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 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重视教育事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教四五十年间﹐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愿着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 《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 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1922年胡适曾断言："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 "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①。"......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桑原骘藏又说："陈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从来支那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故支那学者著作之关于此方面者，殆无足资吾人之参考。惟陈垣氏关于此方面研究之结果，裨益吾人者甚多。"" 其二，则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②。"......又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其著作对于学风流弊，"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傅斯年说：“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陈垣)鹰扬河朔于后③。”黄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据陈垣的高足黄现璠回忆: '我去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今改为东京大学)研究院，读东洋史，该校名教授和田清，是我导师。曾听过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授课。东洋史学系主任池田、教授加藤繁等，都问我是不是顾颉刚的学生。我说顾先生不直接教我，惟我听过他讲话，得益不少，我是他私淑弟子。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吾师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④。 "......又说：'留学日本帝大，该校教授和田清、加藤繁，亦有陈(垣)先生之大家作风，给余印象甚深，影响甚大⑤。'......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惟陈垣足以当之。"
陈垣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教育大家，弟子满门，当中卓然有成者为姚丛吾、黄现璠、郑天挺、王重民、方国瑜、蔡尚思、邓广铭、单士元、柴德赓、白寿彝、牟润逊、赵光贤、陈述、启功、史念海、周祖谟、刘乃和、史树青（按出生年长幼排序）等等。
2002年9月8日有两座铜像在北师大落成。一座是孔子铜像.另一座铜像是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全身像。
注：①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７日尹炎武来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９６页。
②周駬谷《 启功的恩师陈垣旧事》摘自《传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
③王泛森：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 ,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
④黄现璠撰《回忆中国历史学会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讨论》,载《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7月版。
⑤摘自《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作者自传手迹，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11月。
陈垣相关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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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编 , 《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 》,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
刘梦溪主编, 《陈垣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10月。
牛润珍 ,《陈垣学术思想评传--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5月。
刘乃和 周少川,《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辽海出版社 ，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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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乃和等编著 ,《陈垣图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孙邦,《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 。
张荣芳 ,《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8月。
陈智超、曾庆瑛 ,《陈垣先生遗墨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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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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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山大学教授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陈垣先生已刊论著要目
第一集
元西域人华化考八卷
元典章校补八卷
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
第二集
史讳举例八卷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
吴渔山先生年谱二卷
释氏疑年录十二卷
清初僧诤记三卷
《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收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祅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吴渔山生平、汤若望与木陈忞等论著共79篇，包括一些专著的摘录。
《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
《陈垣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1995年
《陈垣来往书信集》 陈智超编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单行本
《校勘学释例》（即收入《丛刻》中的《元典章校补释例》） 中华书局1959年
《释氏疑年录》 中华书局1964年
《元西域人华化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蓬莱阁丛书”2000年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科学出版社1955年，中华书局1962年，198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史讳举例》 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62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 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华书局196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丛书” 2000年
《通鉴胡注表微》 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6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年
《二十史朔闰表》 中华书局1962年，1999年
陈垣主要史学著作编年
