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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公历9月14日（农历8月13日），是何兆武先生90岁生日。10年前的这一天，一些人前去庆祝他的80大寿，不料却吃了闭门羹——老人家早已锁上房门，“逃之夭夭”了。这段故事成为佳话，被广为流传。我后来问何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在一般人看来算是违背常理的。他笑着说，我又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不值得大伙为我庆贺。不少人说何先生为人“低调”，我却以为此事反映出他自由、洒脱的习性，与“低调”不是一回事。因为据他说，即使自家也不过生日，认为没什么意义；就像“端午节”不一定吃粽子，元宵节也不一定吃元宵。在我看来，他真正是超凡脱俗了。 听何先生聊往事 我与何先生相识较晚——大约在2003年。此前经常听到同事、朋友们以特别的语气谈起，称赞他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于是便遗憾自己无缘与先生相识，孰料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与他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某天，我根据朋友提供的号码给何先生打电话请教一件事情，他解答后突然问道：“几年前近代史所有一个女同志写了一篇讨论农民战争史的文章，受到批判，是不是你呀？”我说正是在下。他显得十分高兴，说：“现在我已经认识近代史所的三位女将了：刘志琴、吴廷嘉，还有你。”他所说的前两位“女将”是以锋芒毕露，敢于直言而著称的。何先生把我与她们相提并论，表达了对我的认可和鼓励，颇使我感动，从此也渐渐与何先生成为了忘年交。我们经常通话、聊天，海阔天空，想到哪儿谈到哪儿；也时常互寄文章，互通信息。何先生对人多称呼“同志”，每次打电话都是“黄敏兰同志”，让我觉得十分有趣，现在还有谁这样称呼人呢？ 何先生说的最多的是“文革”，看来“文革”给他的印象很深。一次我偶然得知何先生在“文革”中曾被打成“反革命”，颇为意外，因为以前从未听说过，便打电话询问。他对此毫不隐讳，乐呵呵地给我讲了一通事情的原委。 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何先生当时的工作单位）工宣队的判词，何先生的第一大罪状是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攻击革命样板戏。他说，这不符合事实。首先，他不认为江青是“敬爱的”；其次，他也没有攻击革命样板戏，只是说京剧不适合现代服装、现代人物，只适合古装。第二大罪状是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为资产阶级招魂。其实，翻译罗素著作是毛主席提出的，商务印书馆将任务交给了他，责任并不在他。我说，您为什么不申辩呢？他说，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又说，幸亏不知道，没有申辩。因为反驳工宣队也难逃“反革命”的罪名，恐怕后果还会更糟。 我问何先生挨批斗的情形，他说，顾颉刚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被批斗的次数（共12次），而他自己却没有记。在西南联大，顾颉刚是何先生较为欣赏的一位教授，昔日的师生在“文革”中竟被关在同一个“牛棚”里，这种境遇恐怕是世界上罕见的。我说，朱东润说毛泽东的书法是“霸王体”，红卫兵说他攻击伟大领袖。虽然“犯罪事实”与何先生的情况相似，但“犯罪情节”更为严重，因为是直接攻击伟大领袖，然而复旦大学并没有把他打成反革命。看来是否被定为“反革命”，全靠命运的安排。 何先生多次谈到“文革”中的派系斗争，历史所乃至整个社科院的动荡……然而他说的最多的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对我说过至少有五次。我问他，为什么您对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事情很少提及，甚至有些您的老朋友都不知道此事，而对“五一六”问题如此关注呢？何先生回答道，我这个“反革命”只是一个“个体户”，而“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全国范围内的，波及范围广，影响很大。有的“五一六”分子甚至被活活打得心脏破裂而死，何先生对此非常气愤，觉得即使是对待真的反革命，也不能这样残忍。 何先生说，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是“五一六”，没有人给出一个解释和交代。而且，当年社科院历史所指定“五一六”分子，完全是随意的，指到谁就是谁。读过《上学记》，更加了解何先生格外关注“五一六”事件的原因。文靖的《后记》中说：“何先生在历史所工作时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杨超，学问好，人品好，德才兼备，是前辈侯外庐先生的得意门生。1968年抓‘五一六’的时候，历史所揪出将近三分之一，凡被揪出来几乎没有不承认的，但是杨超不承认，并且拒绝交代别人，写了一张纸条：‘我不是五一六。’自杀了，年仅39岁。这件事给何先生的触动很大，对我讲过不下五六次，或者更多。” 何先生深感悲痛和惋惜的原因，除了杨超冤死的悲剧本身，更重要的是，“别人都跟演戏一样随风转”，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却就是看不穿，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实在不值得。这个态度其实也反映出何先生的思想境界。比如 “九一三”事件事发，包括我们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因为之前林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地位，某天上午刚背诵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下午就传达文件，变成了“贼林彪”，简直像“信仰”崩溃一般。但何先生对此并不惊讶，他说因为“文革”前后事件已经太多了，没什么不能接受的。可见，即使在大家都处于狂热、轻信、盲从状态的当时，何先生仍然保持了相对清醒的态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何先生说的较多的还有抗战。