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侣重逢最爱君——吴宓与凌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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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先生和凌道新先生相识相交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吴宓先生早年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主编《学衡》杂志，梓行《吴宓诗集》，是学贯中西、融古通今的学界泰斗和一代宗师。凌道新是吴宓先生深为器重的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凌道新，江苏镇江人，1921年4月11日出生于辽宁省巨流河（今辽河），五岁时随父由辽宁大虎山迁居天津，先后就读天津南开中学和耀华中学。1940年，凌道新同时考上北平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最后入读燕京大学新闻系。1941年12月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燕大为日军占领，多数学生被逐出校园。1942年燕大在成都华西坝复校，凌道新辗转来到成都，继续学业，1946年毕业后任教于华西协合大学外文系。吴宓先生于1944年来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道新遂成为吴宓先生的学生，常亲聆教诲，将自己的作品呈请吴宓先生评正，其学力和才识甚得吴宓先生青目。
 1952年“院系调整”，凌道新从成都华西大学调至重庆北碚西南师院，与先已在该院任教的吴宓先生再次相逢，并先后同在西南师院外语系和历史系任教。在缙云山麓，嘉陵江畔，师生二人朝夕相处，学谊日深。他们在精神志趣方面颇多共通之处，都熟谙本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又于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化有深厚造诣。吴宓先生曾夸赞：“在本校，甚至在四川，英文最好者，宓认为是凌道新。其人，籍镇江，生长天津，学于英华书院及燕京大学，宓与寅恪之学生。久在Millard’s Review投稿……其中文诗亦甚好。”
1952年至1957年“反右”前这段岁月，吴宓先生和凌道新往来密切，谈诗论学，中西比较，交流甚广，凌道新也有更多机会分享吴宓先生的学识与洞见。吴宓先生在日记中常记载二人扺掌而谈的情形。有时“凌道新来访”，有时吴宓先生“访凌道新”，在凌道新室“茗谈”、“叙谈”、“久谈”、“久坐”，“至山上凌道新室中共度中秋”，在校园和凌道新“游步”、“月下步谈”，或“偕凌道新同行”访诗友。
1956年凌道新结婚，吴宓先生是主婚人，特意赋诗《贺凌道新仁弟新婚》。诗云：
学侣重逢最爱君，清才夙慧业精勤。
早能敏悟明新理，今更钻研识旧闻。
木秀于林行负俗，鹤鸣在野气凌云。
同窗廿载中郎女，璧合珠联喜共群。
此诗作于1956年元旦，定稿于1967年，附注云：“九月十三晚检宓诗原稿（纸片未编汇存者），有此一诗。其中有四、五字尚未决定，待修改。不知当时曾否改好，曾否写成？九月十四日乃修改定妥，连注写上，奉弟珍存，以为此生之一纪念。”
吴宓先生写诗的一大特点是喜欢自注，这首诗也不例外。第五句注：李康《运命论》：“夫忠直之忤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第六句注：《诗经·小雅》：“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者。”
第七句注：“宓与傅毅生（葆琛）1912至1916同学清华并同级同年毕业。”“蔡邕之女蔡文姬，名琰。”注中的傅葆琛（1893—1984），成都双流华阳永安乡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曾任华西协合大学乡村建设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是凌道新新婚妻子傅启群的父亲。