刘乃和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摘自中华文史网
《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5月7日作；单行本，1917年5月lO日；《东方杂志》第15卷第1、2、3、4号，1918年1、2、3、4月；《东方文库》第73种，1923年12月；《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刊
《记大同武州石窟寺》，1918年10月；单行本，1918年；《东方杂志》第16卷，第2、3号，1919年2、3月
《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1919年9月；《东方杂志》中国美术号下，第27卷第2号，1930年1月25日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11月；《东方杂志》第17卷第5、6、7号，1920年2、3、4月；《东方文库》第72种，1923年12月
《浙西李之藻传》，1919年；单行本，1919年；《名理探》附录，励耘书屋钞本，辅仁社影印，1926年6月
《文津阁书册数页数表》，1920年；《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第2号，1937年12月5日
《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25日；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摩尼教入中国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
《摩尼教残经一、二》， 陈垣校录本，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1923年7月
《元西域人华化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23年12月（前四卷）；《燕京学报》第2期，1927年12月（后四卷）；《励耘书屋丛刻》第1集第1种，1934年冬
《基督教入华史略》，华北第十六次大学夏令会（何志新记），1924年了；《真理周刊》第2年第18期，1924年7月27日
《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1924年6月；《东方杂志》第21卷第19号，1924年10月10日
《二十史朔闰表》，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1925年；古籍出版社1956年3月第1版；中华书局1962年7月第1版，1978年3月第2次印刷
《中西回史日历》，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1926年10月；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教王禁约及康熙谕西洋人跋》，1925年11月18日，影印折子本
《泾阳王征传》，《文社月刊》第2卷第2册，1926年12月；中华基督教文社编，《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6号，1934年11、12月
《休宁金声传》，《青年进步》第99册，1927年1月
《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1927年3月6日讲（沅君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6号，1927年9月；《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1928年1月10日，题为《回回教人中国史略》
《华亭许缵曾传》，1927年4月，《真光杂志》第26卷第6号，1927年6月
《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1927年9月8日；辅仁大学影印本，1927年9月，用王氏鸣晦庐藏本印；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本，1957年1月文学改革出版社翻印，改题利玛窦著《明末罗马注音文章》
《史讳举例》，《燕京学报》第4期，1928年12月；《励耘书屋丛刻》第2集第1种，1933年冬；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第1版；中华书局1962年7月第1版
《中国史料的整理》，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7月10日（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讲演，翁独健笔述，作者修改增补）
《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1929年9月30日燕京大学校舍落成典礼宣读论文），《燕京学报》第6期，校舍落威纪念专号，1929年12月
《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1929年10月1日燕京大学校舍落成典礼宣读论文），《燕京学报》第6期，校舍落成年念专号，1929年12月
《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册，1930年5月；《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日本弘文堂刊行，昭和6年1月；《<大唐西域记>附录》，文学古籍出版社，1955年1月
《敦煌劫余录》，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1931年3月
《耶律楚材之生卒年》，《燕京学报》第8期，1930年12月
《元典章校补》，1931年立春前二日，《励耘书屋丛刻》第1集第2种，1931年2月
《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1931年7月《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上，1932年1月；《励耘书屋丛刻》第1集第3种，1934年10月；中华书局1959年12月上海第1版，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1931年10月；故宫博物院影印，1932年3月
《佛教能传布中国的原因》，1931年；北平辅仁社夏令会讲演稿，1932年，叶德禄记
《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辅仁学志》第3卷第2期，1932年7月
《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说到石老娘胡同当街庙》，1933年3月1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72期，1933年3月20日
《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1933年立秋后四日；《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6号，1933年9、10月合刊，北平图书馆影印本，1933年11月
《元秘史译音用字考》，1933年12月25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1934年2月
《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2号，1934年3、4月合刊
《记吕晚村子孙》，1935年6月；《文献特刊》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1935年10月10日
《切韵与鲜卑》，1935年；《华裔学志》第1卷第2期，1935年（英文本）；《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
《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1936年3月28日；《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3卷第1、2期，1936年3月
《记徐松遣戍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6卷第3号，1936年7月
《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1936年9月；《文献论丛》故宫博物院十一周年纪念，1936年10月10日
《记许缵曾辑刻太上感应篇图说》，1936年寒露作；《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3卷第4期，1936年12月
《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1936年11月26日；《辅仁学志》第6卷第1、2合期，1936年12月；《华裔学志》第3卷第1期，1938年（英文本）
《墨井道人传校释》，1936年12月11日
《墨井集源流考》，1936年底作；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1期，1937年1月1日
《吴渔山先生年谱》，1937年清明前二日作；《辅仁学志》第6卷第1、2合期，1937年6月；《励耘书屋丛刻》第2集第3种，1937年7月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年7月；《励耘书屋丛刻》第2集第2种，1937年7月
《释氏疑年录》，1938年10月；《励耘书屋丛刻》第2集第4种，1939年冬；中华书局1964年3月第1版，1965年第2次印刷
《汤若望与木陈忞》，1938年12月22日；《辅仁学志》第7卷第1、2合期，1938年12月；《华裔学志》第5卷第1、2合期，1940年（德文本）
《语录与顺治宫廷》，1939年3月；《辅仁学志》第8卷第1期，1939年6月