在《上学记》里，就写有许多关于抗日战争的进展及战争对他生活的影响。他当初选择历史专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战乱的刺激：“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前两年我为美国学者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写了两篇书评：《珍珠港事件中的日本元素》和《日本为什么悍然突袭珍珠港》，分别发表于《中华读书报》和《中国图书评论》上。这两篇文章恰巧都被何先生看到，勾起了他对战争的回忆。何先生在《历史学家茶座》第17辑发表一篇回应的文章《有关二战的反思》，说：“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二战史仿佛又那么诡谲地一幕幕呈现在眼前。”文中概述了二战各个战场上战事的发展，尤其抗日战争的大转折。对许多具体战略、战役及代表人物都介绍得十分清楚，让我对何先生的惊人记忆力和洞察力深感钦佩。更令人难忘的是他对战争胜败的极富哲理的分析：“归根结底，正是中国最初的不抵抗喂足了日本的野心，而日本人贪得无厌的野心又终于激发了中国顽强的抗战，这就令日本泥足深陷，为而后美、苏等盟国的反攻准备了充分有力的条件。一切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偶然的契机。然而在种种偶然性之下却仍然有其必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必然性终究是要通过种种偶然的契机去起作用的。” 我的书评着重分析的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偶然性及日本战败的必然性，而何先生从中国战场阐述日本初胜的偶然性和后来战败的必然性，视野更加宽广。随后何先生又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同我聊了许多关于二战的事情，大发感慨，说历史爱开玩笑，日本人没料到中国人会那么顽强抵抗，也没想到美国那么难对付。他建议我再写一篇，可惜我并不熟悉二战的情况。 何先生的二战情结如此之深，以致看到一本描写中国古代人物的历史小说也会联想到二战中的人物。我的一个朋友，作家钟晶晶写了一部小说《李陵》。何先生看到李一航为此书写的读后感《幸亏只有一个李陵》（《万象》2000年12月号），产生联想，遂写下《“中学”与“西学”——从李陵说起》（载于《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何先生在文章中说，中国文化的传统历来是只有断头将军而无降将军的，投降者总是遭人谴责和蔑视。可是美国的降将军却不同。二战时美军司令温赖特在菲律宾战场战败，向日军投降被俘，后来日美双方交换战俘时才得以回国。他回国后受到成千上万民众的热烈欢迎，就像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尤为不可思议的是，1945年9月3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投降书，温赖特将军作为美方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庄严的签字仪式，并威风凛凛地站在麦克阿瑟将军身边。“可见不但美国民众，还有美国官方，都对这位降将军怀有何等崇敬的热情。” 何先生因为年纪缘故，不再能够从事专职的研究工作，但对现在的学术动态还保持着一定的关注。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是否“专制”展开热烈的争论，一些人刻意美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否认中国古代有专制，甚至为专制辩护，宣扬“忠君”，这引起不少学者的反对，我也参与了讨论。我将自己写的批驳专制论的文章寄给何先生，他看后鼓励我写成一本书，全面地论述这个问题。何先生在《上学记》中曾对钱穆过分美化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不同意，说：“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美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这是他的局限性。”（《上学记》第111页）我的文章也写道，钱穆反中国专制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过高赞赏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他把中国史比喻为一首诗，认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最优秀；像他那样把中国古代社会美化到极致的学者，在中国也许是绝无仅有，这就是钱穆成为极少数（在当时是惟一一位）否定中国专制论的学者的主要原因。（《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看来我与何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 何先生兴趣广泛，思维敏锐，对不少社会现实问题也都十分关注，与我多次谈论当前的热点问题，包括“国学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天安门树立孔子像等等。他对当下流行的新名词也不陌生。一次谈到西南联大时期，吴晗在跑警报时惊慌失措、连滚带爬，太有失学者风度（《上学记》中就有描写），何先生说吴晗就是“范跑跑”，不仅有失风度，更丧失了老师的责任。与之不同的是，梅贻琦校长就以其镇定自若的态度安稳人心，同时疏导学生。 何先生的幸福与苦闷 一部《上学记》让何先生走出书斋，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热烈关注，读者也通过他看到那个时代鲜活生动的一面。 葛兆光为《上学记》写的“序”题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的确抓住了该书的主题。“幸福”和“自由”正是《上学记》中的两大关键词。我还以为，这两个词不是简单并列的，而是具有因果关系的，“自由”是根本，由此才能产生幸福感。 《上学记》中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进一步看，其快乐的原因全在于有自由：“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当然也可以拒绝做你不喜欢做的事。