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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N-US"> 著名先秦史专家赵锡元教授，ANG="EN-US">1929年ANG="EN-US">6月ANG="EN-US">11日（农历五月初五）出生于沈阳郊区的红凌村，ANG="EN-US">1948年入东北行政学院（吉林大学前身）行政系读书，ANG="EN-US">1952年分配进入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历史系工作，先后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过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史学集刊》主编，还曾当选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等职。ANG="EN-US">1993年ANG="EN-US">4月离休，现闲居长春，颐养天年。 赵先生虽然一直以读书治学为业，但涉历了四个不同政权（旧中华民国、伪满洲国、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迭经了三种社会形态（殖民地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说是目睹了时代的变迁，经历了社会的动荡；曾有过意气风发、倜傥潇洒“春光无限”的人生阶段，也曾有被送到农村插队落户归田凿泉的艰难窘境；曾经过大大小小“运动”的无奈和被动，也有晚年含饴弄孙的逍遥之趣和独爱“冰凌花”的清正雅致。先生自言：“不拜真如不敬僧，不循龟策卜他生。荆棘遍地从容步，风雨枝头数落英。”ANG="EN-US">ANG="EN-US">[1]这是先生人生轨迹的真实再现，体现了他历经风雨和是非，却始终能坦荡自持的宏阔胸襟。 本文主要就赵先生的学养形成、学术道路和学术造诣几个方面，对先生的五十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做一简要介绍和评述，并就教于先生和学界同人。 一、学术修养 先生学术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于中国上古的夏商周时期。一般认为，研究这段历史，需要对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等领域有多方面的涉猎和储备。同时，对处在建国以来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者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全面和科学把握，尤显必要和急需。 赵先生在自己几十年从事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始终都在有意无意中注意加强和完备这些方面的学术修养。 还在50年代初，赵先生就曾经教研室领导安排，到本校（时称东北人民大学）哲学系从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刘丹岩教授学习哲学。在此期间，先生在刘丹岩教授指导下，系统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大量著作和文献，真正“懂得了哲学”。笔者作为先生的弟子，曾多次聆听先生对马恩列斯著作的评价和认识，如说马恩真正的理论家，因为他们一生都在理论的探索和思考之中；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独立写成的一些文字，许多方面超越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有很强的思想性，因为他也曾长期思考和学习，而斯大林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工作方面，他的著作条条框框多，思辨性和理论性则欠缺。笔者曾将这些观点与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朋友交流，他甚为赞赏先生的观点，认为许多看法只有专业人士才能达此境界。 之后，先生又被指派为著名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教授的助手。先生天资聪慧，记忆力出众，加之有高师指点，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商周古文字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涉猎和深入地钻研，掌握了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先生早年就对郭沫若的“众”和“众人”的字义提出不同意见，并对羌、奚等字义提出己见，每每独出心裁、发人深省。 至于古文献方面，先生早年担任历史系资料室资料员，曾经利用这个机会对历史系和学校图书馆相关的资料反复研读。其时，先生正当年少，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常常夜以继日的读书思考，有的资料先生甚至逐字抄录，以加深理解和记忆。据先生自己说，当年学校和系里仅有的那些古文献资料，都被他反复看过多遍，许多资料都烂熟于心。前几年先生动迁，许多早年的资料被折腾出来，我有幸见到几本先生手抄的明清文献，字迹工整、一丝不苟，显示当年先生为研读古文献夫付出的艰苦劳动和心血。 此外，为了获得民族学的第一资料，先生还曾多次利用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或专程前往等机会，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参观考察。如曾经到过云南省全境和四川省的大小凉山地区，对这些地区民族历史文化的演进和社会变迁状况深入调研，并写成了多篇研究报告[2]。如此说来，先生对民族学资料的把握和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层次，为日后许多不同凡响的学术观点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还有，先生非常注意文字的修饰和表达，他的文章往往文字简洁、说理清晰、富于文采。