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侯外庐为《韧的追求》定稿 闻讯林彪折戟，我从二里沟赶去告诉他。他高兴得不得了。突然一嗓子就唱起歌来，而且是用外语。 “侯伯伯，你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如果要探究你与中国文化源流的近亲关系，我感觉到你也受这条源流的影响，你也在这条源流的续脉上，你同意吗？”“哇——”，大哭。他哭过以后，我又问：“反观你自己，你好像也在这个源流上，你是不是也是异端？鲁迅是异端，我觉得你也像是异端唉。”“哇——”，又哭，哭得比前头还要厉害，半天透不过气来。我想可能，他突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努力把《资本论》介绍到中国，这么推崇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主流的国家，自己居然成了异端，他很难平静。 自从1987年侯外庐先生去世后，所有要我发言的场合，我总是同样的开头。我说我跟侯先生的相遇，就像是一阵狂风把一个小石子卷起来，刮到泰山脚下，从此，这个小石子就跟泰山有了对话的机会，了解了很多他内心世界的东西。我就是这样一个小石子， 因为有那一段经历，可以说我成了外庐先生最后二十年间生活、思绪和行事风格的一个知情者、见证者。 文革十年，侯外庐先生太苦，太寂寞了。很大一个家庭热闹全无，儿女们个个都在受审查，真正是门可罗雀。文革中的我，觉得眼前的世界混乱不堪，搞不清楚一些问题该怎么认识。外庐先生的小女儿是我的同学，她告诉我，老人家在一次批斗之后中风，偏瘫了，但是还能说话。我很同情，就去探望他。当时绝对没有访客，我去了以后，他觉得开心，就跟我聊天，我也就斗起胆子直接问一些作为年轻人实在无法理解的问题。当时没太在意，他是被全国报纸都通稿批判的学者，只是想他是《资本论》的翻译者，对那个时代应该能够看明白一些问题。 闻讯林彪折戟，高兴得用法文唱起了《马赛曲》 关于林彪，我印象中他谈得很少，当然很厌恶 “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和“万岁万万岁”之类的阿谀之辞，他一般只有两个字的反应：“荒唐”。闻讯林彪折戟，我从二里沟赶去告诉他。他那个时候是偏瘫状态，举步很艰难，撑着一个手杖，经常坐在大门内右边的那间屋，平时都对着门坐着，希望进来人他能第一个看到。我记得，我冲进去告诉他，他高兴得不得了。那时，他吃饭都不跟家人坐在一起。我的理解是，怕万一有个人推门进来的话会说，你们还是吃一锅饭，划不清界线，为了保护家人，他一直独自在屋里吃。那天他让我把椅子搬出来，要和大家一起吃饭。 他的小孙子以岸是个初中生，里头外头地跑着端菜。老人家坐在藤椅上，突然一嗓子就唱起歌来，而且是用外语。这是似曾熟悉的曲调，多少年没有听到过了。那个时候人们兴奋了要唱歌，都唱《国际歌》，我问他：“您唱的是什么？”“《马赛曲》！”他小孙子都看傻了，大呼：“爷爷会唱歌！”我后来跟他的子女们说，老人家那天唱的是《马赛曲》.他们说：“我爸爸会唱歌吗？”没有人知道他会唱歌，还是用法文唱的《马赛曲》。 “冯友兰做的事情，不是他的品德决定的，是他做的学问决定的” 侯先生与冯友兰从来学术观点相左，不过，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很有涵养，很有君子风度，即使观点对立，也仍然能保持礼貌和尊重。 七十年代初“四人帮”肆虐的时候，胡耀邦同志天天闭门读书。有一天遣派他的长公子胡德平向外庐先生借书，指明要《中国思想通史》。当时侯先生也不自由，书房的门上还贴着封条，无奈手头一本都拿不出来，更不要说一部了。怎么办呢？他命孙子撬开玻璃，爬进书房，偷出一整套《中国思想通史》，送给了这位未曾谋面、在大难之中潜心向学的政治家。就是这部《思想通史》，在动乱当中沟通了一个政治家和一个学者的心。 过了一段时间，四人帮还没倒台，有一天胡德平又到他家来。胡德平问先生，跟冯友兰最主要的斗争在哪里？老人家挺有意思，据他告诉我，他回答胡德平说，观点不一样，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完全不一样。你一定要说在什么地方有过斗争，那就是，”河南郭象”。冯友兰很欣赏郭象，也自比河南郭象。侯先生对胡德平说：“我揭露了郭象是个剽窃者。”侯先生认为署名郭象的《庄子注》实际上是向秀的作品。向秀潦倒，郭象得到了他的《庄子注》，就以自己的名义公布了。我猜想，德平那天一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因为侯先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其实，先生对《庄子注》是很看重的，只不过他考证这本是向秀所作。