“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西南联大的自由氛围恰恰符合何先生的天性。除了常常要跑警报外，联大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老师在教授政治学时公然批驳孙总理，说他对政治的定义“是完全错误的”。学生在课堂上与老师辩论更是寻常之事。没有统一的教材或教学大纲以及标准答案；教师自由地讲，学生自由地听。有些教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骂人，反而更受学生们的欢迎。现在看来，联大的讲堂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更像是伦敦海德公园中的演讲角（Speaker's Corner）。学生在汲取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接受了自由的思想。这是西南联大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却能够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它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优秀的名校的原因之一。 对于幸福的理解有很多，何先生的说法则是很独特的：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因为个人的命运是和整个社会连在一起的。那时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可是人们总是乐观的，天真地认为战争一定会结束，而且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何先生的幸福观主要在于精神的享受和追求，比如听到《小夜曲》、《梦幻曲》、《圣母颂》等古典音乐，觉得“回肠荡气……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 他还说，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通过苦恼的欢欣。“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葛兆光语）能在这样的痛苦中看到幸福，这真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何先生平时说话总是乐呵呵的，让人感到他是心情开朗的人、快乐的人。然而何先生也有苦闷甚至痛苦。他总说自己是废品。初次听到这个说法，我感到很惊讶，便说，您那样大的成就，一本书一本书地出（他时不时就给我寄书或文章），让我们望尘莫及，怎么能说是废品呢。他苦笑，说不仅他一个人，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废品。因为青壮年时期的时间大多荒废掉了，一年365天，有300天不干正事儿。下乡、四清、游行、劳动、写大字报；看鲁迅的书都不行，看《资本论》也不允许，说是“好高骛远”，只能看“红宝书”。写批判文章、写检讨比写论文还多。从1957年以后，领导不许他们随便写文章，更不能发表。只能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宽松了，可以自由写作，但是年事已高，精力不逮了。 我认识的一些学界老先生虽然也对过去的遭遇有痛切的感触，但从未听到有人说自己是废品。在我看来，何先生的“废品”论并不在于惋惜大量时光被荒废，以致没能做出更多成绩，而主要在于被剥夺了自由的痛苦。 在这里更应该公正地评价何先生的学术成就。据说有人认为西南联大的“二何”同为历史学学者，何兆武先生的成就似乎不如何炳棣先生的大。我以为此说不妥。首先，何炳棣先生在美国有着极其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非何兆武先生可比。其次，何兆武先生在极少的时间里所作出的成就并不比何炳棣先生少。况且两个人的研究领域不同，贡献大小也很难放在一起比较。 我常想，何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恐怕很难一语概括，因为他的人生和个性是那样的丰富多彩。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思想敏锐而且活跃的智者，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普通人和童心永驻的老人；对于我和许多人来说，他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他的言谈总会给人带来快乐。 与何先生的交往使我受益匪浅，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知识和自由的思想，也让我认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并且通过比较他与我们之间的异同来思考中国几代学人的薪火传承。葛兆光在《上学记》的《序》中说：“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幸福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像飞蛾投灯。”我想，现今的知识分子真的应该学习何先生那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和执著精神。 不久前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搞得十分热闹。我问何先生是否参与了，因为不少业内朋友都以为何先生这样的老一辈著名学者，理应是座上宾。但他说没有，只是曾收到一份出席人民大会堂纪念会议的通知，他说路远，不方便去。我心中甚是不平：校方难道不能派车送老先生出席会议吗？为什么只热捧杨振宁一类的“名人”和清华出身的高官呢？随即一想便又释然，清华不过是何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而西南联大才是他的精神乐园，他的名字是和西南联大这所伟大的学校连在一起的。所以，何先生不去捧场，我以为更符合他的风格和身份。 最后，我谨代表我的女儿和我的朋友们向何先生说：敬爱的何先生，祝您生日快乐、永远快乐！并祝愿您长命百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