全诗表达了吴宓先生对凌道新新婚的祝贺和卓越才华的赞佩。第五句“木秀于林行负俗”谆嘱凌道新虽才华出众，聪明过人，但峣峣者易折，佼佼者易污，要警惕树大招风，注意“敛迹”。未料吴宓先生竟一语成谶，凌道新在次年便被打成右派。
凌道新从小受教会学校的影响，穿戴考究，风度潇洒，一表人才，又深受传统文化精华之熏陶，儒雅斯文而又天真浪漫。纯粹的书生气质，使其丝毫未能觉察出时代风云和世态人情的变幻。反右前夕，吴宓先生告知凌道新：“闻于学校当局，谓宓代表顽固之封建思想，凌道新代表英美资产阶级之生活方式。”同时谆诫凌道新“且自有所警惕耳”。但凌道新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直言己见，故难逃天罗地网，一夜之间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吴宓先生对凌道新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归结为：“受祸之诸人，或本才学优长，平日苦受压抑，如新等。而其人性行亦有缺点，过刚，而不善自藏。遂遭忌受谗，而罹于祸。”这里的“新”即指凌道新。吴宓先生本人之所以能逃过反右一劫，是因为他在反右中谨守“隐忍止默”的四字箴言，但是“此次幸免于难，然而残年枯生，何益何乐？”
凌道新罹祸后，被遣送到西南师院图书馆任西文编目、干杂务、打扫图书馆周围清洁，工资连降五级，从此人生之路经受了漫长的坎坷和不幸。面对人生最大的挫折，凌道新含冤负屈，愤郁至深。
吴宓先生对凌道新的苦况非常同情，顶着学校当局要他“注意阶级，划清界限，勿与右派凌道新来往”的压力，有时趁“月光黯淡，满天云遮”“私访”凌道新；甚或冒雨夜访进行劝慰。在处理右派分子判定会上，吴宓先生坦言对凌道新有温情主义，“除凌道新外，由反右之时期起，宓与右派分子无往来”，并极力为凌道新开脱说解。
凌道新由于劳苦抑郁，患肺结核住院。吴宓先生对此十分惦记，一日黄昏，吴宓先生沿公路步行约十华里，至北温泉附近之工人疗养院一零九室访凌道新探病。又某夜梦见凌道新，“疑为不祥”，次日“特往访新”。当得知凌道新在图书馆备受虐待时，吴宓先生感愤伤叹，“殊为新怜悯，恐其不永年矣”。为了让凌道新早日脱离苦海，吴宓先生常抓住机会向学校当局“谈说新之英文造诣实深，今若寻求良好英文教师，似可荐新任，赦其罪而取其才”。
吴宓先生和凌道新师生情谊深厚，吴宓先生逢十寿辰，凌道新都会赋诗祝贺。1964年吴宓先生七十寿辰，凌道新感赋七律二首，题为《寿雨僧师七十》。诗云：
（一）
诗伯今应四海推，温柔敦厚仰吾师。
重吟老杜西南句，正值华封七一时。
碧落定知魂寂寞，星河遥见影参差。
霜蹄谁谓龙媒老，迥立苍苍问所思。
（二）
万里桥西往梦痕，何公巷口少城根。
诗人怀抱谁同喻？赤子心肠更莫论。
岂待枰收方胜负，未须柯烂又乾坤。
炎威使杀秋凉动，可祝南山现寿樽。
 吴宓先生对此诗十分欣赏，批注曰：“去年及今年，宓所收亲友学生之寿诗、寿词，当以此二首为最佳，以其情真事切，非同浮泛虚伪之谀颂也。”“1944至1945年宓在成都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时，居住文庙前街何公巷之一室，该处为燕京大学男生宿舍，道新亦居住其中。宓屡见道新，每晚，就过道处之一煤油灯，读《吴宓诗集》而异之，此为宓与道新订交之始，今二十年矣。”
1966年，“文革”爆发，吴宓先生心怀恐惧和凄惶，认为中国数千年之德教习俗、学术文化，都面临着被彻底摧毁的命运，“伤中国文化之亡，黑暗时代之降临”。凌道新则对命运悲感莫名，心怀悲慨，觉得自己“折磨将死”。凌道新有一纪念锦册名《珍珠船》，上有缪钺、周汝昌、黄稚荃等诗友的题诗，遂请吴宓先生题诗于《珍珠船》，以作为纪念。吴宓先生欣然应允，遂恭笔正楷将陈寅恪先生1945年在成都所作《华西坝诗》题写于该锦册。陈寅恪诗曰：
浅草平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
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晚风。
酒困不妨胡舞乱，花娇弥觉汉装浓。
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其后吴宓先生题跋：“右录陈寅恪兄1945年夏日所作《华西坝》诗为道新仁弟留念。时吾三人皆在成都燕京大学。”
昔时的华西坝钟楼荷池，高柳鸣蝉，绿草清溪，风景如画，虽国难深重，而弦歌不绝。《华西坝》诗表达了陈寅恪先生忧时伤世的情怀和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兴亡感。吴宓先生幼习欧阳询《九成宫》，字体古雅朴拙。陈诗吴书，可谓双璧。陈、吴二老同为凌道新的老师，吴宓先生将陈寅恪先生的诗题写于凌道新的锦册，是吴宓先生给凌道新的最好纪念，也见证了吴宓先生和凌道新的深厚学谊。
