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爱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层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谜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 “专家”与“杂家” 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跨世纪一代学人中，金克木是难归类的一位。他最显著的公众身份，是北京大学东语系与季羡林并驾齐驱的印度学学者。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金克木还是30年代新诗坛的重要一员，和戴望舒、徐迟等人相契相知，晚年还写作了大量古体诗。此外，他还可算作翻译家，精通梵文、巴利文、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翻译的语种和内容都驳杂，抛开梵语著作、散文小说不谈，甚至译过两部天文学普及著作《通俗天文学》和《流转的星辰》。而金克木真正“成名”，可说是自古稀之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开始的，从1979年《读书》创刊到金克木2000年辞世，是他生命的“晚年”，但思考和写作却正处“壮年”，发表随笔杂感100多篇，成为《读书》前20年最高产的作者。 三联书店编辑吴彬回忆，1979年《读书》创办时，发现经过10年的中断，青黄不接，能找出来的都是三四十年代就奠定学术根基、时已60多岁的老先生。不但要学问好，还得文笔好，算来算去就那么几位，金克木、张中行、李慎之、费孝通、钱锺书……既然脚下都是禁区，那就从打破“八股”文体开始，不“穿靴戴帽”，不说官话、套话，老先生们成为拓荒者。 “为什么晚年忽然多产？”金克木自问自答，“我在信和疑之间翻腾，在冷和热之间动荡，过了70多年。这恐怕是我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不得不将思想化为文字的内在原因。像蚕吐丝作茧使自己僵化并将自己埋葬一样，我也是倾吐衷曲使自己僵冷。”退休后的金克木抛开“专家”身份的束缚，“70岁老翁在试图解答17岁少年时产生的疑惑”，“对文化猜谜”。这一时期，“不料《读书》杂志创刊，居然肯打破栏目壁垒，刊登我这些不伦不类的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金克木说。 《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回忆，金克木简直有写不完的文章、说不完的话：“找金克木去谈事，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15分钟呢。他说你们一个月才发我一篇，我一个月至少写四五篇。”因《读书》与金克木结缘的陈平原15年间常去金克木家拜访，他说：“在他去世10年前，我就听先生说过，脑子不行了，不写了。可‘金盆洗手’之后，报刊上还不时出现他的文章。你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打假’，这个时候，先生会得意地狡辩：天气变暖、不能白吃饭、老花眼突然开恩、电脑很好玩等等，都成了重新写作的理由。”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等一批80年代中后期的毕业生，其后接棒成为《读书》的第二代作者。他认为，就读书心态与文章趣味而言，金克木与现代学术的专门化倾向很不协调，与当代中国散文之注重叙事、抒情也大相径庭。对于纯粹的“文学”或“学术”杂志来说，金文都未免过于“边缘”了些。“幸亏有了这‘不三不四’的《读书》，欣赏他那些‘不伦不类’的文章，这才促使他由功成名就的专家，转而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杂家。”而《读书》也得益于金克木良多。陈平原曾概括《读书》文体：“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老实说，当初写这段话的时候，金先生乃标本之一。” 陈平原告诉本刊，金克木去世的第二天，他拿出一大摞金先生的书翻阅。“读他的书就像观赏体操运动员之上下翻腾，表演众多高难动作，给人的感觉是既紧张，又惬意。可一旦落笔为文，却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不是因为书多，而是文体、学问、思想之‘博’与‘杂’，让你一时无从把握。”三联书店学术分社编辑冯金红也有类似的困惑，此时，继《钱锺书集》、《陈寅恪集》之后，著作丰厚又与三联素有渊源的金克木很自然地成为下一个全集编撰对象。