《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年3月；《辅仁大学丛书》第6种，1940年8月；科学出版社1959年2月第1版；中华书局1962年8月第1版
《清初僧诤记》，1941年1月；《辅仁学志》第9卷第2期，1940年12月（1941年出版），《励耘书屋丛刻》第2集第5种，1944年夏；中华书局，1962年9月第1版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年7月；《辅仁大学丛书》第8种，1941年12月；科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第l版；中华书局1962年7月第1版
《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辅仁学志》第10卷第1、3合期，1941年12月
《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1942年4月18日；《辅仁大学语文学会讲演集》第8辑，1942年9月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42年9月；科学出版社1955年12月第1版，1957年8月第2次印刷；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第1版，1977年9月第9次印刷
《通鉴胡注表微》，1945年7月；《辅仁学志》第13卷第1、2合期（前十篇），1945年12月；《辅仁学志》第14卷第1、2合期（后十篇），1946年12月；科学出版社1958年3月第l版；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跋陈东塾与郑小谷书墨迹》，1952年7月作；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1962年3月11日
《商朝与殷朝》，《编辑工作》第18期，1956年8月15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柬埔寨始通中国问题》，《光明日报·史学》第89期，1956年8月16日
《复谢仲墨函答腰仙活人心法》，1957年7月29日；《江西中医药》1958年第6期节录，1958年6月
《学点历史》，《北京日报》、《学习与修养》第16期，1958年7月12日
《和青年同学谈读书》，《中国青年》1959年第12期，1959年6月16日
《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1959年7月
《史学工作的今昔》，《光明日报》1959年10月22日
《书大德南海志残本后》，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1960年9月11日
《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光明日报》1961年8月16日
《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人民日报》1961年4月23日
《佛牙故事》，《人民日报》1981年7月20日
《跋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真迹》，1961年7月作；《文物菁华》》1983年第2集，1963年4月第1版
《跋陈鹏年自书肖卷》，《人民日报》1962年3月26日
《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文物》1962年第6期，1962年6月
《跋洪北江与王复手札》，《文物》1962年第9期，1962年9月
《衷心喜悦话史学》，《红旗》1962年第19期，1962年10月1日
《法献佛牙隐现记》，《文史》第1辑，1962年10月
《余嘉锡论学杂著序》，1962年11月作；《余嘉锡论学杂著》，1963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傅藏永乐大典本南台备要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l期，1963年4月
《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文物》1963年第6期，1953年5月
《跋西凉户籍残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敷多误例》，《文史》第3辑，1963年
《跋陈东塾与王玉仲手札》，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1963年12月18日
《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1964年2月2日
《跋董述夫自书祷》，《文物》1964年第2期，1964年2月
《戴子高年岁及遗文》，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1964年6月l0日
《萨都刺的疑年——答友人书》，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1965年7月18日
陈垣和启功：两代国学大师的师生情
2007-05-03 罗凌 江门日报
祖籍五邑侨乡的陈垣院士是当代中国的一位国学大师，是我国少有的世界型学者之一，是一位中国近代史学的泰斗，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的 “国宝”，而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颂的形象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伟大教育家，他从事教育事业70多年，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之材，他的弟子门生成为高级专家、教授、各个领域的拔尖人物数以千计，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他门下的众多著名人物之中，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就是一个代表，而两代的国学大师的师生情缘和交往已成为当代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美谈。
在书画艺术方面崭露头角
启功字元白，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家庭是一个处于没落衰败的满清皇族支系，小时候和寡母及未出嫁的姑姑相依为命，生活困难，且时常处在时势干扰的恐惧之中，从小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气氛中成长的。12岁时，幸亏得到祖父辈几位门生的同情，暗中以经济相助，启功才得有机会读书，可是读到高中未毕业，便因援助的来源断绝而辍学，只好以临时教馆和卖画来度过穷苦困难的日子。
启功是一位对国学、书画艺术极有天赋的人，也许是由于祖父和父亲是清皇朝的族裔，受过良好教育的熏陶以及家学渊源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影响，使他从小就具有诗书画方面的才能，从小学到中学时代早已显露这方面的才华，在读书期间，他的作业常使校中的师生们叹服不已。辍学后，在贫苦潦倒的年代，他仍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刻苦勤奋学习，所以很早就成为博学古今的文才。书画艺术也在社会上崭露头角，起初他常以卖画谋生来维持生活，后来他的作品已享誉京城，得到许多爱画的人甚至书画家们赞口不绝。由于求知欲望强烈，他经常到各学校去走动，希望能够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吸收一些养分。
认识陈垣成人生转折点
21岁那年，在偶然的机会认识到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初次见面，启功看到陈垣肃穆威严，不由得产生一些惧意，但陈垣校长觉得这个青年人很聪明、很可爱，便拉住他的手叫他坐下来，很和蔼地对他说：“你的祖父和叔父都是和我同年的翰林，我们还是常有来往的世交呢。”一番话使启功心里很感动，觉得陈先生身为著名的大学校长，却如此平易近人，这次初见很亲切，心中感到非常暖和，从此他就得到经常和陈垣校长接近的机会了。这是启功的人生道路逐渐走向辉焊的转折点。
陈垣校长非常惜才爱才，他具有伯乐识千里马的锐利目光，经过几次和启功接触，仔细观察之后，他认定启功这位青年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并决心扶持他、培养他，因此启功便得到更多的机会接近这位像亲人一样的长辈，并时常能够在门下聆听大师的教诲。
起初，陈垣为了解决启功生活上的困难，安排他到辅仁大学附中做中学教师，任教国文科，虽然他的教学能力是很胜任的，甚至比其他同事都强，然而不久以后，却被分管附中的一位院长竟以他“中学还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把启功辞退了，对此陈垣心中感到很不满，但也无可奈何，陈垣很关心地对启劝说：“既然中学教师当不成，也不要灰心，今后出路一定会有的。”
登上大学讲坛
1935年，陈垣校长又找到机会，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从实际情况来说，启功的美术水准已享誉社会，完全胜任执教美术系，这是无可争议的。可是事情真不巧，一年多以后，以前辞退他的那位院长又来分管美术系了，出于他个人固执的私见，借口认为启功“学历不够”，再次把他辞退了，从此启功再度陷入人情冷漠的刺激之中，感到很痛苦。尽管如此，陈垣校长坚持认为，像启功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应该扶持他走上为社会服务的道路。于是，在1938年秋季开学时，陈垣请启功回辅仁大学聘任他为国文系讲师，专门讲授大学的普通国文课。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辅仁大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陈垣校长管辖下的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大学的教育岗位。