在这方面，相信他也已定下了不少功夫。曾听先生介绍于省吾教授，为了改变用桐城派古文写作的习惯，每天坚持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上万字的社论反复抄写，终于写出流利的语体文文章。赵先生自己，恐怕下的功夫更大。记得我们从赵师读书时，他总是要求我们多练笔、勤写作，要将年轻时许多想法用简洁清晰的文字记录下来。料想当年他自己也应当是这样一步步锻炼文笔，提高表达能力的。据我所知，先生不仅要学习语体文写作，他还培养出创作和填写古诗词的雅好。先生写的古体诗词，甚得被称为诗书画“三绝”的吉林大学著名学者罗继祖先生的赏识，认为多为上品之作[3]。而与先生保持半个多世纪友谊的已故辽金史学专家张博泉教授，生前和先生时有唱和，抒情言志，不亦乐乎。古体诗词讲究平仄、对仗和工整，对作者的文字水平要求甚高，而先生在此领域游刃有余，时有佳作和绝句，表明先生确是驾驭文字的高手。 另有一点，就是教学相长。先生从20多岁登上大学讲坛，一直到64岁离休，始终没有离开过教学岗位。先生认为，作为一个学者，一名教师，不仅要用纯熟的文字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应当用流利的语言传达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交流观点、教书育人，在此中体会教学的乐趣，并在这个不断使自己清楚也让别人明白的过程中不断理清自己的思路，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和水平。事实上，赵先生一直是他同辈的吉大历史系同仁中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许多领受过先生教泽的弟子，至今仍津津乐道先生当年讲坛挥洒自如、严谨明晰的教态和音容[4]。 以上几个方面，大概就构成了先生的学术修养。当然，先生幼年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也是他日后逐步积累学术修养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先生天资较好，也是他日后能够在学术领域纵横驰骋的一个重要因素[5]。 [1]赵锡元师《七十自述》，《赵锡元教授七秩荣庆文集》，1999年6月。 [2] 赵锡元师《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曾收录其中一篇，其余均为未刊稿。 [3] 此为笔者亲自听到的罗老的评价。 [4] 参见孙晓春《永远的师长》，《赵锡元教授七秩荣庆集》，1999年6月。 [5] 记得当年我有意追随先生学习，先生对我的要求就是资质要在中人以上，否则难以在强手如林的学术界立足。 二、学术道路 用赵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在先秦史研究的道路上“没有师承，纯系自学摸索，所见每与时贤不同”[1]。在自学成材的艰苦过程中，赵先生经过了漫长的学术历程，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借助时代所赋予的机缘，终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学术道路。 大致说来，先生的学术之路，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1952—1962年，学术起步阶段。 赵先生一踏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抱定从事中国古史研究的目标。从1952年入历史系开始，先生就广泛涉猎古史研究的相关资料，逐步培养出古史研究的学术兴趣。其时，历史系拥有国内外知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和古史专家金景芳教授，这两位被称为“老”的大学者坐镇吉大历史系，同样对赵先生最终步入古史研究之路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事，于老和金老几乎同时对风华正茂的赵先生赏识有加，都有意将其罗致门下。当时于老正准备招收首届研究生，曾专门找赵先生谈话，让其从自己读书。而金老也专门与赵先生商量，让赵先生做自己的学术助手。然而赵先生生性独立，他虽然深知有此成才的学术捷径，但还是婉言谢绝的自己一向尊重的二老的好意，坚持在自己选定的学术道路上独自蹒跚行进。 1956年，赵先生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试论殷代主要生产者“众”和“众人”社会身分》[2]。在这篇长达一万四千字的长文中，先生对当时流行的商代“众”和“众人”的社会身份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而全面地剖析，从原始史料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特看法，认为“众”和“众人”不是奴隶，而是村社的本部族成员。这篇被学界屡屡征引评述的文章，标志着先生以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身份正式进入古史研究领域。 这之后，先生的学术研究热情和激情持续高涨，短短数年间，先后在《史学集刊》、《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学术阵地，发表了与学术界大家王玉哲、孙海波等前辈的商榷文章，对商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如奴隶问题、社会性质、国家形成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总起来看，赵先生在自己学术起步的这一阶段中，迅速进入了学术前沿领域，并能与一流的学术名师平等对话，说明了先生的起点高、定位准，反映了他学术积累厚重，学术观点独到。正因为如此，先生在学界得到了尊重，并在1962年顺利升迁为讲师。 其二，1963—1976年，学术沉淀阶段。 从1963年开始，直至1976年，这一阶段先生很少发表论作，除了照例给本科学生教授中国古代史课，较为集中的是在1970年1月直至1972年12月走上“五七”道路，在长白山下的靖宇县农村插队落户。这段经历，先生不仅体会了人情的冷暖，更充分了解了中国基层农民的贫寒生活状况，亲身品尝到吃不饱穿不暖的民间疾苦。