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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葛剑雄先生八秩初开之年。承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邀约撰写葛先生一文，正好可藉机表达对他二十余年扶植提携的感激之情，日前已揭载于该刊2013年第12期。 一 初闻葛剑雄先生大名，在大三那个秋天。《光明日报》以极为醒目的地位隆重推出我国首批博士的照片及简介，葛先生赫然在列。那之前我早已下定决心要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见此报道大受鼓舞。不久我写信向谭其骧先生求教，很快收到葛先生的代复。信中语言简洁，笔迹潇洒而又有法度，令人遥想不知是怎样一位博雅君子。 1988年深秋，我随硕士时的导师何业恒先生到武汉、南京查资料，回程经过上海，特地拜访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文科楼八楼史地所办公室，进门就看到一位身量中等的年轻老师，热情地向我们一行打招呼：“我是葛剑雄！”当时他正处理谭先生的信件。他请我们坐下，又从隔壁请来风度翩翩的所长邹逸麟先生。宾主座谈了约个把小时。临别前何先生请葛先生在来年春夏到长沙给我们讲一门《中国历史人口地理》课，葛先生一口就答应了。 于是在1989年那个喧嚣的5月，我便有机会在岳麓山下听他系统地讲课。我记得他到达是在5月16日晚，19号开讲，每天讲六个小时。讲完后他又去湘西考察了几天。6月8号早上刚送走他乘坐的列车，长沙火车站的其他车辆就都因学生的阻拦而动不了了。回校路上我跟师兄大感庆幸，说葛先生这次长沙之行真是功德圆满。 我迄今仍保存着那次听葛先生讲课的笔记。每次披阅，还能唤醒当年听讲时的鲜活感受，用一个词来形容：惊为天人。 二 那次听讲前，我已经购读过葛先生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对他的治学风格多少有了一些了解。知道他的课一定会很精彩，但还是没料到居然能精彩到如此程度。 葛先生在开讲前泡好一杯茶——后来我注意到，这是他的重要习惯。他每次开讲前都要准备一杯茶；换句话说，请他开讲，只需准备一杯茶就够了。别的，诸如讲稿之类，通通可以不要。他端着一杯茶，往讲台上一坐，听众洗耳恭听就行。不管讲多久，只要事先跟他商量好讲演的题目和时间，他一定准备得十分恰当。逻辑、材料、学理、智慧，交相辉映。听他的讲演，那叫一个享受。当然，跟他一道吃饭也同样如此，绝对满座生风。更绝的是，他天生一副讲演的嗓子，极坚韧无比，不管讲几天几夜，从无倦色。曾多次见他操持大型学术会议，从事先的布置到中间的协调，大小事务他一人综理，同时还要作大会报告或会场主持；几天下来，协助他的人一个个嗓音沙哑直至失声，他自己却仿佛没事人一样，声音依旧熤熤生辉。真是令人艳羡不已。 史地界素有善于讲演的好传统。不久前仙逝的侯仁之先生年轻时是一位业内有名的演说家，谭其骧先生的讲演据说也极为精彩，可惜我福薄，均无缘得见；而葛先生口才之妙，我从那次开始便不断有所领教。 那次葛先生端着一杯茶，给我们从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意义和基本方法讲起，次第讲到中国历史人口的调查统计、历史人口的数量变化、历史人口的构成与再生产，以及人口分布、人口迁移。这些内容，不仅开阔了我的学术眼界，更重要的是锤炼了我的思维水平。 葛先生的论著和讲演，给人一个突出印象是异常流畅、信息丰富、思维缜密。曾有位台湾好友，初见葛先生后便对我赞叹不已，说他“滔滔不绝、辩才无碍”。对此我当然深有感受。我早就注意到但凡葛先生精心撰写的文章，都浑然天成，不事雕饰，却自有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回忆谭其骧先生的一些散文，每次读这种文章我都要准备一叠面巾纸。这种本事显然不是每个名家都能有的。 不过，我真心认为，对于葛先生来说，这都不过是些表象。葛先生真正的杀手锏是他的思维特别有穿透力。他总能发现一些独特的视角，将别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给说清楚，或是将别人一眼滑过去的要害给拎出来。因此，面对复杂问题，他总是比一般人有办法。 可以随便举两个例子。有位“土法炼钢”的学者，自称其藏书量全国第一。这一言论曾屡见于一些无节操却有体面的报章，颇令人疑心实有其事。很多人都心知这是吹牛，可要将其证伪却颇为费事。对此，葛先生只轻轻一问：“全国藏书量第二的是谁？”这一针就将“全国第一”的大泡泡戳了个稀烂。 再如，晋代自学成才的皇甫谧曾著《帝王世纪》，详细开列夏禹、周公时的民口数，精确到个位。以往研究人口史的学者，或以为是真实的史料而加以利用，或以为虽不可信、总聊胜于无；即便对此未加采信的，也只是以其时尚无户口统计制度而予以否定。