在推荐启功登上大学讲堂之后，陈垣便真心实意地要扶持他，使他能够真正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高等学府的教师。因此在教学方法上，处处对启功进行帮助利指导，从一篇文章的章法到一字一词的改法、用法或文章作法，都亲自给予讲解示范；从一个学派的思想体系，到某些文章的风格特点，都十分详细而又具体地给以分析和指导，甚至启功自己的一些论文和著作，都得到陈垣的批改才完成的。启功在学术上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是有赖于恩师培育成长的。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回迁原地复办。1946年启功被晋升为北京辅仁大学副教授，从此他逐渐有了名声，俨然地与各高等学府的教授、学者、专家们平起平坐了，不久又被北京大学聘为美术系的兼职副教授，专门讲授世界和中国美术史课程。
师恩难以忘怀
启功由于自己特有的天赋加上不断的刻苦努力，到中年，他已成为国内著名的画家、书法家。有些学者认为启功的书法成就堪与“书圣”王羲之比美，也有人认为 “纯艺术角度来看，他的书法风格已有些固定，以一见十。”甚至当面称他为权威的书法大师。对这些极高的赞誉他很自谦的说：我只不过是一个会写字的教书匠而已。对于自己书法的进步与成就，启功曾对朋友说，这都是承蒙恩师陈垣的指导所得的，记得当年在苦练书法时陈垣校长曾对他说：“你要给学生批改作文，学生的字写得比你漂亮，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还说：“不要用毛笔去模拟刀刃所刻的效果，以免流于矫揉造作之弊。”这些激励的话语，使他终生难忘。
许多著名学者认为启功的学术成就是超乎寻常的。他之所以称得上国学大师，是因为他对经史子集、诗书画艺、文物鉴定、语言文字学、哲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版本目录学、红学……等无一不精，样样都有独到之处，实在是博学多闻，且能打通各学科的界限，成为一名通学博儒。对启功的人品而言，可谓“仁义礼智信”无一疏漏，他最懂得人间冷暖，最具有人情人性，终生如此，这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北师大著名教授童庆炳说：“启功对整个世界充满了博大的爱，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对陈垣先生的爱，那真是一朝从师，终生感恩。”
1971年国学大师陈垣在京逝世，启功十分悲痛，当即为恩师写一副对联：“依函丈州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誉陶甄。”此后无论在什么场合，启功都经常谈到陈垣恩师当年对他教育扶持的恩情，并深切地怀念。
陈垣国学大师的故里是在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为了纪念这位历史文化巨人，近年来市政府斥资把陈垣故居修葺，拓宽了周围的环境，修建一条直通故居的水泥路，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游人瞻仰，参观学习。在修建筹办“陈垣纪念故居”期间，启功先生虽已老迈，也积极地设法提供一些不可多得的资料，并为陈垣的塑像题字，当人们来到陈垣纪念故居时首先见到的是竖立在门前陈垣半身塑像，下面是“陈垣校长像，启功敬题“的刻字。
如今启功先生也已作古了，陈垣及其弟子启功两代国学大师，两位为教育事业而鞠躬尽瘁的伟人，他们师生之间的情缘及其交往的事迹，被世人当作典范而永远流传。
启功的恩师陈垣旧事
文／周駬谷 摘自《传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从“四库”到宗教史
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
陈垣（字援庵）是广东新会人氏，出身药商家庭。17岁（光绪二十三年）时，他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住在新会会馆。和他同住会馆的，是光绪壬辰科（光绪十八年）进士翰林伍铨萃。伍先生和他谈起学问来，发现他读书很多，对书的作者、内容、版本，都能谈得头头是道，大为惊奇。其实陈垣十三四岁就已经把十三经读完了，后来偶然看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眼界更是大开，渐渐学会了按照目录选购经史子集所需的图书，广泛涉猎。而这在当时是要被指为不务正业的。那年的试题是《冉求之艺，文之以礼》。陈垣放笔直书，信心十足。考完后回到会馆，将所做的文章情形，原原本本地说与伍先生听。伍先生认为他的文章虽好，但不合八股规范。九月初九日放榜，果未考中。陈垣懊恼离京，伍先生送陈垣到车站，握着他的手说：“文不就范，十科也不能考中！”这话对陈垣刺激很深。回到广州后，陈垣便发愤要把八股文作好。他买回了十科的《直省闱墨》，一遍遍细读，最后装订成四大册，认真体味，有的好文章甚至能够背诵。他用了两年的时间，八股文大有长进，但是后来科举却取消了。晚年陈垣回忆说：“可惜白白糟蹋了两年的时间，但也得到了一些读书的方法。”
1913年，陈垣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众议员，赴北京参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北京。陈垣治学，没有师承，全靠自学。而研读《四库全书》对他的一生有着极深远的影响。他到京后，听说原藏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已运到北京，存放在国子监前街大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对于这样的国之重宝，陈垣心仪已久。那时他住在宣武门内象来街，在北京西南角，而方家胡同是在北京的东北角。当时溥仪还住在宫里，紫禁城东西两侧的皇城根是宫苑禁地。所以陈垣每天读书必须绕道走。于是他赁一辆驴车，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到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要是遇上风霜雨雪，有时来回要三四个小时。上午他总是图书馆刚开门就赶到，下午直到闭馆才离开。就这样，陈垣一读就是十年！
陈垣将《四库全书》著录的书名和作者作了索引，并将当时最流行的赵怀玉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实际存书相考核，校出有目无书、有书无目、书名不符、卷数错误等情况，了解了《四库全书》收集、编纂、禁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了《四库书目考异》五卷。又因纂修四库的掌故，私家多不便记载，陈垣利用乾隆御制诗文，写成《编纂四库全书始末》一卷。经过这样反复的钻研，他不仅对《四库全书》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对浩瀚的文史图书也已了如指掌，日后治史，自然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了。1920年，当时民国政府拟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影印文津本四库。叶恭绰举荐陈垣董其事，只是后来政府更替，事情不了了之。
陈垣早年从随著名天主教人士英敛之、马相伯游，发愿著述中国基督教史。1917年陈垣写成了他的史学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元史“也里可温”四字，汉意失考。陈垣将《元史》这部二百一十卷、二百多万字的史书通阅一遍，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全部录出，查阅了元史有关的笔记、典章、方志、碑帖。陈垣自学过蒙文，最终考订出“也里可温”，就是蒙元时代对基督教会人士的统称，并将蒙元时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播与流布，在书中作了全面的论述，了结了数百年的悬案。他精心撰述，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的则是《元西域人华化考》。这是讲述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汉化的一部专著，材料丰赡，条理明辨，刻意在有“全盘西化”论时著成。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四十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L.C.Goodrich教授将其译为英文。这也是他最满意的一部著作。
陈垣从事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二十世纪初年敦煌经卷的惊世发现。大量有关民族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西北史地的文献出现，作为中国史学家，陈垣早在二三十年代不止在一种场合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1924年夏，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任导师的陈垣，与北京学界同仁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并被推举为采访部长。后来他对京师图书馆八千余轴敦煌经卷分类考订，编成《敦煌劫余录》。以“劫余”二字，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
