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竹三先生，1938年生，汉族，广东省开平市人。1961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同年考取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王季思先生专攻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戏曲，1965年研究生毕业。1980年任讲师，1986年于山西师范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1990年任硕士研究生导师，2002年兼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副会长、山西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华戏曲》主编。现兼任中国傩戏学研究会顾问、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顾问、《中华戏曲》顾问。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普通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奖二等奖。黄竹三先生的治学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学术探索；确定主攻方向；扩大研究领域。 一 初期的学术探索 黄竹三先生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派遣到山西轻工业学院工业管理专业任教，给学生讲授如何写报告和总结之类的课。文化大革命期间，该校停办，黄先生又被下放到山西大宁县当农民，山庄窝铺，春种秋收，栉风沐雨，令他备尝了劳作的艰辛。三年后，黄先生被?#123;到山西师范学院，不久又令他跟随工农兵学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期间，连课也不上，更别提学术研究了。学校恢復上课后，黄竹三先生讲授的课程先是「革命样板戏」、「毛主席诗词」，后来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黄先生认为：既然当教师，就得首先把课教好，他多方听课精心备课，他的课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文革结束后，大学各项工作走上正轨。黄先生在搞好教学的前提下，也开始了初期的学术探索。 黄竹三先生最初结合教学需要，编写所讲授课程的教材和辅助读物，如在1978年编写「毛主席诗词」函授教材和《中国古代小说戏曲选注》等，后来又参与编写《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然后又撰写一些与教学有关的文章，如配合「毛主席诗词」教学，撰写了《伟业挚情比翼飞——学习毛主席为杨开慧所作〈贺新郎〉词》、《毛主席诗词教学漫谈》等，发表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语文教学通讯》上。还为中学教学写了多篇评论和赏析文章，如《〈游黄山记〉的艺术描写》、《托物抒情，讴歌革命──〈井冈翠竹〉赏析》、《〈促织〉的思想与艺术》等文，分别发表在80年代初的《山西教育》和《山西师院学报》上。 这类文章写多了，在外界产生了一些反响。人民文学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分别约请黄先生撰写有关艺术鑑赏和评论的文章，先后撰成了《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墙头马上〉赏析》、《一曲知已之爱的颂歌——〈连城〉赏析》、《构思奇特，情真意切——乔吉［?#123;栏人］〈金陵道上〉赏析》、《试析乔吉［水仙子］〈暮春即事〉的写景艺术》、《赋得豪情满太行——读薛论道［黄莺儿］〈塞上重阳〉》、《侠骨柔情望江亭——评〈望江亭〉》、《守坚贞断发截耳——评〈断发记〉》、《戏曲中的第一个侠妓——关汉卿〈救风尘〉中的赵盼儿》等文章，分别在《元杂剧鑑赏集》、《聊斋志异鑑赏集》、《元明散曲鑑赏集》、《中国历代爱情文学系列》、《文史知识》上发表。 在撰写鑑赏和评论文章的同时，黄竹三先生试着对中国古代戏曲小说进行专题研究。先是写了一篇《元杂剧的封建叛逆形象》的文章，在《山西师院学报》上发表，反响不错。接着又写了《论元杂剧的清官形象》、《元代水浒戏的思想倾向》，分别发表在《山西师院学报》和《水浒争鸣》上。此后黄先生又把研究视角从戏曲扩展到小说，撰成《〈红楼梦〉的爱情描写》（《山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强烈的爱憎，分明的褒贬——谈〈水浒传〉的妇女形象塑造》（《学海探胜》，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些专题研究文章，把文学形象和戏剧现象置放于一定历史时期来考察，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切入，时有独到见解。 