葛先生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从史源、史实和社会情势等各方面条分缕析，其气势如排山倒海，手法如剥茧抽丝。看过他的分析，恐怕没有人能不信服，皇甫谧这位所谓学者确实是在“认真作假”。 葛先生对于事理人情有极深刻的洞察，一般人追求的学问中有人的境界对于他来说不仅能够轻易地做到，而且他往往还能更深一层，看到人的心理。因此，在分析问题时，表象的、深层的种种证据他都能发掘出来。他特别擅长于检讨历史上一些制度及其运作状况，其沉着痛快，简直有老吏断狱之妙。这方面例证甚多，不烦枚举。列位看官可自己去翻检葛先生的论著，看在下是否盲目崇拜。 本着这样的理智，葛先生常常能揭示一些我们从善良（其实往往也就是卑怯）的愿望出发而不愿正视的事实。他论述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用统计手段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虽说中国人久已相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事实上却一直是分裂远远多于统一。一如这欢聚时少而别离时多的人生。同时他还提示，分裂政权对于区域开发其实有着莫大的贡献，南方很多地区正是在分裂时期才得以开发成熟的。这些，现在已差不多成为学界常识，但二十多年前我初闻这些见解时，不仅感觉十分清新，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我相信这些史实对于中国当今乃至今后的社会发展，都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三 进入史地所读博以后，我把葛先生的《历史人口地理》课又听了一遍。不仅这门课，但凡葛先生开设的课程和讲演，以及需要他讲话的场合，只要时间能对得上，我都尽量去听。哪怕他之前讲过同样的题目，换个场合，他可能又会讲出些不同的内容。对比着分析其中的异同，无疑是件更让人受益匪浅的事。 那几年，葛先生已经在跟曹树基、吴松弟两位先生合作撰写六卷本《中国移民史》了。这套书后来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而之前，为方便读者，他们推出了一本《中国移民简史》（1993）。这项工作从1988年开始筹划，前后十年始克有成。 移民史是谭先生生平最喜欢的学术领域之一。他自1928年受潘光旦先生影响，1930年在暨南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篇长达六万字的《中国移民史要》。1931年底，他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完成的硕士论文为《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1933年《方志月刊》转载时改题《湖南人由来考》）。后来他每到一个地方工作，都会注意当地居民的形成过程。自中年以后，由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大型集体项目上，再没有时间打理个人的兴趣，移民史也就不得不放下了。葛先生将这一领域接过来，可以说完成了谭先生的一大心愿。 事实上当然不止是遂了谭先生的心愿而已。毕竟时代已进步了数十年。我推测，这项工作若由谭先生本人完成，大概会写成两本书：一本着眼于移民的源，即类似于他的名篇《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那样的工作；一本立足于移民的流，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扩展至全国。葛、曹、吴三位先生的《中国移民史》将这两种思路综合在一起，其中，前四卷（元以前）主要相当于前一项工作，后两卷（明清民国）大体相当于后一项工作；应该说，总体来看，无论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新资料、新方法的运用，新认识的总结和提升，都大大超出了谭先生当年的预期。 这项工作告成以后，葛先生又组织撰写了一套六卷本的《中国人口史》。与《中国移民史》相比，这套书规模更大，参与人数更多。如果说，移民史是谭先生的未竟心愿，那么人口史则是谭先生极少涉猎的工作。它不仅牵涉到历史学、地理学，更需要人口学、制度史的知识背景。由于已有之前雄厚的移民史研究为基础，这项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到2002年就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问世后，迅即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获得高度赞誉。 