在故宫博物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驱逐溥仪出宫。为应事态之变，国务院紧急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全体委员由国务院聘任，李煜瀛（字石曾）任委员长，聘请蔡元培、陈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人任委员。善委会成立后，李煜瀛出京出国事不断，故宫方针大政，渐渐担在陈垣身上。就是陈垣主持的清点中，故宫陆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典籍、孤本、底本、档案等。如在斋宫中发现了元刻本《元典章》，有汲古阁毛晋私印，也就是四库提要所谓的内府藏本，以及在懋勤殿发现了当年罗马教宗就中国礼仪的通谕等珍贵档案。最重要的发现大概要算1925年4月在?藻堂发现了尘封多年的《四库全书荟要》。
陈垣很早便知此书，但无由得见，此次意外发现，令他惊喜万分。《四库荟要》与《四库全书》同时编成，编《四库全书》时，乾隆帝已63岁，他恐怕《四库》编成费时太久，未必得见，所以又命四库馆臣择精华，缮写成《四库荟要》。《四库全书荟要》分抄两部，一部存圆明园味腴书屋，一部放在紫禁城?藻堂内。这时圆明园一部燔焚，?藻堂这一部即为世间仅存。1925年10月10日，善委会与北京各界人士在乾清门广场召开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大会，陈垣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故宫博物院设古物馆和图书馆，古物馆由易培基任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为纪念此事，陈垣在寿安门前手植稚桧八株。如今事过八十年，当年的稚苗已高逾宫墙。
民国年间，战乱频仍。1926年3月底，冯玉祥的国民军与直奉联军作战失利，即将退出北京，故宫安全受到威胁，只得决定请执政府内务部卫队接替冯玉祥部驻防。借此次换防之机，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都想进驻故宫。北洋政府内务部、直鲁军阀、前清遗老也均有动作。到了七月，事态急转直下，吴佩孚主北京事，杜锡?出面组阁。在新内阁国务会议上，通过改组故宫议案，决定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以前清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正副委员长。赵孙二人与故宫博物院诸理事商洽接管事。理事会派陈垣、俞同奎等四人前往。谈判开始，陈垣发言说：“如果要接管故宫，必须组织点交、接收两个委员会办理接交手续。须点完一处，移交一处。接收一定要做到三点，故宫所有藏物：一不能还给溥仪；二不得变卖；三不能毁灭。如果你们不同意点交，可以登报声明说明自愿负故宫的全部责任……”赵孙二人回去汇报，不想杜锡?竟同意点交，也同意设移交、接收两委员会，驳回了赵孙二人的原议。二人一怒之下双双辞职，但接着就发生了8月8日陈垣被捕的事。
那天清晨，陈垣被宪兵司令部抓走了。故宫理事会同仁得到消息后，忙多方营救。到了下午宪兵司令王琦同意放人，但他对赵尔巽说：“这个姓陈的太可恶，还硬不肯走，一定要追问抓他的理由。”后来陈垣虽然被释放回家，但王琦派了两名宪兵跟到陈宅，将陈垣软禁在家中，一住竟是一百多天。直到北伐胜利在即，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接管了故宫，任命易培基为院长，李煜瀛、陈垣等37人为理事，故宫才安定下来。
辅仁大学的八年
八年抗战期间，陈垣是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度过的。辅仁大学1933年后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办，1936年后，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是德国人。后来德意日成为轴心国，辅仁大学在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得以继续开办，而且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一直坚持了八年，所以辅仁大学后来成为沦陷区内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惟一一所大学。对于陈垣这样有声望的学者、大学校长，日伪当局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总是企图利用他，委以各样文化要职，有时是直接出面，有时则是托陈垣的故旧疏通。对于这些，陈垣一概严辞拒绝。但无休止的骚扰威胁，使得陈垣不胜其烦，常思有个地方避一避。
有一次，他和几位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三楼看书画展。偶在楼栏处往下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走过。陈垣沉默不语，后来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眼含泪水，师生们将他扶下楼来。其实陈垣也不是没有考虑过离开古都，但是几千师生的期望，使他实在下不得狠心。1943年底，他的学生柴德赓有扶师南行的密谋。陈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辅仁校务长雷冕神父察觉，长谈数晚，晓以利害，认为陈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辅仁，有利于师生。校长一走，辅仁难以为继，很快就会被日伪当局接收或关闭，几千师生顿失依靠，将难以就职和求学。最后雷冕竟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陈垣百感交集，反复思考，终未成行。
辅仁大学似沦陷区北平的“孤岛”，成为不肯就职于伪大学（日伪利用原址继续开办的大学，被称伪大学，如“伪北大”）的学人的净土，一些志士也以辅仁大学为基地，秘密从事地下工作。辅仁大学虽未停办，但师生被日伪当局逮捕却是常有的，如英千里、沈兼士、胡鲁士神父（荷兰人）、范文澜、赵光贤、李德伦、萧乾等等。每一次陈垣都要积极营救。在那八年时间里，陈垣还尽可能地向一些生活困难的学人约稿，藉此补贴他们的生活。八年里，陈垣的心情是苦闷的，而这种苦闷只能在他史学著作的字里行间得到抒发。在这时期他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铮僧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著作。而最能体现他深明大义、崇尚名节思想的著作，则是《通鉴胡注表微》。这是一部研究胡三省（字身之）思想的作品。胡三省是宋末人，不仕于蒙元，以作通鉴注的方式，申诉蒙元的暴政。终于在他65岁那年迎来了古都的光复。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翌年，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6月病逝。
陈垣的转变
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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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17通，陈寅恪的信19通，可见交往的频繁（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
1948年12月13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页）3个月后，1949年4月29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划上了句号。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时的陈垣“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关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122～2133页，台湾联经版）。不管怎么说，陈垣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 20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同上）对陈垣的转变，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该书118页，三联版）
陈垣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但他的转变又是一个既存的现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也须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当时陈垣69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如果说能接受，那么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陈垣的学术研究，走的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呢？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他曾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说自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上册，人间书屋1952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旧学者的典型，陈垣迎来了他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多为人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版1992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40后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没转变，还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3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6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陈寅恪虽然小陈垣10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我所见陈垣的资料不是很多，但从一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能略窥他的个性，该书紧排着收有1935年戴传贤和汪兆铭给陈垣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戴传贤复信是陈垣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寄给他后的感谢信，当时戴传贤是考试院院长。汪兆铭的信也是陈垣寄赠《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后的复信，当时汪兆铭是行政院院长（见该书624、625页）。从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陈垣是喜欢和政界要人来往的，这种个性，在他最终的转变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