这一时期，黄竹三先生撰写了两本专着。一本是《元杂剧故事新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是仿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而写的，选取历代传诵的戏曲名篇改写成故事，目的是通过这些戏曲故事，使读者对元代戏剧全貌获得初步认识，从而得到艺术欣赏，并引导其进一步研读原着的兴趣。作为古典文学的普及读物，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读物匮乏的时代，起了积极的作用。马少波先生这样评价： 十年内乱的余波所及，使有些青年对祖国的戏剧宝贵遗产以及舞臺演出，基本上处于一种茫然隔膜的状态，这对戏曲艺术、戏曲文学的继往开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十分不利的，有识者对此不无忧虑……我们有责任以多种方式引导观众的审美趣味，提高其鑑赏水准。培养广大的新的戏曲欣赏者，爱好者，是与中国戏曲的命运存亡攸关的，这具有战略意义。我认为竹三同志编写戏曲故事的设想与实践，是有益的措施之一。[①] 另一本是《石君宝戏曲集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黄先生将元代着名杂剧作家石君宝的现存杂剧收集整理，校注评论，同时收入历代评论资料，既便于古代文学爱好者阅读，又有助于戏曲研究者深入探索，于学术研究是有稗益的。 由以上经历可看出，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黄竹三先生学术探索的领域是宽广的，选题古今咸备；而在研究层次上，普及与深层开掘并重，这一阶段属于其摸索探求阶段，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确定主攻方向 1980年春，黄竹三先生见到了来山西进行学术考察的着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吴先生起初推荐黄先生到北京任教，后来又指点他若在晋，可从事戏曲文物的?#123;查与研究，此建议恰与黄先生的导师王季思先生的嘱咐相同，1965年黄先生离粤赴晋临行时季思先生敦敦叮嘱他：山西古代戏曲文物众多，到那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可惜黄先生到山西之后，屡屡被迫改行，无法实践其恩师的教导。恰巧不久，南开大学宁宗一先生带领弟子来晋考察，黄先生陪同他们寻访了临汾的几座元代戏臺，这次考察中黄先生深深感到，从事戏曲文物的?#123;查与研究，是极有价值的，确定了其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 自此之后，黄先生利用课余时间，与几位志同道合者组成了戏曲文物研究小组，开始了戏曲文物的考察。第一站是到晋南，他们在新?#123;县吴岭庄卫家墓中发现了一批元初的戏雕、壁画和堂屋演戏图，「这是继山西侯马董明墓戏雕和稷山等地戏雕之后的一次重大发现，填补了金元之间长达112年戏曲文物的空白」[②] ，黄先生写成《元初戏剧演出的重要史证——山西新?#123;元墓戏雕考述》一文，把这组戏雕置于金代侯马戏俑和洪洞元中叶戏剧壁画之间进行探究，揭示其在戏曲发展史上的意义。文章发表于《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83年《中国戏剧年鉴》全文转载。曲六乙先生评价这篇文章： 我之赞赏这篇文章，主要是着重它从田野考察中获得的这样的观点：过去戏曲史家对元杂剧多从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勃兴的角度进行研究，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忽视了金元时期晋南广大农村戏曲演出极为兴旺的基本事实。晋南民众「好祀鬼神」，戏臺多与神庙相联。迎神赛社，春祈秋报，「率多演戏为乐」，「一面酬神，一面娱人」，「这种传统的民情、民俗也应是晋南一带戏曲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竹三提出从民间祭祀、民俗演出活动的角度，审视戏曲的发展历史，这在当时有着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建国前戏曲史着多偏重于戏曲艺术本体演变的探索，而较少注意社会经济因素。五六十年代，为了克服这种缺陷，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风尚，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有时却生硬地套用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公式，而忽视了上层建筑中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忽视了人文生态环境的整体思考，甚至对民间宗教祭祀、民俗演出推进戏曲发展的史实，或者不够瞭解，或者视为学术「禁区」而退避三舍。