问题在于，郭象是向司马氏靠拢的奉明正统的那一类人，而向秀是牺牲者，气节上和郭象有天壤之别。外庐先生的回答，可谓书生气十足。 文化大革命到了江青闹“评法批儒”的时候，冯友兰又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不能说是打冲在前的先锋，也算是为梁效写作班子点缀水准的象征。那个时候他最积极的状态是把自己蓄了几十年的胡子剃掉了。有一天我到侯先生家里去，翻看他订的《人民日报》，里边登了冯友兰的一首诗，我看到“聊发少年狂，奔走在马前”一句，特别痛恨，大骂无耻。当时只要具备正常心理的读书人都非常厌恶评法批儒那一套，这么大的学者怎么至于“聊发少年狂”？还要“奔走在马前”？我真是觉得怒不可遏。侯先生板着脸对我说：“你错了。冯友兰做的事情，不是他的品德决定的，是他做的学问决定的。儒学，是所有的当政者都要用的。”一句话点悟了我，让我心服口服。 侯先生和冯先生一辈子观点对立。到了晚年，在文革的风浪面前，侯先生评价冯先生如此平和，这里包含了他对冯友兰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全方位的解读。如果人们对那段历史不理解的话，侯先生的话或可有助于理解。这件事特别能反映侯先生宽厚的为人和睿智锋利的思想风格。他看问题总能看到背后的东西。 “你没有这个经历，就没有资格这样笑杨荣国” 与冯友兰同时，杨荣国也很红。冯是批儒，杨是评法，是当时评法批儒的两员前辈干将。杨荣国今天到新疆、明天到东北，飞来飞去到处去讲。大家都笑他，包括他的学生。黄宣民（杨荣国的学生）告诉我，赵纪彬曾对杨荣国开玩笑：“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那儿厕所里都贴着你评法批儒的宣传材料。”我听了觉得挺好玩，就告诉了侯先生。不料侯先生很生气，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一个人，昨天把他打到地狱，今天把他拉到天堂，是什么感受？你没有这个经历，就没有资格这样笑他！”杨荣国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据说曾经套着麻袋被人打，很残酷。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怕再次下地狱，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吧。这是一种被环境逼出来的心态和人格的扭曲。侯先生从人性的角度理解杨荣国，所以宽容并且谅解他。 可以说杨荣国讲法家的见解大多来源于侯外庐。在史学界里，对法家推崇得比侯外庐更高的人大概也不多。当时，连篇累牍官方色彩浓厚的评法文章中，不少人在抄袭侯外庐40年代的论述。侯先生家来客渐渐多了。大家都告诉他说，“现在都是在讲你的东西。”他自己也说：“今天广播又是一大段我的文章，就是不说出处”。先生当时处境很差，连正常看病的条件都没有。他的小孙子初中毕业后，连上高中的机会都被剥夺，去当工人了。人家劝他，只要写一篇豆腐干大的文章，说明“从哪一年我就是这个观点，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不用说别的话，处境马上就变。他置之不理。我到他家里去，他多次跟我说，“又来人劝我了”。一位部队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开着车来，他们是山西老乡，也来劝他。我问：“你想不想写？”摇头，不想写，一个字都不想写。他看得很清楚，斗争的矛头对着周恩来，他很警惕：我的学术观点，和你们的政治需要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绝不和你们扯在一起。他一点都不想利用形势。这是一种气节，是一种坚守。所以许多人对侯先生最尊崇的一点，在解放后的这几十年里，他的理论勇气难能可贵，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 “理学是无人身的理性” 1984年在《宋明理学史》出版的时候，我挺为他高兴，他也高兴，但他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表示他有担心，他说：“可不能让理学复活。”他担心理学如果复活，会对中国造成无穷的灾难。侯外庐先生在《思想通史》朱熹那一章批判理学是“无人身的理性”。无人身的理性，原是黑格尔的命题，马克思用以批判蒲鲁东。侯先生对此体会得特别深刻。什么叫无人身的理性呢？就是当你膜拜某一种纯精神的、先于物质存在、能主宰万物的“纯粹理性”时，让它脱离任何个体，把它升举到空界，实际变成了神，这就是无人身的理性。