陈垣的宗教史学特征及方法——兼与陈寅恪之比较
《原道》第五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摘自原道网站 作者： 卢仁龙
宗教，是世界文明共有的一种创造，如同艺术一样。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国历史也不例外，在多元文化的中华文明中，宗教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20世纪以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宗教形态及其历史很少加以关注，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系统、深入的研究专著。这在号称史学大国的中华，应该说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其实，探究这其中的内在原因，就不难知悉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传统学术的惯力把宗教排斥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外，甚至把宗教生活和宗教信仰也斥为异端，认为儒学才是文化与学术的正宗。另一方面受观念的束缚，人们对宗教史料缺乏了解，因而也就无从对宗教文化加以了解，逞论对其研究了。以代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里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论，不仅对宗教史籍取予失当，而且乖谬之处，俯拾即是，近代以来，几成蒿矢之的。
本世纪初，欧风美雨吹拂着中华大地，传统学术大规模崩塌，新的学科应运而生，一代学人秉承着历史的传统，开拓着新的时代，新的学术不断产生发展。宗教历史也突破了尘蚀的世界，走向了新的时代。如果说考古学的引进把中国传统学术带人了一个以物质为实证的学术世界，那宗教史学的建立与拓宽，把人们的视野放宽到了一个更为广索的天地。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本世纪初开拓中国文化新纪元的大师们，而其中对宗教史学最有贡献的莫过于陈垣、陈寅恪这些大师的努力，其中尤其是陈垣先生，开拓建设之功最大，著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
一
1917年，陈垣发表了震撼学坛的《元也里可温教考》。从此，陈垣弃政言学，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在文化界掀起喧然大波。新文化运动宣告正式开始。1919年，刊布了他《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更一步赢得了文化史上启蒙者的地位。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既是时代的安排，也是学术的一种抉择。终陈垣一生，以基督教研究开始，不断扩大学术范围，不仅遍及中国古代宗教，而且钻研到元史，中外交通史等学术领域，而以集资料、撰著作，育人材为主，困守学术，有功于文化甚巨。继《元也里可温教考》刊布之后，陈垣不断耕耘，陆续刊布了大量的宗教史专论、专著，最著名的有古教四考，其他三考分别是：
一、《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二、《火祆教人中国考》，三、《摩尼教人中国考》，连同后来发表的《回回教人中国史略》。这些专论对遗存在中国历史上的非主流宗教史迹进行了开拓式的清理。从而实证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除流行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外，还曾传入过其他世界文明的古老宗教，或一些主要宗教的不同教派。研究表明：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只有几条直线，而是同样存在着多样化，复杂化的史实。
《古教四考》系列论述表现出的共有特征是：资料完备，考证精细，文笔简古，都是研究宗教史，乃至学术史不可多得的作品。
除考古教之外，陈垣更为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中国文化史上主要宗教的形态，对主要宗教用力尤多，成为学术史上第一个开启中国古代宗教史大门的学者。中国古代的宗教主要形态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也是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对这些，陈垣无不留意，并且都以精细的研究，结撰出经典性的论著，下面从其治学的历程分别加以叙述。
基督教，这是陈垣着手研究最早的宗教。《元也里可温教考》就是一部元代基督教史。也里可温即基督教聂思脱里（Nesteranisne）派的译称。陈垣通过对这一关键性词语的译读，从浩瀚史料中爬梳出有关史料，为元代基督教发展史写上了精彩的一章，从而探明了在唐代景教流行至利玛窦来华传教这近千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存在一个重要时期。这不仅是利玛窦以来所期冀得到认识的传教史实，也是了解元代文化宗教发展的重要课题，因为元代文化中的重要因子就是基督教文明。它与汉族的佛道文明及儒学发展共同构成了元代文化中的中西拼盘以及西方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文明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化现象，这一点，陈垣在后来的论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讨论得更为详尽。
《元也里可温教考》既是陈垣宗教史研究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关于中国基督教前史的重要成果。继此，他一方面不断完善和修正这一专论，而且进一步拓宽其基督教研究的领域。在基督教史，基督教人物及基督教文献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他为了全面研究基督教历史，曾肆力搜集有关史料，并计划仿《开元释教目录》及《经义考》、《小学考》体制而为《乾嘉基督教录》，为中国基督教文献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也为《四库全书总目》补阈拾遗。这一计划最终仅完成了一部分，即附刊在《基督教录入华史略》后的《明清间教土译述目录》，虽然眼于条件只及说理与教史部分，未及天文、历算、地理、艺术这些传教士重要的著述范围，但在徐宗泽《明清间耶苏会土译著提要》及罗马梵蒂岗教廷及巴黎图书馆公布珍藏目录之前，是一份搜聚天主教文献最多的一个目录，其中未刊本较多于已刊，足见其搜访之勤。为聚集、调查天主教文献，他遍访国内公私收藏，并远足日本。陈垣的设想，今天仍未能实现。但其创意着鞭之早，至今让人钦敬不已。
陈垣治基督教史曾有一个大计划，即结撰出一部中国基督教史。终限于文献条件，加以他后来学术的领域的扩大与转移，如同《乾嘉基督教录》一样，始终没有完成，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基督教史的研究。只不过是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步步前进。读一读他的基督教人物研究及一些专论，就会感受到他在基督教史研究上的深入开拓。如陆续发表的“基督教人物四传”，《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都是研究明清以来天主教史的重要收获。
伊斯兰教，古称为回回教，这也是他二十年代着手的一个重要领域。他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编撰了一部研究所必需的工具书《中西回史日历》，时在1925年。他运用西方纪年的科学手段，在完成了《二十史朔闰表》的丰富经验上，以建中西回三历岁首为干，为治伊斯兰教史树立了一个历史坐标。他的这一创举，为创建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第二个贡献是他提出了一个系统全面研究伊斯兰教的计划《中国回教志》，分十大门：一、宗派志；二、典礼志；三、氏族志；四、户口志；五、寺院志；六、古迹志；七、金石志；八、经籍志；九、人物志。又分经师、卓行、政绩、武功、文苑、方术、杂流。列女八项。十、大事志，并附中回历对照年表历代哈里发世系表，唐宋辽大食交聘表，元明清回回科表。这个计划前无古人，意在为中国回教立正史，其用意不可谓不伟，其艰难也一望而知。但他这种识见、创举，在学术史上是足以让人惊倒的。如果真能如他所期待的那样早日实现，中国回教史的研究将是多么幸运。
