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3月10日，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在上海逝世后，媒体相继推出报道，他的名字前面的身份是“经学大家”、“最后的经学家”，还有一些写成了“经济学家”。 “不是经学家，也不是经济学家，是中国经学史专家。”在朱门弟子、复旦历史系兼职副教授廖梅看来，怀念朱维铮的过程，也是普及经学史常识的过程。 “朱先生是坚持中国启蒙精神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他敢于挑战时下尊孔复古的逆流，令本人感佩无已。”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在唁电里说。  朱维铮（1936-2012）近年来致力于把各种“大师”从天上请回地上。（南方周末资料图片） “造神运动，似可休矣” 朱维铮师从周予同——这位曾在“五四”运动中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史学家对当时北洋政府提倡的“读经”颇为反感，1920年代开始把经学拉下神坛，变为历史研究对象，创立中国经学史这一现代学科。在这之前，经学“只能信仰，不能怀疑”。一为思想信仰，一为学术研究，“这是经学和经学史的区别。”廖梅告知南方周末记者。 “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朱维铮延续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进一步考证理清孔子“变形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述“学随术变”：经学会按照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改变自己的形态。对经学经典的解读，不是经学家说了算，而是皇帝说了算。 所以看到有人在电视上讲孔子和《论语》，不顾经学的历史变迁，朱维铮就很恼火：即使“子曰”全部可信，“拿它作为惟一依据将孔子捧上天或按下地，都是令人惊异的。” 因为孔子，朱维铮近年招来的争议不少。他也略有耳闻，“据说网上骂得最凶。” 2007年，朱维铮在一次演说中重提孔子是私生子出身，外间炸开了锅。 其实他在1982年的《孔子思想体系》中已考证过。从司马迁、郑玄，到周予同、费孝通都相信孔子是私生子，“我不想抵赖，我说的就是我说的；但不是我的发明，这也是事实。” 朱维铮也质疑“孔子后裔”的血统问题。据他考证，“孔子如果有家谱，后两代已经是很难讲了，从孔融以后已经断了三次。” 批评孔子学院，朱维铮也不留情面：“放一点中国的录像片，有点中国的小玩意儿，有点所谓中国文化的歌舞——人家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东西。” “朱先生强调经学在传统中国所担负的官方意识形态或者说统治学术的功能，不论从学术上还是从现实意义上看，都是极有价值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在3月19日出版的《文汇报》撰文称。 “现在阿猫阿狗都可以是大师。”近年被朱维铮“从天上请回地下”的“大师”，还有不少： 2007年，他批于丹“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2008年11月，浙江举办纪念“一代儒宗”马一浮125周年国际研讨会。朱维铮称“所拟尊马调门高得吓人”，认为“没有必要动用国帑将他树立为乡邦圣贤”，“对马一浮的造神运动，似可休矣”。 2009年，对于晚年摘掉自己“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的季羡林，朱维铮一方面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直言“他有一些方面是被官方捧出来的”。 2011年，朱维铮在上海电视台《大师》珍藏版DVD的序言里批评“假大师”时写道：“对知识分子以左中右划线，把会揣摩、善附会等，当作人文社会学科是否为己服务的尺度，赏以高位，歆以重利，以致欺世盗名的假大师层出不穷。我们的教科文卫当局，普遍面临诚信的缺失，表彰假大师，阻遏人们对学术骗子文化流氓的揭露批评，无疑是一大原因。” 朱维铮夫人王桂芬有次说他“目中无人”，朱维铮说：“我在考虑要写的东西，考虑我的事情。看着我瞪着眼在那里走路，其实我什么都看不见。” “研究历史的人，要是不讲历史事实，那就完了蛋。如果你乱说，我就要指出。”2011年在复旦的最后一堂课上，朱维铮讲：“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有思想自由。你有乱说的自由，我就有纠正你的自由。” “学随术变”，遗毒匪浅。朱维铮认为“文革”以后，大学里出现了一种现象，“有一种人习惯于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根本不看重学问，把学问当作一种工具，搞来搞去”。还是在复旦的最后一堂课上，他说：“我们现在有一批教授，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的思维还是当年的红卫兵思维。” 动物是真的，不会听你摆布 王桂芬说，朱维铮最大的遗憾是《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两本书没有最后出版。“他说要再给两年时间，再写上二三十篇文章，就心满意足了。” 这位历史学家留下《走出中世纪》正续编、《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重读近代史》、《壶里春秋》等著述，看起来不多，有人揣测，“或许后来为声名所累，不敢轻易出手”。 