这种膜拜也便沦为神学的奴婢。类似“无人身的理性”这样的纯理论的哲学式讨论，我以为中国是太欠缺了。侯先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他的思维显得很特殊。 1985年底，国内出版界到香港办“中国书展”，侯先生多部著作在展出之列。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篇对侯先生的专访，指明一定要提到新著《宋明理学史》。我奉命而为。在写《宋明理学史》的部分时，侯先生执意要我加上一句，“一定不要让理学复活”，很有意思，我真写了。后来编辑跟我说：“这个我给你划了好不好？”我说：“可这是老先生一定要的。”编辑和侯先生很熟，他说：“我理解。”最后决定，保留侯先生艰难地反复地表达的话， “理学是无人身的理性，本质是反理性之学，它对中国的危害比其它任何哲学大得多，这一点绝对不能调和”，以此作为文章的结束。 饱受批判的的封建土地国有论 还有几个概念问题很有趣，都值得研究。比如解放前他用一种让人感觉很怪异的表述来评价中国农民战争——“拆散主义”。“拆散主义”是在列宁著作早期译本里面出现过的名词，他觉得实在找不到对农民战争更恰当的描述了。意思是，它只是把一个东西拆掉、拆散，但绝对没有新的构思，没有新的设计。如果重建，还是建一个原样的东西，这只能定位为“拆散主义”。外老对封建专制是非常痛恨的，他认为农民起义在拆散封建专制国家的意义上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建不出新东西，还是重构一个专制主义。“拆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说法。侯先生说他千方百计也找不到更换“拆散”的词汇，不得已他经常用“拆散主义”来评价农民战争。不过应说明的是，五六十年代侯先生的文章中已经看不到“拆散”二字，到写回忆录时，他要我重新说明其概念。 还有一个，读他的书会发现，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性的表达，永远定位在“中央专制主义”，他从来不用“中央集权”的概念。他认为，集权只是一种手段，今天可以集，明天可以放，而中央专制主义是本质。这些侯先生专用的名词、概念，当年那些批判他的人可能也没看明白。若那些人明白了，侯先生会吃更大的苦。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封建土地国有论。这是让侯先生受到压力最大、也是侯先生毕生坚守的观点。若要求用简单的语言来介绍侯先生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全部理论几乎不可能，但如果用一句话定义“封建土地国有论”，那就是：皇权垄断的土地国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专制主义建立并存续的经济基础。 他告诉我，封建土地国有论在重庆就提出了，他也明确的知道，延安当时立刻就了解了他的研究。当时所有的人都是很赞同欣赏他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论。可是一解放，他知道这个观点不被欢迎了。他告诉我，陈伯达“启发”过他修正一下。他说他不修正。他还想要用十来篇文章“商兑”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 但是，商兑计划只迈出一步就嘎然而止了。1954年初，侯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在《历史研究》一发表，立即引发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讨论。讨论持续到1959年底，升级成对土地国有论的批判。侯先生从商榷对象变成了批判对象。他终于不得不出来答辩，于1959年写下《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则》，发表在《新建设》上，一方面是答辩，一方面他也是当作封建社会史理论基础提出来的。侯先生说，这篇文章是商兑计划缩到最小程度的一个补白。后来它被用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卷首，作为序论，定名为《第二、三、四卷序论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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