佛教，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广的宗教，陈垣对此研究尤为用力。先后刊布了《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以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四大著作及若干篇重要论文。在近代学者中，可谓论著最多。
陈垣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四十年代，重点在佛教文献学、佛教工具书及区域佛教史等怫教史研究学科。《释氏疑年录》是一部通贯古代的佛教人士史料工具书，它不仅可以查考本来十分复杂的佛教人物生卒年，而且可以循此书所苹取的史料细索，探讨所需人物的生平及历史，示学问以门径，给研究者一导航。《中国佛教中籍概论》是从浩繁的佛教文献中披沙捡金，结合自己实际的研究与利用，甄取五十余种最具有史料价值、学术意义的典籍加以品评，明其源流，别其高下、抉发其价值。围绕历史与宗教，或考史，或纠谬，集评论与研究于一体，初学者可得而入，专攻者亦可大获而归。它为史学研究开了一条新路，也为佛教文献立了一门新课。《明季滇黔佛教考》及《清初僧诤记》主要是根据他从《嘉兴藏》中得到珍贵、独有史料，对区域宗教及地方宗教进行考论，并结合明清怫教发展的特点，探讨晚世佛教文化的走向。由于陈垣最清元明以来历史，因而能运用内外文献，尤其是文集、方志。碑版、杂交，包举万端而又融会贯通，论教阐史，自成一格。
道教，虽然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刊布于三十年代末，但他着手于道教的研究则始于二十年代。刊行于八十年代的《道家金石略》竟是他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时辑录的资料。《道家金石略》的辑录，在道教文献，乃至历史文献编纂上均有很高的价值和史学意义，它的编成，为本来十分丛杂的道教史料提供了一份可资利用的珍贵史料。在《道藏》内外，没有一部书有如此高的史料价值。它出于道藏而超越道藏文献，集合了众多文集、方志碑拓中的严肃史料，让人第一次感受到，历史上的道教并不全是自弘其道，难测其实，而是具有自己真实而又光辉的历程。陈垣对道教史料的建构与搜集，超越了古今道教研究的成就。他据此抽绎而成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就是一份由史料积累到史实勾勒的积极成果。“新道教”的提出为道教史料的发展提供了辉煌的一页，尽管是逝去了的光辉。这样，把备受忽略的道教史研究推想了热闹的学术天地。在陈垣所耕耘过的宗教史领域中，他对道教文献的搜寻是最为用力、最为成功也是最有意义的。因为是他的积极推动，使道教史研究寻找到了可资依靠利用的史料基石。他作为道教文献史料的建设者和道教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将永远为学术研究界所认同。
二
以上综述了陈垣宗教史研究的成果，下面探讨其特点与方法。我们认为，陈垣宗教史研究最大的特点归结到理论上讲，就是创建并发展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宗教史学。这一点，早在四十年代初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已经提出：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颇，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
前此，陈寅恪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撰序，也以陈垣史学继承钱大昕，超越清人，直接宋代。而此则更接他五年以前论提，归结为陈垣的超越在于构拟“完善之宗教史”。陈寅恪不拘佛教，从整个史学加以阐发，其标论之高，令人钦敬。具体研究陈垣的宗教史论，也足印证陈寅恪之论略无不当。今就陈寅恪序更进一步申论。所谓宗教史学，实际上是以治历史的方法研究宗教史，把宗教史研究归结为历史研究之一端。这在今天，似乎已不必究论，但对开拓者而言，这是一种突破，因为自来宗教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轨迹和逻辑。在正统学术史上，从未见过有人敢越雷池一步，跨越到“异端”之宗教研究领域中。所以，自宋以来，史学家不仅不知宗教，而且处处在辟佞。这佞妄之本就是各类宗教，即陈寅恪先生所述之“意执之偏颇”。而陈垣首先放弃了这种对宗教的偏见，并视宗教研究为历史研究之一域，以系统、全面的研究开创了20世纪的“宗教史学”。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陈垣的宗教观及宗教思想，以认识其“宗教史学”。过去不知是回避还是否定，大多数学者竟不提陈垣是一名天主教徒，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他早年信教是一回事，晚年加入共产党又是另一回事。人有信仰，并发生改变，都是常事。不然陈垣早年何来 “上帝呵护之灵”、“我主耶稣”之类的言辞形于论著之中？更遑论他与天主教名士马相伯、英华之相知相近了。以主掌教会大学——辅仁大学之职而不奉教，那才是难以征信的悖论。显然，他也是一位东传基督教史上之李杕、吴历，20世纪的司铎。他后来的业绩较之李之藻、杨廷筠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的奉教经历倒类似于天主教中的许缵曾。表彰出陈垣曾作为一个奉教者并不是一项艰难的事，其实更有利于探讨他在中国基督教研究上的贡献。正是因为有过信仰经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更应该研究宗教，以体察宗教在文化历史中的地位，信教的经历及体验，也更有助于研究的把握，不至于隔靴搔痒。这大概也是陈垣宗教史研究得力之点。
当然，曾经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并没有把陈垣圈在宗教信仰的道路上。他在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宗教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主张信仰自由，不排斥任何宗教，他在《胡注通鉴表微·释老篇》中论道：
信仰贵自由，佛教不当辟，犹之天主之不当辟也。
且孟子尝距杨墨矣，杨墨何尝熄！杨墨而熄，亦其有以自致，非由孟子之距之也。韩昌黎辟佛亦然。唐末五代禅宗之盛，反在昌黎辟佛以后，其效可睹矣。次隋唐以来，外来宗教如火袄、摩尼、回回。也里可温之居，皆尝盛极一时，其或衰灭，亦其教本身之不据，非人力有以摧残之。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故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可不顾虑及此。孔子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使孔子而知有异教，必以为西方之圣而尊敬之。故鲁人当法孔子之问礼老聃，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矣。
这段话，足以表现陈垣后期的宗教观。藉此足以说明，陈垣的宗教观与宗教史学是相一致的，信仰的经历并没有成为他治学的障碍。
陈垣宗教史学最具体表征是运用传统历史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宗教历史，如年代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辨伪学、金石学，无一不被娴熟地运用至其中来，因而获得超乎一般的成就。
其实，对宗教进行历史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史料的真实性及成果的难以利用。要求得历史的本源，必须去掉宗教发展史上的迷雾与障碍，而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正是探得历史真相的利剑。陈垣之所以能在宗教研究史上一举成名，并且备受历史学界的重视，除了其良好的史学素养外，史学方法在宗教史研究中的移植与开拓居最重要的一面。如年代学是历史学家的工具，陈垣在年代学上创获了《二十史朔闰表》这部历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又难而及回回教，成《中西回史历日表》。用之佛教，则撰为《释氏疑年录》。这些都是年代学的新收获，又是宗教史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又如，他延续传统目录学的方法，希冀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研究中建立各宗教各自的目录学著作，构拟了《乾嘉基督教录》、《中国回教志·经籍志》，最终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这部继解题体传统，而又融汇考据学成果的重要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每一部专论之后，都附有《引用书目》，这在二三十年代较为稀罕。他这样作，能给进一步研究者提供指南。再如他发表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可以说是宗教考古学的先驱。