古人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起身”，先生的这段人生坎坷，差可比拟。不仅如此，先生还在与普通民众的密切交往中收获了友谊，在苦难的生活中寻找到生活的乐趣。如先生有一阙小词云：“山如林，树如茵，傍水穿林采野芹，真成化外人。披朝霞，沐夕薰，手把银锄耕绿云，武陵别有春。”[3]此种境界，恐怕只有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中，才会油然生发。也正是在这种放逐和遂缘的心境中，先生对自己的学术进行了深度的省察和反思，并在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沉淀期。 当然，先生的学术沉淀，是在那种特定的社会和生存环境下逼仄而成。但人生和学术事业，如何可以脱离客观的环境？而古人有云：“德不孤，必有邻。”先生在此化外之地闭关自持的努力，与另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流落此地的同事李时岳先生相濡以沫、互相勉励，一起走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先生曾说及当年李时岳为了看望自己，从另外的落户处步行几十公里风尘仆仆赶来。正是在这种学术和情感的交流中，使他们保持了持久的真挚友谊。文革后李时岳先生南下汕头大学担任副校长，还曾约请赵先生前往执教。赵先生也应约在汕头大学历史系任教半年，后因故未能迁职汕大。而李时岳先生也因为人事上的原因，无奈地离开汕大，终老于岭南广州。 其三，1977—1993年，学术飞跃期。 从1976年开始，历史系的各项工作开始恢复正常。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与此同时，《吉林大学学报》、《史学集刊》等恢复出版，《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国内的其他学术期刊杂志和学术组织，也陆续恢复。一时之间，改革开放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局面渐渐形成。 借着时代的机缘，赵先生又开始了学术的耕耘和开拓。这一期间，先生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吉林大学学报》、《史学集刊》、《中国史研究》、《文史》、《思想战线》等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作，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与人合作编写出版了《中华五千年》（先后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重印了10余次，发行数十万册）。 这一阶段，是赵先生发表学术论作最多的时期，也是学术影响日渐扩大的阶段。先生在商周的众、众人和庶人的身份，古代继承制度、古代史分期等重大学术热点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被公认为“西汉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与同在吉林大学执教的著名先秦史专家金景芳教授一道，团结率领吕绍刚教授、黄中业教授、陈恩林教授、陈维礼教授、吕文郁教授、孙晓春教授、许兆昌教授等一批前后踵续的学人专家，研经治史、教书育人，使吉林大学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先秦史研究重镇。 [1] 赵锡元师《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之《前言》。 [2] 《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4期。 [3] 赵锡元师《七十自述》，《赵锡元教授七秩荣庆文集》，1999年6月。 三、学术造诣 赵先生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在商周史的范围之内。而商周史的研究，由于大学者云集，加上文献诘屈聱牙，难以索解，常人很难做出新的成绩。由于他通晓马恩哲学理论，掌握了古文字的功夫，有扎实的文献基础，加上才思敏捷、文采飞扬，所以赵先生已进入先秦史学的领域，就登堂入室，探得堂奥，收获颇丰。先生的挚友、著名历史学家张博泉教授曾评述借用古诗先生的学术说：“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1]；而著名文献学家罗继祖先生更亲自赋诗称赞说:“道高儒墨文班马，山是英雄水美人”[2]。这些说法，所言不虚，都是对先生学术造诣的中肯评价。这里，我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先生的学术造诣略加分析。 首先，赵先生的先秦史研究，始终注重点与面的结合。先生对先秦史乃至古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和走势，有着整体的把握和理解，对若干重大问题都曾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他的重要学术论文《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国家形成问题》[3]、《试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4]以及学术专著《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等，均以中国为题而展开，展现了他从大处着眼的学术理念。因此，先生的先秦史研究，就不是片面的支离破碎的工作，而是大视野的宏观格局。与此同时，先生的研究又注重从具体的问题上入手，各个击破、层层推进。如先生对商代“奴隶”的研究、对甲骨文“稻”字的解读等，都可以说是字字珠玑、环环剔透，让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总体说来，宏观的视野和微观的探究紧密结合、互为支撑，是先生先秦史研究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过人之处。 