在此之前，仅三联出版的金氏著作就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艺术科学丛谈》、《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书城独白》、《无文探隐》、《旧学新知集》、《风烛灰》，再加上其他出版社的自编、他编文集，就更是数不胜数了，如何归类成为难题。最后索性依照金克木的“四重身份”——诗人、随笔杂感大家、印度学专家、翻译家，把他一生著作约400余万字分成8卷。 对应其文的“博”与“杂”，金克木晚年公开拒绝“专家”称号：“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 金克木的女儿金木婴告诉本刊，父亲那一代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学人，幼时有许多是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的。对他们来说，古文经典脱口而出、文言写作随心所欲是很自然的事。那一代学者，还有不少人用毛笔写文言比用钢笔写白话更顺手，旧学根底是幼时基础，中西贯通是后来成果。文史类学人自不必说，自然科学家往往也是如此。“我曾听到过化学家黄子卿教授随口背诵《左传》、《史记》；见到过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亲手所记电路图一般工整精确的围棋古谱；至于数学家华罗庚、水利学家黄万里的旧体诗文功力，就更是众所周知了。华罗庚去世后，我父亲曾叹息有些问题再不能和他探讨了，否则一定会有共同兴趣的。” 陈平原对本刊说，金克木早年是诗人，这一“底色”不能忽略，他乐于接受各种挑战，勇于驰骋想象，这点在晚年的文章中仍有很明显的体现。金克木没像冯友兰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或季羡林晚年完成《糖史》，而是天马行空，自由挥洒，给后人留下无数有趣的“话题”或“谜语”，这两种选择都值得尊敬。陈平原认为，在世人逐步恢复对“专家”崇拜的年代，金克木自称“杂家”，大有深意。传统中国文人，有人专攻文章，有人专攻学问，但是“文”和“学”之间有某种联系。而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成为主流。他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经行 金克木不是科班出身，只在北大当过旁听生，后到印度鹿野苑跟随退隐的老居士乔赏弥读《波你尼经》，好几门外语都是旁听或者自学的，比如他的拉丁语就是在傅斯年的鼓动下，通过翻译恺撒的《高卢战记》而边译边学。这样“不完整”的求学经历，竟然打通多个领域，并在一个冷僻领域成为“专家”，与金家有世交的《群言》杂志主编叶稚珊也不解：“为什么金克木的好动由表及里，按常规的看法，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但他研究的东西又是如此冷僻、沉静，研究的态度是如此沉稳、扎实、灵活、深刻？” 他最初修习梵文的起因是出于偶然。1941年，金克木由朋友介绍到加尔各答一家中文报纸当编辑。“那时印度还是大英帝国殖民地，我脑中没有离开从罗马帝国上溯希腊追查欧洲人文化的老根的路，还不想另起炉灶攻梵典。”但是，“书中讲的印度各种各样，现实见到的另是一样。于是我又犯了老毛病，由今溯古，追本求源，到附近的帝国图书馆阅览室去借用英文讲解的梵文读本，一两天抄读一课，再听周君天天谈他来印度几年的见闻，觉得‘西天’真是广阔天地而且非常复杂”。其后他到佛教圣地鹿野苑，攻梵典并翻阅那里的汉译佛藏。“因为觉得不能不了解一下中国古人怎么跟印度古人凭语言文字交流思想的遗迹。结果是大吃一惊。双方确是隔着雪山，但有无数羊肠小道通连，有的走通了，有的还隔绝，真是译作五花八门，好像没有条理的迷宫。幸而遇上了来归隐的乔赏弥老人指引梵文和佛学的途径。”他常感念乔赏弥依照古代传统的口语讲说方式：“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这真像是表演印度古书的注疏……就这样，我好像陷入泥潭愈下愈深不能自拔了。” 同在圣地求学的不同国籍的修行者平日在路上相遇都只是合掌为礼，说声“南无”，并不搭话。金克木住在招待香客的“法舍”里，每天太阳西下时，他快步走向“根本香寺”前的大路，在那里与陆续到来的“过午不食”的和尚、居士或零散或结伴奔走，大步流星。这便是古时释迎佛带着弟子罗汉菩萨的“经行”，流传下来，是很多印度人习惯的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运动。叶稚珊认为，金克木早年在印度养成的“经行”这一令人敬畏的苦行中，蕴含着对脑力、体力的训练，蕴含着对坚韧、忍耐的考验，蕴含着对自己修行、信念彻与悟的过程。