那几年正好赶上全国文科科研体制渐次发生重大改革，各种基地、平台相继成立，葛先生作为当时的史地所所长，经常被人问到一个敏感问题：谭其骧先生离开十年了，现在史地所有无人超过谭先生？对此，葛先生总是谦逊而自信地回答：作为个人，我们没有人能超过谭先生；但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的工作超过了谭先生。 身为谭先生最年幼的学生，我不能不承认，葛先生这句话是十分贴切的。多卷本移民史，这是谭先生想做而没做成的；多卷本人口史，更是谭先生没想过的工作。我甚至怀疑，即便谭先生中年以后不被《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的大型集体项目缠住，移民史这样规模的著作他也未必能完成，因为个中工作量之繁重，实在超出了个人所能承受的限度。而谭先生对学术又极严谨，有时完全到了有洁癖的程度。要不是葛先生这样一方面坚守学术底线，同时又施展其组织长才，学界何时能用上这样两套大部头著作，实在是一件不可知的事。 四 近年来，提上述问题的人基本上不太有了。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史地所已经有了新的标志性重大成果，那便是葛先生与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主任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共同组织、两个单位合作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这可以说是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业内简称《谭图》）在信息时代的升级产品。 作为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史学界两项最重大的基础工程之一，《谭图》（另一项是标点二十四史）包括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地名约7万个。它的贡献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使用的角度，我认为最突出的是两点：一、这是第一部将历代政区精确到某一年的历史地图集；二、它采用了现代地图作为底图。这就将历史地图提升到了科学的高度，——此前所有的同类地图其实都只具有示意性质。 由于工程量浩繁，《谭图》对每个朝代只设定了一两个“标准年”。这对于了解历代疆域变迁及政区设置概貌基本上有效，但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则常常不够用。如果想了解的内容不在“标准年”，读者便不得不自己去进一步考证。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其实受制于纸质载体的表现力。它是静态的，每增加一个标准年就要增加许多篇幅；就连发现了一些小错误，要在新版中及时纠正也非常困难，因为需要重新制版。职是之故，谭先生生前就对该图集有诸多不满意，却一直无可奈何。 这种种无奈到了信息化时代都不复存在。自从GIS（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发达以来，通过编撰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实现计算机自动制图，这就使得逐年检索在技术上成为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只要数据库足够强大。等于是提供了一个多维动态展示的载体。而一旦发现某项数据有错，也只需在后台更新一下，实在是便捷之至。 在进入新千年之际，葛先生与包弼德教授携手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研发。这里面，葛先生尽管不是技术专家，但他作为一位学术领导，敏锐地认清时代潮流，及时抓住历史机遇，策划并组织了这一项目的实施，可以说居功至伟。 尤须说明的是，CHGIS的项目产品不仅是一个将中国历史政区精确到每一年的检索系统，它还是一个开放的、容量无限的信息平台。只要研发出一些专题数据库，加载上去，就可以由计算机自动生成一些专题地图。