这当然与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思潮有关。 竹三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独辟蹊径，闯入禁区，以无可辩驳的大量史实为依据，提出自家的鲜明见解，一是受到当时「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思潮的鼓舞，二是艰苦的田野考察获得的启示。前者给他以「胆」、后者给他以「识」，胆与识的结合，才构成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③] 黄先生等外出考察的第二站是晋东南地区。1983年夏，他们在平顺县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发现了北宋元符三年所立《九天圣母之庙》碑，碑文有「创起舞楼」之语，说明当年此庙曾建有戏臺；其后他们又于沁县城关关圣庙，发现了北宋元丰三年所立的《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关侯庙记》碑，碑文亦记当年修建「舞楼」事；连同在晋南万荣县桥上村发现的北宋天禧四年所立《创建后土圣母庙记》碑（有修建「舞亭」的记载），至此，他们一共发现了三通北宋时期记载戏臺的碑刻。黄先生写成《从北宋舞楼的出现看中国戏曲的发展──山西中南部三通戏剧碑刻考述》，文章解决了戏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戏曲艺术起源于民间，中国戏曲的源头在农村。这一观点在现在看来好像是众所周知的，可在黄先生提出时，许多学者乃至高校教材都认为戏曲的形成主要是城市经济繁荣发展所致，黄先生从文物、文献两方面考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当时学术界独树一帜，在讨论中国戏曲的形成问题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文章先于《蒲剧艺术》发表，后收入江苏古籍出版社《曲苑》第1辑。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奠定了山西师范学院戏曲文物研究的基础。 当年黄先生他们的田野考察是相当艰苦的。近的地方，便是骑着各自的自行车前往；远的地方，则先乘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再租用县招待所的公用自行车去目的地。有次，他们去晋东南的平顺东河村考察宋碑之后，因下雨无车返回县城，沿着崎岖的山径徒步跋涉，艰苦异常，其中途一晚，留宿山村，被衾之黑臭，跳蚤之猖狂，至今令他们心有余悸。而在晋南各地，每入古墓考察，丈量、拍摄、记录、描绘，时时匍匐于墓道中，摸到残存的骸骨和毛发，令其毛骨悚然，黄先生及其同仁们在创业之初克服了后人难以想像的困难，他们对学术的这种执着精神令人景仰。 1984年山西师范学院改名「山西师范大学」，新任校长陶本一教授重视学术研究，他认为黄先生他们的戏曲文物考察小组有特色，决定成立「戏曲文物研究所」，山西省教育厅也大力支持，下拨3万元作为开办经费，这样他们由一个「民间组织」升格为正式学术单位了。黄先生被任命为研究所的所长。建所之初，黄竹三先生确定了三个原则：一是注重外出考察，收集、整理、研究戏曲文物，结合文献史料，探讨戏曲历史发展；二是出成果出人才，通过科研专案培育学术新人；三是不走学院派道路，关注当前当地戏曲创作与演出。与此同时，他们还建立戏曲文物陈列室，将收集到的戏曲文物整理陈列，作为教学的辅助资料。此外还创办大型学术刊物《中华戏曲》，作为本所研究人员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同时也成为联繫国内外学术同行的纽带。 建所伊始，黄竹三先生主持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编着《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黄先生负责全书的通稿并撰写此书的第三大部分：宋金元戏曲形成、发展原因的探讨亦即全书的总论），此书收入珍贵戏曲文物图片180多帧，论述文字17万字，有图有论，论从图出，图论结合，于1987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戏曲文物研究着作的空白。这本书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日本学者矶部彰来所访问，一次购买了30多册，作为日本学生学习中国戏曲的教材。此书1990年获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同年又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一等奖。1988年黄竹三先生应邀到美国田?#123;西州奥斯丁•彼依大学及麻塞诸塞州布里奇沃特学院作学术报告，并将中国戏曲的发展、演变、表演特点用图片和录影的形式进行宣传，点燃了美国师生对中国戏曲的兴趣。 