这对于解释“金克木现象”，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金克木印度求学三年后回国，1960年在北大东语系与季羡林共同开设了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招生17人，这是中国系统培养印度学研究人才的开端。曾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的黄宝生和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的郭良鋆夫妇是当年17人中的两位，他们对本刊回忆，季、金两位先生交叉授课，各编一套讲义，但风格迥然不同：季先生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照德国学习梵文的模式，繁琐而复杂；而金先生一支粉笔，口若悬河，依照印度传统模式，注重训练学生的口耳反应。他的一大绝活是，在课堂上常常按照印度人的方式，吟唱梵文颂诗，抑扬顿挫，像唱歌一样。及至1984年第二届梵文巴利文班重开，两位老先生已经不再授课，接棒的是1960级毕业生蒋忠新、郭良鋆。那一班学生已经无福听到金克木的梵文吟唱。一次蒋忠新特地将金克木此前录的一盘录音带带到教室放给学生听，当时的学生之一钱文忠回忆说：“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吟唱后，同学们都垂头丧气。我们平时练习十分困难的梵文发音时，周围的同学都来嘲笑我们，说梵文里有马、牛、狗等等所有动物的声音，还拜托我们不要制造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此音只合天上有’。” 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陆扬也是1984级梵文班上的一名学生，他后来转而研究中国历史，也受到金克木很大影响。在他看来，金克木的印度学研究，开启了中国梵文巴利文研究的另一条路径。陆扬那时候定期去拜访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沿着东语系的楼向右走，穿过一条隐蔽的小路就是湖边的朗润园，一排房子，左手边是金先生住的地方，右手边则是季先生住的地方，对他来说象征着两个关系密切又截然不同的学术体系。陆扬对本刊说，季先生有一套房子专作书房，进门就是一张长长的书桌，井然有序的书架，说话也严肃严谨，只要是印度学、佛教学方面的问题，问他什么，马上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而金先生家一开门，杂乱无章，靠墙边一个沙发就是每次谈话的地方，几乎什么书都没有，谈话却天马行空，妙趣横生。这当然只是表象，陆扬认为，其根本不同是季羡林留德10年继承了欧洲研究印度学、东方学的方法，纯客观地从文献出发，强调语法、语言，某种程度上说是把印度作为一个“死文化”来研究，对印度文化的复杂性、多面性没有太多关注。而金克木40年代在印度求学三年，接受的几乎是私塾式的教育，而且当时印度恰恰是从殖民地转变成独立国家的转折时期，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真正进入了印度文化的核心，因此他更注重研究文化，尤其注重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间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钻研，后来形成金克木最为重要的两本学术著作——《印度文化论集》和《比较文化论集》。 让陆扬印象深刻的是，金克木反复讲过一个故事：“你看婆罗门教宣扬牛是神圣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印度亲眼目睹在神庙后面杀牛，鲜血淋漓……”“他在讲述的时候，手举着，眼神就停在那里。在他看到那个场面的那一刻，他心中文化的表层破灭了。”陆扬认为，金克木的一生特别是晚年，始终是在追寻文化底层的东西，从一种无序的文化中去找到背后的符号，因为文化真正要深入，是看到其多变、复杂和不确定的一面。这样的思维方式，在界限分明的学术评价体系之外，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发现的快乐 “思想是风，思想是烛，思想是灰。”不过，纵然风中残烛已成灰，风中的灰仍然传播久远。《风烛灰》是金克木生前亲手编订的最后一部文集，在他最后一次入院前的五六天，他还给编辑寄去刚刚写就的《倒读历史》一文，一个多月后与世长辞。三联书店编辑孙晓林时任文集的责任编辑，她说：“金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中所写的这些近20篇文章，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博闻强记、思想犀利的鲜明特点。