这就为中国历史上的时空信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支撑界面，也为一切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 十几年前，我经常有这样一个困惑：历史地理学自1934年“禹贡学会”成立以来，一直都在实现顾颉刚、谭其骧以及侯仁之、史念海等诸位先生在成立“禹贡学会”时树立的学术理想，包括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具体如编绘历史地图、编撰历史地名辞典、整理历代地理志等等；七十年间，由于技术进步，那些理想的实现程度在与时俱进，但从大的方面看，学术问题、研究资料、研究方法都没有出现质的创新。现在看来，GIS技术的应用，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方法上的革命。 从表面看，GIS只是一种表现手段；但就研究过程而言，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新的技术体系，要求研究者将各种信息格式化、规范化，然后编撰出数据库。当然，历史资料时有缺环，特别是一些人文资料很难量化，为这一技术的应用带来很多困难；但是，它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有了这一理念，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代用资料，即或无法实现，至少能多一个新的参照系。 目前CHGIS系统的研究还没有最终完成，史地所官网“禹贡网”上还只能提供部分数据下载。而史地学界基于GIS技术的研究已出现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其精度之提升令人震撼。例如，以往研究河道变迁只能用手工画一些示意图，现在凭藉历史文献、古旧地图、遥感图像等多源资料可以找出具体的定位依据。不难预见，随着CHGIS系统的成熟和完善，中国历史地理乃至于一切基于时空信息的中国文明史研究都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而这中间，葛先生的推毂之功是不会被遗忘的。 五 自1990年代中叶以后，葛先生时不时地走出书斋，很快成为文化名人，现在更是名满宇内的公知。他到过南极、去过北极，走进过非洲，西欧、北美常来常往。经常，好长一段时间没见他，正想念，却在媒体上见着了。或正接受采访，或在某地讲学。 对于葛先生这种生活状态，也许有些学者不太以为然。毕竟按照某些人的想法，躲在象牙塔里皓首穷经才是所谓的学者本色。这里面当然有个性的因素，在一个多元社会里，凡有利于学术和社会进步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肯定。我个人感觉，葛先生近二十来年的种种努力，至少在客观上大有利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历史地理学无论在历史学还是在地理学里面都不可能占据主流位置。建国以后，它之所以能在学界和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与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巨匠的个人影响是分不开的。近二十余年来，先是三位先生渐入老境，终至凋零已尽；继之20后、30后两代学人也年岁渐长；弘扬历史地理学科、引领后学前行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葛先生这一辈学者肩上。他牺牲一些个人做研究的时间，走向社会，对于提升历史地理学的社会知名度、扩大历史地理的学术影响，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况且，葛先生从来就没有远离学术一线。他卸下史地所所长之职后，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同时一直坚持在史地所开课、带研究生。他指导的博士论文有两篇获得全国百优，还有多篇获得提名；他门下高足颇多龙象，虽不能说“极一时之选”，至少可以说“于斯为盛”。 关于学生，葛先生总是谦逊地说：好学生不是老师教出来的，是学生自己学出来的。从老师倾注心血的投产比来看，这话确有一定道理。估计很多为师者都有类似体会：越优秀的学生，教起来越是省力，往往一点就通，还能教学相长；否则反之。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再优秀的学生，也需明师点化，同样的学生在不同老师手下出息不一样，可见树大从根起，老师的作用不能不说是“大矣哉”。 事实上，从葛先生对谭先生，也可以看出他对师生关系的真正诠释。葛先生与谭先生之间有一种类似于父子般的感情。他自读研期间开始担任谭先生的助手，前后十余年，举凡谭先生的日常事务，包括往来信件、对外联络、代收薪资稿酬等等，都是葛先生帮着处理；至于编校文稿之类，更是责无旁贷。