黄先生倾力于戏曲文物研究，陆续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为学术界所瞩目。按其性质，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单个戏曲文物的考查，如《我国戏曲史料的重大发现——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考述》（《中华戏曲》第2辑，1987年）、《山西省洪洞县霍山水神庙及水神庙祭典文碑祭祀演剧考述》（臺湾《民俗曲艺》第109辑，1997年）、《两座雄伟的元代戏臺》（臺湾《大雅》第9期，2000年）、《舞楼寻踪──记现存最大和最小的元代戏臺》（《黄河》2001年第3期）。第二类是对戏曲文物的综合研究及历史地位的论述，如《建国以来文物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戏曲史料》（《曲苑》第2辑，1986年）、《戏曲发展的重要史证——谈山西的戏曲文物》（《文史知识》1989年第12期）、《戏曲文物的历史资讯价值》（《戏剧艺术》1992年第2期，后收入《亚洲传统戏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漫谈戏曲文物及其研究价值》（《文史知识》1996年第4期）、《戏曲文物的历史研究价值》（《中国文化报》1999年10月27日理论版）。第三类是从戏曲文物引发出对戏曲发展的深层思索，如《试论宋金城乡的戏曲演出》（《中华戏曲》第1辑，1986年）、《试论中国古典戏曲的喜剧传统》（「中国喜剧学术讨论会」论文，1988年）、《试论戏曲产生发展的多元性》（与景李虎合作，《中华戏曲》第9辑，1990年。1992年收入新疆人民出版社《西域戏剧与戏剧的发生》一书）、《论泛戏剧形态》（《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文章指出戏曲在形成之前、之时乃至之后都有种种类似戏剧但又不完全是戏剧的表演，它们具有某些戏剧的因数──人物装扮和情节故事，具有某些戏剧的外观系列如歌唱、舞蹈、说白、表演动作，但未融合为一，因此未能认为是真正的戏剧，在探讨戏剧发展历史时常常提到它们，却无以名之，黄先生将这类表演称之为「泛戏剧形态」，这是他对贯穿整个戏曲发展史的这一特殊现象的很有见地的概括，「这种善于运用新的思路，探索新的学术命题的精神，有助于开拓戏曲发展史的研究进程和领域」。[④]此文为韩国《中国戏曲》第4辑全文转载。1997年获《文学遗产》和王季思古典文学研究基金优秀论文提名奖，同年又获山西省教委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此外，突出的论文还有《参军色与致语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中国古代戏曲演出场所的演变及其文化价值》（《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0辑，2006年）。这些文章，部分结集为《戏曲文物研究散论》，由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研究的小结。 2004年11月，臺湾大学曾永义教授认为黄竹三先生对戏曲文物素有探究，约请他撰写这方面的专着，并交由曾先生在臺湾出版，以增进海?#123;两岸的学木交流。黄先生认为，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慨然应允，撰写了《戏曲文物通论》。此书分别述说了戏曲文物的定义及其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的意义，戏曲文物发现、研究的分期，戏曲发展不同阶段遗留文物的数量、分类、分佈及其历史文化价值，戏曲文物所展示的古代演剧场所、脚色行当、服饰化妆、乐器砌末、表演形态的演进等，可以说是对戏曲文物较全面的综合探索，也是黄先生在戏曲文物研究方面的总结。全书20万字，300多帧文物图片。书稿已交曾永义先生，将于近期出版。 三 扩大研究领域 所谓戏曲文物，一般是指存留在社会上或埋藏于地下的有关戏曲的历史文化遗物，包括舞臺建筑、与戏曲演出有关的绘画雕刻、碑石题记、传抄或版印的剧本、资料，以及各种墓葬遗物等。黄竹三先生在研究戏曲文物时思考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文化遗物，都是历史上不同时期戏曲演出的反映，那么，那些戏曲演出本身，如果流传到今天，是不是也算戏曲文物呢？特别是那些在农村民俗祭祀活动中保留了原始状态的戏剧演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曲界兴起了研究祭祀戏剧的热潮，包括傩戏和目连戏。黄先生认为，古代民间戏曲的遗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戏曲文物，或称为活的戏曲文物，从那时起，他开始注意各地的祭祀戏剧，扩大了其研究领域。 1990年，山西省曲沃县的许诚同志来到山西师范大学，带来了曲沃任庄村留存的祭祀戏剧演出本子《扇鼓神谱》，扉页上书有「遵行傩礼，驱瘟逐疫」八个大字，这显然是古代傩祭和戏剧演出的抄本。