葛兆光不这么看。他撰文称，“现在有大部头著作的人多得很，可是朱先生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去做的，就是他作为学术的组织者和资料的整理者的工作。” 经历过1980年代“文化热”的人，不会不记得朱维铮参与主持的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也正是通过这套丛书被引进到中国大陆。对于这股文化史研究热潮，朱维铮有开山之功。 “他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将来会在学术史上被反复提及，他整理的那些资料集会被很多学术研究者反复使用。”葛兆光说。 这些资料集，也包括朱维铮主持翻译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最早提出编订、耗时多年的《徐光启全集》等。 不过，“写出来的大部头不是给读者看，是给专家学者看的。”朱维铮一次对《大师》栏目总编导王韧说。 朱维铮被普通上海市民认识，是因为上了电视——他至少为《大师》栏目做了二十多个采访。连邮递员都能认出他来，这让他很高兴：“这让一个普通老百姓知道，一个稀奇古怪的教授到底在干什么。” 2006年，《大师》栏目邀朱维铮担任学术顾问，第一期《马相伯》的第一个镜头就在朱维铮的家里开拍。王韧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开头。”此后五六年里，制作组一旦有问题，“一个电话就打过去请教”。 《大师》栏目至今已制作超过150集，从马相伯开始，讲述了蔡元培、陈寅恪、丰子恺、马寅初、陈望道、童第周等人的故事。据说，朱维铮近年最看重的就是这套对1840年以来的重要文化人物进行解读的电视纪录片。 “做《大师》，不要用习惯的思维和语言再去造神。”朱维铮跟《大师》编导们说。尽管他对马一浮评价不高，但仍认为可以做，“还其作为人间学者的本色”。王韧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他给朱维铮提了5个问题。节目播出日期已排好，一直没有音讯，制作组等得焦急。两天后早上7点，王韧收到这5个问题的答案，27页纸的传真——朱维铮重读了马一浮数种遗著，光是对流传甚广的“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说，朱维铮就作了详尽考证，证明是出自《马一浮传略》的谬说。 后来他们做《大师》，“歌功颂德的小尾巴”也都没了。 王韧回忆，朱维铮生前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动物世界》一类的纪录片，“动物是真的，不会听你摆布”。 最后一课 “他说这是最后一堂课，学生都等着。”2011年12月15日，朱维铮夫人劝刚接受放疗回家的朱维铮不要去讲课，未遂，又劝他捎上氧气袋——上课是在没有电梯的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朱维铮当时已是肺癌晚期，在家靠吗啡止痛，爬楼必须吸氧。朱维铮拒绝，“不能让学生看到我吸氧。”临走前沾了点水，把头发略作梳理。 “那天很冷，他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提前半小时到了教室旁边的休息室。”当时在现场拍摄这最后一课的王韧回忆。 2010年朱维铮一共带了16个各个年级的博士生。“学生研究的方向不一样，他每一段历史都要搞得清楚才能指导好。”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晞主攻医学史，她告知南方周末记者，朱维铮对中国医学史的认识和研究，“基本上鲜为人知”，“他提出只有不断探索人体生理、病理中医学，才能弥补中国中世纪知识体系重人文、轻自然而造成的一个空白。” 朱维铮更在意的是“普及”。2008年起，他为本科学生开设了“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2010年夏，发现肺部出现问题，此后一年零七个多月，他在肺科医院、肿瘤医院、中山医院、新华医院四家“轮班住”。不过，朱维铮还是跟学生承诺：至少授课三次，最后一课亲自讲。 这“最后一课”也是朱维铮52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将近两小时的课程临近末了，他对教室里二百多位复旦师生说，要认识中国、认识世界，恐怕有几条要防止： “第一，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其实这还不是中华民族主义者，而是大汉族主义者； “第二，恐怕我们眼睛要向内，最主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历史上会‘积弱’的东西； “第三，恐怕我们在观念上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现在的许多认知，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其实停留在孔夫子的时代。有的时候，连林则徐、连李鸿章他们的认知都没有达到。” 朱维铮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仍在病床上修订新版《音调未定的传统》。此前书稿已校对七遍，但出版社在目录上调整篇目，却没改每一卷的小标题，“完全是一个错版”。书出版后才拿回给朱维铮看，“他恼火得要命，要求撤回重印。”王桂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离世前书稿已校对近三分之二，“稿子就扣在那儿了，没想到突然会出现呼吸衰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