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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 1916年生，山东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留北大哲学系任教。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晋升教授，1964年筹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1987至2005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导、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宗教所荣誉所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前两届哲学学位评议委员会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述：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等。主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06卷)等。 采访手记：在秘书的办公室稍坐，便见一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来，他摘下帽子，极有分寸地礼貌微笑，透着不怒自威的庄严，这就是任先生。 任先生是忙的，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三次起身，到里间接电话；任先生也是庄重的，西装笔挺，每次重新坐下时，都要一整衣冠；任先生还是严谨的，美编一架上摄像机，他马上正对了镜头端坐，采访中，他时时注意采访机的位置；但任先生偶尔也能流露出，他是性情的，说到军阀韩复榘的笑话、说到研究生培养的黑色幽默、炫耀自己的医术时，他兀自嘿嘿地，边说边笑，自逗自乐。 10点半，非常准时的，下一个来访者出现在门口。任先生干练而果断地跟我们道别，临了不忘吩咐一句：“写好后给我看一下。”果然是对自己公众形象负责到一丝不苟的学人大家风范。 童年埋下哲学的种子 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小时候家庭条件不错，只是比较动荡，家属跟着军队走，直到9岁在济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读书，以后才稳定下来。在北平大学附中读的高中，这个学校只办了四年，教师很好，其中一个教“党义”的鲁涤平，把课堂当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上课喜欢用“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开头，专门攻击“三民主义”。 我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中等偏上，不是最好的。我强调不是最好有这样一层意思，现在很多成功的人，把功劳都记到自己头上，好像完全是自己刻苦努力出来的，其实自学成才也需要环境，机会也有关系，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把自己看得太高，这是不对的。 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从小就喜欢刨根问底，很自然的就喜欢哲学，哲学就是要追问个为什么，思考根本性的大问题，比如，人活着干什么？为了找工作混口饭吃？为了成个家？这样的目的太小了，我觉得不够。 学哲学不好找工作，当时我倒没有想这么多，充满浪漫主义空想。喜欢就喜欢，不多想别的。年轻人还是需要些浪漫主义，太实际了、急功近利不好。不过作哲学真的不容易，当时一同入学的十几个人，最后坚持下来、终身作哲学的只有三个，一个留学美国，一个在人大，都去世了，就剩下我一个。胡绳跟我同一年考上了北大，他不喜欢唯心论，不喜欢西方哲学，上了一年就参加革命去了。他中学底子打得好，苏州中学的。以前的中学了不得，叶圣陶、鲁迅都教过中学的。跟现在是两回事。 在北大读书期间一直受日本干扰。上着课就有挂太阳旗的飞机在半空转，声音很大，老师就停一下，等噪音过去了再接着讲。抗日的情绪就是这样被日本培养出来的。我们从中学开始，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就是日本占领了中国，我们一定要报仇。 到了大三打起来了，七七事变，北京被占领。我们当时放假在家里，报上广告说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南迁，连名字都没取，就叫“临时大学”，要学生开学时到长沙去报到，我就从山东直接去长沙。10月才开学，人到不齐。不过当时黄河以南的社会还不乱。 时世动荡中的第一次学术转型：从西哲到中哲 半年后南京失守，长沙也不能呆了，我们转移到云南蒙自县。 当时的转移路线有三条：一是从长沙到香港，转渡轮到越南河内，再到昆明。二是由国内公路到广西桂林，再转昆明。冯友兰走的就是这一条线。坐船比坐火车便宜点，也合适身体不好的女生。第三是从湖南步行到昆明，叫“湘黔滇旅行团”，一共200多人，包括老师闻一多、生物学家李济同，还有学校几个医生，都是男的。先报名，体检，合格的打疟疾、伤寒预防针，写志愿书，这才出发。当时路上要过深山老林，山里有瘴气，其实就是疟疾。 我们走了差不多两个月，很艰难，湘西土匪很多，不过他们对读书人还好，贵州有的县里还发公告，说北京的学生来了，市场上不准高抬物价。 这3000多里路对我影响非常大。之前我没真正接触过中国的底层农民，现在我们住在农民家，旁边就是猪圈，睡觉铺稻草，对农民的生活简直太熟悉了，中国农民怎么生活，想的是什么。我强烈的感到中国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鲁迅的《阿Q正传》写国民性批判，恨铁不成钢，其实我们的国民性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无怨无悔、牺牲了一切为了这个民族。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又不识字，应该有一个文化的传承才对，我对这个产生了兴趣，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很值得深入研究，很震动，就从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方面了。 西南联大生活很苦，做学问有一定困难。清华还抢救了一部分书运到云南，北大完全没有，被一把火烧光了，不过当时滇黔铁路是通的，国外的书和杂志都能看到，普通的书也能买到。昆明在当时是个国际大都市。有好书大家也抄。另外，我们这一辈人小时候都要背书，脑子里记了很多东西。所以做学问还行。 北大有文理法三个学院，当时教育部规定必须有三个学院的才称大学，否则叫学院。我属文学院，主要做中国哲学史研究。刚研究生毕业的年轻教师只教选修课，必修课打基础的要老教授讲，比如“哲学概论”，和现在相反。我开了宋明理学（朱子学）和佛教课。选修课没人选，老师也没面子，所以积极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