这本子于宣统元年据古本传抄，无疑也属戏曲文物，黄先生决定抄本在《中华戏曲》上发表，并于1991年元宵节对扇鼓傩祭和戏剧演出进行录影，抢救保存这一古老的表演。扇鼓傩戏的发现，增添了山西祭祀戏剧的类型，纠正了学术界某些专家认为「北方无傩」的偏见，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傩戏，中国傩戏学研究会据此，决定在山西师范大学举办首届中国傩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黄先生提交了《从扇鼓傩戏看宗教祭祀在戏剧起源发展上的意义》（与景李虎合作）的论文，文章在1992年《中华戏曲》第11辑发表，1993年收入臺湾《民俗曲艺》第82辑。接着，黄先生又撰写了《扇鼓傩戏源流再探》一文，刊发于《中华戏曲》第13辑，后收入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傩》一书中。 扇鼓傩戏在中国祭祀戏剧中的地位和黄先生连续发表的两篇论文，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注意，臺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约请黄先生对任庄扇鼓傩祭与戏剧演出作全面?#123;查。1993年，黄先生与王福才、景李虎等师生多次到任庄考察，完成了《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123;查报告》，作为「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丛书的一种，于1994年由臺湾《民俗曲艺》出版。此书计10万字，100多帧图片，述说了《扇鼓神谱》存在的生态环境，抄本的流传和傩祭活动的恢復，扇鼓傩祭活动组织与程式，傩祭的服饰、道具、乐奏、祭器，以及傩戏的种类、渊源与演变。可以说是对这一祭祀民俗与戏剧最深入详实的研究。 在研究扇鼓傩戏的同时，黄先生也关注山西省的其他祭祀活动和祭祀戏剧。山西的祭祀戏剧最早为学术界注意的是锣鼓杂戏，他撰写了《锣鼓杂戏的历史发展与生存状态》文章，于2004年在中山大学举办的「中国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山西另外两种祭祀戏剧──雁北的赛戏和上党地区的队戏，黄先生写成《谈队戏》一文，作为「中国的祭仪、音乐与戏剧及其社会环境学术研讨会」论文，于1998年在臺湾《民俗曲艺》第115辑发表。这一时期，他还对晋南地区的葬丧习俗作了深入?#123;查，撰写了《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的丧仪》一文，于臺湾《民俗曲艺》第86辑上发表。 在单个祭祀戏剧考察之后，黄先生开始对山西祭祀戏剧作综合研究，先后撰写了《傩戏的界定与山西傩戏辨析》（发表于《民族艺术》1992年第2期）、《山西宗教祭祀戏剧的历史、类型和特点》（上海「中日戏剧比较研讨会」论文，1997年，后收入《戏曲文物研究散论》）、《古代宗教祭祀戏剧》（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1期）。这些文章对山西祭祀戏剧的深入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997年，河北省武安市传来消息，该市固义村发现大型傩戏「捉黄鬼」。其实该村的傩祭和傩戏早已有之，建国以前每年元宵节期间都有祭祀和演出，建国以后稍稍减少，演出时也不声张，所以国内学术界不为所知而已。河北省邯郸市群众文化馆杜学德同志深入当地?#123;查，获取了讯息，给《中华戏曲》寄来一篇谈演出中「掌竹」的文章，黄先生看后认为这种演出仍古之傩戏，建议他从此角度进一步考察。不久，杜学德来信邀请黄先生和戏曲文物研究所同仁，于次年元宵节到武安考察「捉黄鬼」演出。演出规模之巨大，人物之众多，形态之特殊，为世所罕见。考察后黄先生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掌竹·前行·竹竿子·竹崇拜——河北武安固义赛祭‘掌竹’考述》，作为「1998年亚洲民间戏剧、民俗艺能观摩与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祭礼·傩俗与民间戏剧》一书。另一篇是《傩戏：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宗教祭祀戏剧——记河北武安大型傩戏〈捉黄鬼〉的演出》，发表于臺湾《大雅》杂志1999年第5期。自此，黄先生把祭祀戏剧的探究从山西扩展到全国。 黄先生首先将山西省与其他省的祭祀戏剧作比较研究。具体地说，是将河北武安的傩戏（包括赛戏和脸戏）与山西上党地区的队戏作对比研究，写成《晋冀宗教祭祀戏剧的类同性》一文，从所依附的宗教祭祀活动的性质、仪程、参与赛祭的特殊角色，到祭祀戏剧的演出形态、剧码内容对二者进行了比较，指出其类同之处，并从晋冀二地的历史与地缘关系进一步探索类同性的根源。文章刊发于《戏剧》2001年第3期。其次，探讨各地祭祀戏剧演出形态的共同特点。