轻、真诚和全无老师架子，立即换来了学生的信任感，而我又把这种亲近看作对我的期待，于是便忘记我的使命是以教师的身分从事秘密工作，情不自禁地想把这个世界的真情告诉他们，学生的反应--聚精会神、屏气敛声又使我兴致更浓。两三个高中学生曾故意站起来提一些显然是刁难我的问题，我也不看作政治上的敌意，以为是顽皮，一笑置之，照旧按既定方针讲下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日本投降前不过几天，我忽然接到从哈尔滨发来的电报：“母故速归”。我像遭到雷殛一样，木然良久。我丝毫没有关于母亲健康状况的预感。怎么办呢?哈尔滨属于“满州国”，归去须办入境手续，而我又是一个有政治使命在身的人，还要经党组织同意。况且，母亲既已故去，我归去又有何用?但是，住在青岛的姐姐也接到噩耗，她决定和寄居她家的父亲一起返乡。 那天晚上，我痛哭了一场。记忆中的母亲，总是满面愁容。由于父亲既缺乏生活能力，对家计又很少用心，全家的忧患便由母亲承担起来。五年前我到北京上学，母亲送我到车站，便分手了。一九四三年这一次分手，她却送我到车上。车开了，她没有下车，一直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乘了一站车才下去。现在回想，她似乎预感到那将是我们的诀别。 我不记得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分手时她不过四十三岁，已经显得很老。三十年后每当我见到四十几岁的女子还很年轻而富有魅力时，我便会想到母亲，她老得太早了。 日本投降以后，学校里有了三青团组织。我的窗子几次被石块打破。三青团学生公然在课堂上擦枪，有时甚至拿着棍棒追随我身后，直接进行威胁。我不觉恐惧，因为眼见越来越多的学生站到共产党一边来了。 特务学生每天到天津市警备司令部密报我的形迹。终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初，我接到党组织的命令：敌人即将进行大逮捕，我是主要对象之一，必须撤离。我丢下全部财产，只携带两本托尔斯泰小说的英译本，匆匆离开校园。 在躲避在一个学生家阁楼里的一个晚上，我和耀华中学的一个进步女学生相互倾吐了爱恋之情。我们站在窗前默默看着天上的明月，约定日后相会。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我本来早已成熟，不知是什么力量约束着我，使我迟迟未能越过中国人古老道德规定的界限，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孔夫子的信徒。 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我应该在两个月之后再回到天津。那时华北的党对于国共和谈是抱着希望的，甚至还准备了与国民党竞选天津市长的人选。很难想象倘若国共两党真能在和平竞争中共存，或分别统治中国的半壁河山，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两党本身又会怎样。我想，谁要吞并谁恐怕都是困难的，相互竞争和互相监督只能阻止或减缓党的腐败过程。后来的中外历史也证明了和平土改并不是不可能的。那样，几千万人将不致死于内外两场战争（不算文化大革命）和六十年代的饥馑。而只要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能够正常地发展，中国人口疯狂大繁殖的灾难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然而中国历史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我决定到哈尔滨和久别的父亲与姊姊一起度过暂短的假期。 哈尔滨这时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森严的军事管制，使萧条的城市更显得陌生，好像所有的窗和门都封闭起来了。这种景象似乎象征着市民在心理上对于共产党的猜疑和疏远。他们在暗暗期待国民党的到来。 回到哈尔滨，最令我震惊的便是关于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后犯下的奸淫中国妇女和抢劫等暴行的传说。起初，我不肯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出兵的目的又是为了从日本人占领下解放中国人，这怎么可能呢?然而那么多的人都众口一词，有些人还目睹了苏军在哈尔滨的抢劫活动，这就不能不相信了。学生和市民们对于共产党的疏远和对蒋介石的出于正统观念的崇拜和向往，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我和哈尔滨本地的年轻共产党员都为此感到困窘。中共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为什么苏共的军队竟如此野蛮而毫不顾及政治影响呢?一种解释是：因苏德战争中苏联损失惨重，兵源匮乏，进入东北境内的军队是从刑事重犯中募集的：第二种解释是：苏军兵士把中国人当作了日本人。然而这些理由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说服。 我冒称自己是回乡探亲的北京大学学生，配合地方党组织到青年中进行工作，以我的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宣讲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拯救中国的政治力量。 国民党的统治从未到达过这个省份，共产党的抗日军队和地下组织却在日本占领时期还活动过几年。然而青年学生和市民们把国民党视为正统、崇拜蒋介石的观念却很顽固。 我又一次发现自己有演说家的才能。在“东北民主青年联盟”成立大会上，我的演讲使我赢得了最多的选票。由于我共产党员的身分还留在天津，我只能作副主席。 我想，我演讲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的真诚。我真正相信国民党已腐败透顶。我和两名共产党员在天津耀华中学几个月的工作就能使几百名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是军阀、汉奸和大官僚的孙男孙女，或商人的子女）改变政治态度，倾向共产党或党所领导的***，使我对党最终会在全中国取胜毫不怀疑。但是我在一九四六年哈尔滨的演讲活动也遇到一个大难题：对于家喻户晓并引起当地居民极大愤慨的红军一年以前的暴行，怎么办呢?必须使人们相信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好的，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也是好的，然而它的军队却对中国人进行抢劫和强奸，遇到这个问题我就只能搪塞了，唯一拿得出来的解释是：那支军队是苏联的死囚，不能代表红军。这时我和我的听众还都不知道那些并非死囚的红军在东欧和德国做了些什么。 我到哈尔滨不出十天，国共两党军队的全面内战就开始了。我回天津的计划已经告吹，地方党委决定我留下来工作。