其次，赵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贯彻理论与现实的联系。20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其最大变化就在于引进了西方的理论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是20世纪以来最为进步并影响巨大的理论。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列主义成为主流的政治元素，成为所在皆是但却往往被人们一知半解的理论体系。赵先生曾系统深入的钻研过马列主义，对元典著作有着深刻而准确的理解。因此，先生对几乎被人们认定的“众”、“庶人”为奴隶，商代所谓“兄终弟及”继承制度，以及“战国封建说”等涉及到重大理论问题的环节，都从新独立思考，因而得到许多常人难以得到的崭新认识。先生后期曾撰写有《汲取历史经验，让自己更聪明些》[5]的理论文章，细致地阐述了他研究古史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先生特别注重理论与中国历史实践的联系。他强调指出：“中国古代国家和阶级的形成，有着自己的特点”；“所谓封建地主阶级革奴隶主阶级之命的说法，在中国并不成立”[6]。先生曾长期深入思考和探索古代的继承制度和父权家长制以及古代社会结构等问题，也是他贯彻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体现，并由此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再次，赵先生的先秦史研究，充分体现了多重证史的研究路数。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研究历史以来，新史学的研究步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甚至可以说在若干方面已经超越了古人的成就。赵先生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传世和出土文字资料的主体价值，但也积极关注民族学、民俗学的成果，从而调动了传世文献和古文字文献相结合、民俗和民族学资料相佐证的证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历史现象、诠释文化谜题，进而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先生对传世文献和古文字文献的把握能力和水平，早在50年代就已崭露头角，与孙海波、王玉哲等学术名家辩难析疑。80年代初，先生曾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区域考察，加之此前的70年代曾到吉林农村落户，就使得先生有意无意地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民族学和民俗学资料。确如古人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先生对商代幼子继承制的认识[7]，就是在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资料和文献结合的前提下得出的重要结论。 最能体现先生古史研究造诣的学术成果，是他接续著名史学家侯外庐而提出的“西汉封建说”。 1979年，《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第1、2期连载了先生的长篇论文《试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充分发挥、运用并展现了他点面结合、理论与实际联系以及多重证史的研究路数和高深造诣，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和观点，立足于传世和出土资料，借助民族学资料的佐证，对中国古史分期具体涉及的奴隶制形成和消亡问题，提出了系统全面见解，认为： 中国夏、商、周三代，从形式上看，都是父权制社会。父权制阶段是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 在商代后期，奴隶制经济虽然还没有得到充分地发展，但奴隶制的残暴性却已经得到了充分地表现。 武王克商前，周人尚停留在原始公社制的末期，他们为了统治被征服的广大地区，为形势所迫，匆促地建立起国家。因此氏族制度的习惯和思想，特别是父家长制的某些传统，便被保留下来；其中就具有某些近似封建的东西，或者叫它作封建因素。 在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和法家进行的社会改革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并不是法家改革的本意，只不过它是客观结果而已。 秦政权有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一个方面。但是随着秦国对外问题的解决，内部矛盾激化起来，这个政权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残暴本性那一方面突出了。 踏着农民起义尸骨，窃取了政权的西汉统治者，鉴于秦政权的前车之覆，把勒紧的套索松弛下来……汉政策权已经按照封建经济基础的要求进行了必要的调整[8]。 这些见解，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真知灼见，也成为他“西汉封建说”的主要理论支撑，并因此享誉古史研究领域，成为后人研习此段历史无法绕过的学术高峰。 赵先生的学术之路，跨越了新旧不同的时代。时代的印记至为鲜明，蹒跚的脚印历历在目。先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有如许的成就，是和他始终坚持“自成一家之言”的高远追求密切相关。因此之故，先生的学术，容有“不成熟的看法”，也因为“所见每与时贤不同”而“不敢自以为是”，但无一例外，都是“深入的研究”之后提出的“自己的看法”[9]。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因乘赤 浮灵海，遂驾玄虬探翠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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