在“文革”中，吴宓先生和凌道新都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残酷批斗，挑粪、修路、薅田、看厕所、守茅棚，经历了最黑暗的苦难。
即使在思想文化被彻底禁锢的年代，吴宓先生和凌道新也从未中断过学谊交往。他们都深敬陈寅恪先生其人其文。“文革”中，陈寅恪先生和吴宓先生处境均极险恶，不通音讯，但吴宓一直心系陈寅恪先生安危。1967年10月，吴宓先生将陈寅恪先生昔日手写《吴氏园海棠》诗三首“送与新读”，又“以宓1945日记中陈寅恪诗数篇送交新读”。凌道新也出示其所录陈寅恪先生诗作。1971年12月9日，吴宓先生获知陈寅恪先生两年前即已离世，至为悲愤，连夜撰成《陈寅恪先生家谱》交与凌道新保存，并和凌道新“坐谈寅恪兄往事”。
在梁平劳改队，吴宓先生耄年短景，时时于冥冥之中对生命有一种不祥预感：“若有大祸降临我身者！”于是着手于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文字追述，完成了《吴宓自撰年谱》。凌道新读后，即赋诗《读雨僧师自撰年谱》。诗云：
韦杜城南事早空，贞元朝士梦谁同。
百年雪上征鸿迹，隔晓花间舞蝶踪。
学贯东西堪独步，诗侔元白出奇峰。
辛勤好自名山计，会见灵光鲁殿中。
1972年夏，吴宓先生获准返回重庆北碚西南师院。凌道新感赋七律二首，题曰《送雨僧师自梁平返重庆北碚》。诗云：
（一）
萧萧白发任孤吟，车发渝州曙景侵。
名盛由来招祸累，天高难与料晴阴。
曾经沧海浑无泪，何处乡园总系心。
不尽临歧珍重意，此情去住应同深。
（二）
世路风波梦一场，客中送客倍凄凉。
频年思过终何补，万事穷原费考量。
行旅安排师弟分，迁流难措别离觞。
清标仰止东篱菊，晚节宁输自在芳。
凌道新送别诗写的已不是简单的别情伤感，而是对吴宓先生凄凉人生的不尽慨叹。
吴宓先生晚年居住西南师院文化村一舍三楼三一一室，北端面东，凌道新居住三一七室，面西，均为十平米左右单间居室，师生咫尺为邻。此时凌道新病情十分危重，境遇十分凄凉。1973年，吴宓先生八十岁寿辰，往日挚友多已凋零，而其他友生或因避祸疏远断绝，不敢往来。然而凌道新没有忘记吴宓先生生日，赋诗七律四首为吴宓先生祝寿，题作《雨僧吾师八秩之庆》。吴宓先生读罢，批注云：“凌道新仁弟祝宓八十寿诗，全篇甚好，仅须修正字句。”并感叹：“此次宓八十寿，仅得新此篇。”
凌道新诗云：
（一）
飘然八十此诗翁，碧海青天历几重。
洛下声华留后世，杜陵家业继前风。
霜蹄伏枥心还壮，老干着花态更浓。
南极寿星须一笑，会昌春好少人同。
（二）
驰骋当年尚黑头，词林笔阵擅风流。
为纾人难恒分廪，饱览世情独倚楼。
仙侣爱才皆惆怅，使君何事太疑犹。
元龙今日真强健，百岁能期二十秋。
（三）
每忆成都怀抱开，间关万里寇中来。
学诗有幸开蒙昧，精业无成愧下才。
江汉风光饶想像，剑南日月再徘徊。
荏苒三十流年后，又向渝州举寿杯。
（四）
回首沧桑应息机，坡仙岂悔不低飞。
只因咏叹多慷慨，竟使文章出范围。
弟妹关中存骨肉，甥孙海隅指庭闱。
门墙忝列辜真赏，犹拜期颐旷代辉。
凌道新在诗中追忆前尘往事，流露出对早年在成都华西坝与吴宓先生相遇相知，请益学诗的最惬意、最难忘岁月的深切眷念，表达了对恩师崇高精神和人格力量的无限敬仰，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1974年1月13日，凌道新的苦难人生走到了尽头。吴宓先生惊闻噩耗，悲痛异常，拖着耄耋病残之躯，拄杖亲往西南师院石岗村山上凌家致祭，并拿出刚补发的工资一千元慰问凌道新二子：长子凌梅生，时年十七岁，次子凌昭（现名傅翔），时年九岁。
1977年初，吴宓先生因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由胞妹接回陕西泾阳县老家。次年1月17日，吴宓先生在故乡抱憾去世，骨灰葬于安吴堡的嵯峨山下。
岁月沧桑，流年似水，吴宓先生和凌道新离开人世间已快四十个年头了，然而他们的音容笑貌，清晰如昨。回首过去的年代，吴宓先生和凌道新所经历的坎坷人生令人唏嘘不已，他们在苦难人生中表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高贵品格和精神，也几乎成了历史的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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