尤其难得的是，谭先生自1978年中风后不良于行，每次出差都是葛先生陪护，学术助手更兼生活秘书，这是很多子女对父母都难以做到的。 还记得在谭先生的告别会上，葛先生起先一直在抖擞精神照料场面；待来宾散去，轮到及门弟子行告别礼时，葛先生紧绷的神经突然放松，顿时哀伤逾常，痛哭失声。当时在场的谭门受业无不泪泗滂沱，如丧考妣。2011年复旦举行谭先生百岁冥诞的纪念大会，葛先生在讲话中情致深茂，多次声音哽咽，泣涕潸然。这当然都是真性情的天然流露。显而易见，若不是对老师的栽培之恩念兹在兹，葛先生不可能如此自感并且感人。 葛先生曾在《中国移民史》的前言中强调：是谭先生的移民史研究“为中国移民史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是指他对某一时代、某地地区、某一民族的具体研究成果，更包括他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还写道：“在协助他选编、校定论文集《长水集》的过程中，我研读了他有关移民史研究的全部文稿，并有机会聆听了他很多没有写成文字的观点，对移民史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这些文字让我十分佩服，同时也十分感动。他如此推崇谭先生的功劳，特别是声明有些认识得自谭先生未曾成文的耳提面命，既表明了他对科学道德、学术伦理的尊重，也充分体现了他对自己学术贡献的安全感。 六 葛先生是个有性情的人。作为上海人——尽管他经常声称祖籍绍兴，但从少年时就移居上海，从文化地理角度他显然应该算上海人——他很注重生活的品质。当然，以舒适、惬意为主。同时，也爱好艺术，如音乐、书法、摄影等。只是他非常理智，对这些都没有迷恋到发烧的程度。 表现最明显的是摄影。早在胶片时代，他就有很好的进口相机，而且在80年代他还买过摄像机；如此舍得花钱，我起先以为他肯定要做一个发烧友。可是没有，烧到一定程度，他就不烧了。水平当然是不错的，拍些片子作资料，设备和技术都绝对够用。 书法也一样。他练过，尽管平常很少谈论，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平常偶尔谈到某些碑帖，他也会流露出比较熟悉的样子。由于生活节奏快，他很少有机会舒毫，但对硬笔字相当讲究。年轻时笔下还未免拘谨，现在已经融心得于一体，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浓浓的书卷气，非常有味道，绝无专业书匠的那些恶俗。其风格似以得力于二王（羲之、献之）为多。 音乐方面，他好像“此调不弹已久”。80年代经常见他用一个日产的随身听，既用于听英语，也用于听音乐。当时他喜欢听西方古典。90年代初，所里办公条件还比较简陋，有一次在全所聚会上，他曾用个人设备将他喜欢的音乐放出来与同人分享，也是西方古典。再后来就比较少见他欣赏音乐，但凡所里有聚会，他就表演清唱。平心而论，他唱功比较一般，但态度很好，往往以歌曲内容取胜。他不关心时下小年青喜欢的那种鬼里鬼气的流行乐，但能记住他成长过程中一些奇奇怪怪的歌。有一次，他唱了一曲据说是文革中最长的语录歌，咿咿呀呀唱了老半天，旋律一点美感都没有，听起来都烦得不得了，真难为他记了那么多年——不过说实话，他有没有唱错，我们也不知道，只好猛拍掌。 跟葛先生相处日长，我慢慢地发现，葛先生真是个天生干大事的料，就连对待爱好都能克制。绝不至于玩物丧志。他花那么多钱买那么些好设备，一来固然是喜欢，其二则是作为上海人，他具有非常领先、实用的消费观念。 从投入精力的角度看，葛先生应该不算技术控；但他对于一些与他工作和生活相关的新技术、新设备非常敏感，很舍得花钱。他大概算国内文科学者中最早用电脑的一拨人。早在80年代他就用四通打字机写作，进入90年代后，所里还没买电脑他就买了个人电脑，之后又不断更新。等所里买第一台电脑时，他已经用第三台了。他不仅自己用，还力劝同事、学生们用。史地所一些比他还年长的学者也很早就学会用电脑，与他的鼓吹有关。他曾在所里义务给同事们教五笔型输入法，我就是在那个班上学会的，迄今未改。他多次说：“如果等你到九十岁了给你一台最好的电脑，有什么用？”意思是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生活品质的设备一定要趁早买，早买早享受。 早在1985年他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留美期间，他就用上了汽车。在国内学人中不用说也是很早的。现在不知更新了几次。不过，说来也怪，这么一位屡屡站在时代潮头的葛先生，却从来不玩手机。尽管他很早就玩微博。我们要找他只能通过几个熟悉的座机号码，或者发电子邮件。 这就是机智过人、总能给周围人带来新鲜刺激的葛先生。我常感慨，能有这样一位老师，并长期与他共事，经常聆听他的教诲、得到他的点拨，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