下面试以金石学为例，谈谈陈垣宗教学研究中对此的利用。我们知道，金石学是宋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史学，以考校金石文献，结合史籍史料研究为特征，发展到清代，金石学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也走向了末途。陈垣虽非以金石收藏著称，但他最擅利用，充分发掘金石文字证信的特征，以之考史，借其明事，以非凡的识见，时创新见。他的《开封一踢乐业教考》即先叙碑文，再引史料，互为比勘，左采右获，疑义顿释。最能代表他利用金石和宗教研究相结合的是《道家金石略》的纂集。这部著作虽刊于后世，但发凡起例，资料积聚均为陈垣初定，且增补者也与原辑相别，因而以之作论，也无不当。《道家金石略》实际上是以道家道教之名，循金石学之路，以碑拓为主，积聚道教史料。既破了道书之杂，以碑拓为主，集录文集、方志中之碑拓材料，如苍海缚龙，气势非凡，又不为金石所约，求古缀残。大大更新了金石学的内涵，又为治道教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此外，他对档案的利用，语录的采择，都是前无古人，这些传统与新兴历史学方法的运用，为他宗教史学的建立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因而，他的宗教史研究成就，也突破了宗教史领域，而有贡献于整个历史学研究。换句话说，宗教史研究的创立与开拓，也为历史学研究展示了一片新的学术乐园。只要积极地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掌握宗教发展的特征，宗教史的研究是一个富于生命力的阵地。
如果说传统历史学方法的利用为陈垣宗教史学的创立提供了工具，那么他对宗教文献的清理则为他发展宗教史研究提供了创造历史的场地。用佛教的话说，有了研究宗教之人这个“因”，而获新史料之接触这个“缘”，所以臻现于多方创获之“果”。
诚然，陈垣宗教史料得以大量采获，也有得力于时代之赐。以佛、道两藏为例，自来只有少数教内之士知悉接触其书，学界罕有寓目者。“读藏”成了不少学者的一种奢望，有清一代，也只有钱大昕、严可均、孙星衍、刘师培等人有过这种幸运，大多数只有看过零本残册的资历。生于晚清民初的陈垣，较之他所景仰的前辈，大大幸运了，他自己曾开玩笑说过：唐玄共有三藏，我备有四藏。推测起来，此话不虚。因为《道藏》在1924－1926年印行，《大正藏》也于1936年结集，当时看到龙藏，永乐南北藏以及高丽藏，频伽藏也不足为奇，自然这是学术时代的幸运。陈垣很好的利用了这一时代之赐，并以卓越的成果回赐了时代。
其实，在当时能触及到新印各种大藏的在学界也居少数，利用者更是寥若晨星。但陈垣不仅能披沙捡金，而且为了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主要宗教，于搜集挖掘史料上更上层楼。他足迹遍天下，登私藏，检公库，搜孤本，探秘书。苍天不负有心人，许多良机接踵而至，无数珍品，一经触及，即拂尘扬卷而出。象事涉康雍乾嘉四代的天主教史事，陈垣也从清宫档案、嘉兴藏语录中独发其秘，可谓让人称奇。而《嘉兴藏》这样大套的史料，其中孤本语录达两百多种，三百年来，无人知悉，虽得之考释的艰难，但对他论著的撰成，史事的发明不可谓不大。人们总是羡称敦煌出土之富，甲骨文发掘之奇，其实，像嘉兴藏这样系统珍藏一类文献，貌若出土，其价值、作用于佛教而言，也不在敦煌、甲骨文之下。陈垣契机加以开拓并利用，既长成了其学术成就，也为这些史料彰幽阐微，点铁成金，进而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重视。因此，陈垣在宗教史料发掘上既导夫先路，又收获颇丰。同时还襄成了在宗教史学上的独到造诣和开拓之劳。
固然，由于时势、机遇乃至地位，新的宗教史料日曝于陈垣眼前，但他对固有史料的把握也至巨至微。从而，借助于他对历史的把握及方法的造诣，始得开拓出一条中国近代宗教史学的灿烂之道。
三
处于开拓期的20世纪中国宗教研究十分幸运，不仅有陈垣这样的史学大师全力投入，还有为数更多的杰出学者同样关心宗教史学的建设，把陈垣视为同道，备加推崇的陈寅恪也对宗教史研究颇为投入，并且硕果累累，为史界所景仰。
由于时局的艰难和健康等原因，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不如陈垣那样系统和广阔地表现出来。他的宗教史研究仅在中古佛教和道教之两大领域中进行。但他们在宗教研究中互相引为同调，并有许多契合之处，尤其是都以常有的历史学方法，如考辨、目录、文献等为手段，将宗教纳入学术研究范围之中。陈寅恪有关宗教史研究的论著虽然有限，但与陈垣相比较而言，论高旨约，有着其独特的意义与特征。
首先，他们的着眼点不同，陈垣所注意的是对历史上诸种宗教形态及其发展史迹的勾勒，以表述其存在，即着眼于历史的真实，以改变那种漠视、回避甚至让宗教滞留在迷信、虚幻状态之中的历史。陈垣的探讨，让我们在历史的视野中获得许多新的知识和新的史料，从而使宗教也进入历史的范畴之中，使历史也获得了更为完整的显现。陈寅恪则不然，他着力的是佛教，尤其是中古佛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的联系，以之寻找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重构、创新，归根结蒂，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外文化的交流，进而探讨宗教与政治、文学的内在联系。因而，他把宗教，尤其是中国佛教视之为一个丰富、多层的学术世界，必然也是一种文化创造。进而论证出，佛教在传入以后，在文化之中的影响力及关系等。如他论佛典与四声问题，这不止是一个文化发展问题的解决，也是对佛教华化后与文化的新融汇以及佛教对汉文化的推动力。人们都熟知陈寅恪十分关注汉译佛典，尤其利用其外语所长。但透过这种具体表征，实际上他所关注的是一种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力及接受度的问题。因为佛教文化作为一种智慧宗教在传入中国之前，已有高度的繁荣期，并自成体系、特色。与此相应，中华本土文明的创造随着时代的前进也在不断地开拓，一种上升期文化与成熟的异质文明的交流的场面如何，其后来的发展怎样，正是处于五四以来异质文明对中华本土再一次冲击给陈寅恪所带来的思考。因而，紧扣文化的脉搏去把握陈寅恪的佛教研究，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揭示出的“学术宗教恒与地域及家庭有关”这样一项原则，可谓是一种深深的文化思考，《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秉此理论观念的具体阐发在各种论述中，因而只了解其具体的宗教史研究，并不足以明白他对宗教史的论断，因为时代不允许他作专门的文化史阐述，他对宗教史的阐述既是一种自觉的，又是一种不系统的表达。虽然他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读报告中，较为全面而深刻地表述了他对儒、佛、道三教的看法，但其考察的重点仍在从系统继承上论道佛的演进的经验与教训。
其次，陈寅恪虽也在肆力于笺释《高僧传》，批校《弘明集》，比勘《真法》，一秉考据学之真工夫，但他更多的具体考察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论宗教的史实。人们都知道，陈寅恪精通多种西方文字，与佛经相关之巴利文、梵文、藏文亦无不晓。正是便于此，他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译佛典问题进行精心的探讨。这也是中国宗教史研究上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只有他才具备这种能真正探本得真的学术手段。当年他曾以“佛典翻译”一课而驰名清华，正是得力于他西方语言的积累，而对中古史实，尤其是与佛教相关史实的阐释与解决。显然，他在语言学领域的嘎然独造，为他剖析历史的本真获得了析疑披雾的利斧。这大概也是陈寅恪所独有，陈垣所无，其他史学家所难能的史学特征。
综上所述，二陈都是ZO世纪学术史上卓有贡献的大师。他们在史学研究，尤其是宗教史研究上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并创构出独有的成果。陈垣对宗教史的全面开拓，史料的整理，学科的建立有着重大的作用，其众多的成果更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典范，是近代宗教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而陈寅恪同样以宗教史探讨历史的中心，从文化史的角度，以语言学为特色，析千古之疑，解读历史，虽著作为稀，但精审难移，不仅为文化史之大匠，也为宗教史之功臣。
陈垣、陈寅恪交往书信
韩益民
昨晚写完《读陈》，加之前面《史家典范陈援庵》，认为援庵先生建国前后思想并无大的变化，并于寅恪先生的思想始终相契合，心下殊不自安。早起翻检《陈寅恪集》之《书信集》，有致援庵先生书信十八通，援庵先生之孙陈智超先生所编《陈垣往来书信集》，共有书信十九通，寅恪先生来函十八通，往函一通。寅恪先生书信所收十八通，全来自《陈垣往来书信集》。然而双方通信据此不全的内容来看，抗战战火纷飞的年代，尚且时有书札往还，却也就到1940年戛然而止。此后似不见再有直接的书信往还。其中的原因，恐怕与寅恪先生四十年代后期，患有严重的眼疾，忙于救治有关。
建国后，两位先生确实是走了两条不甚相同的路。援庵先生对新中国的成立，可谓热烈欢迎，与中共积极合作，最后还加入了共产党；寅恪先生虽不愿离开故土，却隐身岭南，虽颇受陶铸等人的关心，却始终对社会潮流保持极远的距离。尤其是拒绝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常为为后人所钦。
然而，彼此之间的联系还有，今检先生高弟刘乃和先生主持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书未成，而乃和先生去世，乃和先生弟子周少川先生等完成此书），透露出颇多消息。
1946年致乐素函（乐素，先生长子，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后调暨南大学）：据此间燕大人言，寅丈回国仍在燕大，与来函所说不同。
五十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之间的联系是由中山大学冼玉清教授作中介。
1950年，冼玉清先生函：陈寅恪先生身体日健，常有晤言。并附寅恪先生《纯阳观寻梅呈冼玉清教授》：我来只及见残梅，太息今年特早开。花世已随尘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名山讲席谁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游览总嫌天地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1953年，致冼玉清先生函：中古史研究所事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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