我此后的职业也仍然是和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学生打交道：当中学教导主任、青年干部学校的辅导员，同时作“东北民青”和青年团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冬，我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的轻信，使我几乎犯下一个大错误。有一天在街头，我忽然见到一个自称过去曾和我在中学同学的人，姓田。他正受失业之苦，表示要靠近共产党。我轻率地介绍他参加大、中学生寒假补习班去学习，之后又介绍他到新华通讯社工作。这时正逢军事形势于我方不利，我军准备撤出哈尔滨之时。田某为保险起见，暗地与国民党特务组织挂上钩，而我还在相信他，把一本为准备入党的人而写的小册子交给他看。我为此受到批评，但并不严厉。 我把我见到的所有人都当作好人予以轻信并倾吐衷肠而无任何戒备的毛病，此后也没有改，但回顾几十年生涯，我因轻信个人而上过的当并不很大，因轻信党组织而遭受的损失却不知要大出多少倍。 ． 然而对于党组织我又不是没有怀疑的。一九四七年年初我参加哈尔滨郊区的土地改革。一进村，我们那个工作队的队长就下令把一个地主吊起来毒打，逼使他招认与土匪勾结、隐藏枪支，并要他交出浮财。那人说没有，便打个不停，直至血肉模糊。这是我头一次目睹人对人如此残酷的场面。我没有权力制止，只能躲开。彻底搜查的结果，并未找到枪支，也没有浮财，只搜出一堆破破烂烂的旧棉花（絮）。那个所谓地主也很可怜，不过占有十几亩土地。每个村庄都必须有一个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以激起农民仇恨的地主，他是这种需要的牺牲。 一个疑问将留在我心中久久不能解决：从理论上说，中国无地农民渴望得到土地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一方面，也确有一些地主是经几十年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以自己的储蓄购置了小片土地，同时贫农中也不乏游手好闲因而一文莫名的人。和许多地方一样，我们进行土改的地区，穷苦农民也须经过工作队员反复发动，苦苦劝说，才肯到大会上去诉苦和要求平分土地。当时，我们认为这是出于一种恐惧，担心国民党军队可能打过来，害怕遭到报复（这种报复确实是很残酷的）。然而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认为以暴力手段平分并非靠剥削致富者的财产是有悖天理良心呢? 分地主浮财那一天，我参加了。那场面很像美国家庭的“车库售货”（garage sale）。几家地主的服装、日用品等摆在一排桌子上，最贵重的无非是皮袄、座钟之类，甚至包括地主家庭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必须品。事先已经议定，各家农民应该分到什么东西，我们分别发放就是了。场上并没有什么欢庆气氛。我的心情也不好，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我又一次发觉自己缺乏党所要求的“阶级感情”。 我早就有一个想法：把地主的土地平分给农民也许是必要的。但浮财，特别是并非金银财宝那一部分生活用品，似乎可以不分。土地毕竟是一种生产手段，而浮财则同作为人的地主及其家庭成员的个人生活有更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为生活所必需，同时，有些对象为纪念品等等，还可能带有很多个人感情色彩。我想马克思倘若在世，他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主管这次土改的领导干部蒋南翔曾一再叮嘱不许对地主动用肉刑，然而那个违背这条禁令的工作队长也未受到任何惩罚。倘使他在这个村庄找不到一个斗争对象，打不开斗争的热闹局面，他就要被指责为“右倾”了。 来自延安的干部把解放区的传统带进哈尔滨。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人敬服。但是我隐约觉出他们带来的那些在长期战争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与伦理要求中，有一些与我格格不入的东西。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求人们思想、生活方式和作风的一律化，我觉得这种气氛是对我的一种限制，内心里暗暗抵制起来。 我从来不喜欢打扮，也无意诱惑漂亮的少女，但不知为什么，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六年我青年时代的最后十年里，我常常想穿一穿红色的衬衫。这是不是对于单调环境的一种逆反心理呢?大家只能穿同一种色彩和同一种式样的衣装，这不仅是军事生活留下的痕迹或苦行生活的传统，而是表现了维持人们精神生活的统一和单一的要求。我本能地不喜欢这种要求。在青年干部学校工作时，有几天我竟穿起一套父亲的蓝色西装，与周围的人显得很不协调。倒是没有人干涉我。但我对于别人受到的干涉表示不平。哈尔滨的夏天很热，本地姑娘都穿裙子。由于参加了革命，女青年不能再穿裙子了，还得在衬衫外面再穿起干部服来。天热，就卷起袖子。有些延安来的人连这点都看不惯，我觉得就未免过份了。他们也看不惯我的作风，甚至还在会上批评过我不该走路、上下楼的时候都唱歌，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照旧唱，而且一唱就唱到六十多岁。回顾那二十二年的政治囚徒生活，我还庆幸自己有这么个习惯呢：经常低声吟唱一定是排遣了我内心的许多悲哀和忧愁，并且在没有自由的时候给了我一种自由感。 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哈尔滨松花江畔举办的“青年之家”大约可以算作共产党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权后最早开展的青年工作。一个月以后，成立了东北民主青年联盟，一年后才建立青年团。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那时，由于政权很不稳固，国民党军随时可能打过来。哈尔滨的学生们又不愿和中国共产党靠近，充满疑虑，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年轻人的兴趣，尽量用歌咏、放电影、读书、体育等活动把他们吸引过来。四六年冬举办的寒假学习班，是为了进行政治教育，但也尽量运用讨论的方式，允许各种不同意见表达出来，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青年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的信赖，青年团的活动就越来越政治化，内部生活的民主就越来越少，青年团本身的官方色彩也就越来越重了。 伴随全国解放，青年团和学生会就变成了党的“工具”，它的活动方式与内容同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像全国人民一样，青年们以入团为荣，现在是由青年团选择他们，而不是寻求他们的支持了，青年团组织的生命力从此便走向衰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