这方面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从叙述体向代言体过渡的几种形态》，戏剧的发生发展，如何从叙述体衍变为代言体，为学术界未能解决的难题，黄先生以实例说明了在宗教祭祀戏剧演出中发现的几种过渡形态，并探讨了它们的历史渊源，揭示了祭祀戏剧表演从叙事到代言的变化，文章发表于《艺术百家》1999年第4期。另一篇是《祭祀戏剧演出的流动性》，指出各地祭祀戏剧和目连戏的表演，除在固定场所外，有时还有非固定的流动性的演出，点明祭祀戏剧演出的特殊性。再次，从傩戏的研究扩展到目连戏的探索。1996年，黄先生撰写了《试论「花目连」》，系统论说了目连戏中主体故事之外其他故事情节的渊源和表演特点，以及这类「花目连」嵌入对主体故事的影响。文章在福建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翻译为日文，刊登于日本勉诚社《日中文化研究》第9号。 当然，黄先生在主攻戏曲文物和祭祀戏剧的时候，也未能忘情于戏曲文本的研究。1993年，黄先生计画对古代大型戏曲集刊《六十种曲》进行整理研究，编着《六十种曲评注》，约请了国内6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对《六十种曲》所收诸剧重新标点、注释、点评，并对该剧本事予以考述和对作家作品作全面研究。工程极为浩大，诸同仁齐心协力，为时8年，终告完成，于200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1394万字，25分册，洋洋大观。黄先生除任主编外，还独着其中的《还魂记评注》（40万字），又与谭源材合着其中的《幽闺记评注》（共20万字，黄先生撰写10万字）。此书于2002年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这是国内出版界的最高奖，于此也可见此书的价值。2005年，黄先生还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牡丹亭》评注本（28万字），该书受到读者欢迎，2006年再版两次。 此外，黄先生还被邀请参加法兰西远东学院?#123;克利教授主持的中法合作专案《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研究，编着了《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合着），此书收录了洪洞、介休二地的水利碑刻，既有碑文原拓，又作文字整理、注释，共计32万字，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国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臺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着文评介，予以肯定，日本宇都宫大学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内山雅生博士阅后专程来华拜访，表示合作意向。 以上是黄竹三先生的治学历程，他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能坚韧不拔，奋斗不息，黄先生从没有因环境的改变而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他厚积薄发，硕果累累。黄先生的研究「力求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发人之所未发’，不断提出一己之创见」[⑤] ，他的多篇论文都是针对戏曲史中的一些难题，并以翔实可证的文物、文献资料来解决问题，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国内外同行所瞩目。黄先生开创了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为国内第一家戏曲文物的研究机构；他创办了《中华戏曲》，为戏曲文物研究提供学术阵地，此杂志影响远及海外；他在戏曲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戏曲文物研究这一学科的奠基者、开拓者。 作者：霍建瑜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 [①] 黄竹三《元杂剧故事新编•序》，第2－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序》，第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③] 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序》，第2-3页。 [④] 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序》，第4页。 [⑤] 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序》，第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