尤为突出的是，他更加超越于一般专业研究之上，意欲打通各种文化，跨越古今中外，去追索人类社会‘是什么’、‘为什么’……读他的这些文字，分明可以感觉到，写作时充盈在他脑际中的真正的‘发现的快乐’。”或许因为这种快乐，他的遗言才那么轻盈而豁达：“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若论学历，金克木充其量只能算小学文凭，驱动他不断去求学的正是无休止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既然处处有谜，就可以处处去试破”。金克木的女儿金木婴告诉本刊：“他确实没有参加过什么正规考试，没有大学学历，连中学文凭也没有，倒不是考不上，而是没钱考。但他从不承认是自学成材，总是强调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当然，有明师，能够学‘通’知识，少不了勤学好问的精神与浓厚的兴趣。其实，自己学习专门知识需要有人指点，无师只怕很难自通，受正规教育又何尝不同样需要自学，需要兴趣？” 金克木曾不断提及的30年代以图书馆为中心的“家庭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老师”。他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时，巧妙使得“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寻。渐渐地，他们指引我门路。” 金克木还特别谈到一位从几十里外步行赶到北大图书馆来的鼎鼎大名的教授：“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往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我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第准予借出。借的全是善本、珍本。由于外借需有馆长批准，而馆长那天又刚好不在，这位老先生又一言不发地离去了。待这位客人走后，我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下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 就像金克木喜欢自己打谱下棋一样，晚年几乎足不出户的他也将与人谈天作为一种思维训练。经常去跟金克木谈天的人往往发现，看似漫无边际的谈论，当然更多是他说你听，原来就是不久后某篇金氏新作的“练习版”。“有人说，和我父亲谈天，往往你的专业是什么，他就和你谈什么，如果正好是他熟悉的，自然谈得热闹；如果并非他的专长，那他就更高兴，会说：‘又长知识了。’”金木婴说。 “说我父亲写文章是‘既传统又时髦’，我觉得很恰当。他读书也是这样，兴趣极广泛，看书极杂，可以说是无所不读。”金木婴说，从古老的《十三经》到时新的电脑网络、计算机语言，从高雅的《庄子》与《文选》到通俗的张恨水、金庸、琼瑶，从没几个人懂的梵文、拉丁文经典到浅显的中小学课本，铿锵的拜伦、弥尔顿，难以卒读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大众化的阿瑟·黑利、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什么都看。中外文史哲名著自不必说，自然科学他也有兴趣，围棋、天文、数学更是他的爱好，他一向认为古今中外文法理工本应是相通的。 早年金克木对于天文学有特别的兴趣，不仅翻译过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流转的星辰》，以及《通俗天文学》等著作，还发表过天文学的专业文章。上世纪30年代，因为非常欣赏金克木的文学作品，戴望舒写了一首《赠克木》，让他在星辰天空之外，更多看看人间，算是将金克木从天文学中拉回来。不过金克木颇有遗憾，他曾在一篇随笔中感叹：“离地下越来越近，离天上越来越远。”到了老年，金克木的好奇心一点儿没有泯灭，为了一个微积分的问题，他想方设法借来了英文原版的“数学史”。一看登记卡他乐了，半个多世纪来，他是这本书的第二位借阅者，前一位是大数学家江泽涵。 逝世前不久，金克木还让女儿金木婴借来了霍金的专门谈黑洞的天文学作品，他由此回忆起多年前在徐迟家翻译《通俗天文学》的往事，并在电脑中留下了他的遗作——《黑洞亮了——从译泰戈尔诗赠徐迟谈起》。对与徐迟漫长的友情的开端，金先生说他们成为朋友，“不是由于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不同越是谈得有兴味”。金木婴说，尽管性格爱好有所不同，但在终身都不仅对人文科学，而且对自然科学的新事物、新知识有浓厚兴趣这一点上，父亲与徐迟先生是一致的。“父亲说：‘徐迟永远18岁。’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