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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 鲍威克 文 郭子林 译 1870年12月21日，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出生在宾西法尼亚州米德维尔(Meadville)村。他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成功地度过了职业生涯的较早期阶段。他在16岁那年就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毕业了。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在巴黎和柏林学习，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并在20岁以前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师了。1890年，他去了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从1892年到1902年他在那里是欧洲历史学教授。他与哈佛大学的关系始于1900年，并于1902年去那里担任教授职务。仅仅31岁时，他就成为著名的学者、教师和研究所的管理者了。他已经是七人委员会的一员，七人委员会是由美国历史协会任命的，其任务是报告学校里的历史研究问题。 他与威廉·赫尔(William I. Hull)一起写作了《宾西法尼亚高等教育史》(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ennsylvania)。 作为朗格卢瓦(Ch. -V. Langlois)的学生，他已经在巴黎开始他的中世纪思想和制度史研究， 并对梵蒂冈档案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从他的教师生涯伊始，他就把教学作为自己的职业，并把自己作为学者的工作与指导学生和促进历史研究尽可能密切地联系起来。对于他来说，特殊的是，(除了一篇完全不同研究领域的早期文章)， 他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梵蒂冈档案的文章。 当他去哈佛时，他准备毫不犹豫、毫不间断地用三十年时间从事他的工作。 在哈佛，哈斯金斯连续担任了各种教授职务[最后一个是亨利·查尔斯·李(Henry Charles Lea)的中世纪史学教授]，之后他因疾病而不得不在1931年退职，并变成了荣誉教授。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在他作为研究生导师和担任文理研究生学院教务长期间(1908年到1924年)完成的。没有任何历史学教师曾经拥有如此多的学生，他们后来都作为学者而获得了声誉，而且他们都如此清晰地表现出了老师的深刻影响。《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学生们在庆祝他从教四十周年时提交的中世纪史论文集》(Anniversary Essays in Mediaeval History by Students of Charles Homer Haskins, presented on the completion of forty years of teaching，波士顿和纽约，1929年)包含80个男女学生提交的论文，他们当中的几位因他们自己的著作而在整个历史学界久负盛名。这些可能是他最大、最持久的纪念物，因为通过他们，哈斯金斯拓展了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了美国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 然而，对先进学生的指导仅仅是哈斯金斯给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生活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根源。他是美国历史协会或者大学历史教师联合会的领袖人物。从1901年到1907年，他负责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会议事项报告；1922年，他是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把"欧洲历史学和美国学术成就"选作就职演讲的内容。他帮助创建了美国学会理事会，后者在帮助学者继续他们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从1920年到1926年他是它的主席。他也关心美国中世纪学会的创建，而从1926年到1927年他是它的主席。在哈佛的整个积极生活中，他准备谈论或写作与历史学研究和教学以及历史著作的构架有关的问题。 因为他从来就不是那些著名的教育界人物当中为了谈话而谈话的人们中的一员，所以他的话分量很重。它们是协调经验的严格表述，决不是模糊的或感情用事的或者有抱负的。哈斯金斯把它们看作自己生活事务的一部分。而且他一直是哈佛的伟人。就像他自己的一部著作一样，他在那里的地位被逐渐的但不间断的努力加强了，而且直到他去世其地位都像磐石一样牢固。他拒绝返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校长。他不会离开哈佛，并被看作哈佛未来的校长。然后，他去世了，享年大约60岁。是否是过度紧张的工作把他打垮了，我们不得而知，他似乎如此坦然而平静地处理他的工作压力。他在巴黎和平谈判时期作为威尔逊总统的一个官员代理而从事的忧虑而需负责的工作肯定对他产生了影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是一个病弱者。1937年5月14日，他死于突发的支气管肺炎。 哈斯金斯的历史著作没有什么发展时期之说。他从未坐下来写一篇专题论文。他写作学术文章和特殊系列的演讲稿，这些东西后来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或再版。他的两个主要主题--中世纪科学史和诺曼人制度发展史(科学和制度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被放在一起研究，尽管在1915年之前他更集中于诺曼史的研究，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他论述这两个主题的论文同时出现在各种期刊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对诺曼人历史的研究中断了，而且我们拥有一批他在1920年到1931年之间写成的论文，这些特殊的技术性论文论述了学术传播史，后来论述了公式性的著作。 这段时间内，这样一些著作出现或再现了，它们是《诺曼人的制度》(Norman Institutions，1918年)、《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1924年，第2版1927年)和《中世纪文化研究》(Studies in Mediaeval Culture，1929年)。两部更流行的著作--关于《大学的兴起》(The Rise of Universities，1923年)和《12世纪的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1927年)的科尔弗(Colver)演讲稿--使他的一些研究结果引起了较大圈子的读者的注意。 这篇各种详细资料的本文有一个统一因素，后者说了很多哈斯金斯的单纯目的。一个控制能力不太严谨的人，或者他的判断力没有哈斯金斯的那样明智，那么他可能很容易把精力分散到渺小的目的上去；但哈斯金斯选择了一个主题；他不仅仅热心地探索这个或那个有趣的研究线索。他看到了大的重要事情、文化生活和行政生活的相互作用、最可能的影响中心或交流方式、最重要的发展，并把这些总是记在大脑中，他不带任何偏见或预想地求助于文本，并跟随证据的引导。他几乎没有什么惊人的发现，而且他很少沉浸于粗大的概括。例如，他的建议--即巴思(Bath)的阿戴拉尔德(Adelard)把算盘的用法介绍到了英国财政当中--和他的推测--即征服者从罗马地志标本中获得了末日审判书调查的思想，末日审判书在拜占庭或萨拉逊人(Saracen)的调节下而保存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了 --都仅仅是有趣的假设，他意识到了这点；他从不试图把一个复杂的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显然是一个建设者，而在他看来一个建筑物的基础必须是真实的、耐久的。他最伟大的著作《诺曼人的制度》(Norman Institutions)和《中世纪科学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是他对巴黎和南意大利诺曼人档案中可找到的手抄本的深入考察的结果，而且为了研究希腊和阿拉伯学术的传播和转移，他研究了整个欧洲的论文集。他没有语言困难，而且他那和蔼可亲和感人的性格使得他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为他敞开大门。在法国，他能够依赖于诸如利奥伯德·德利尔(Lèopold Delisle)、朗格卢瓦和查尔斯·波蒙特(Charles Bémont)的友谊。在西班牙，他使地方财政人员意识到他知道他的方法比他们自己做得更好。有一次，他在一个西班牙大教堂里查询手抄本目录。耽误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份档案被成功地提供出来，他立刻看出这不是他检索到的手抄本的目录，而仅仅是那些已经被转移给马德里的手抄本的目录，他已经看见过后者了。大教堂牧师会的一员那时居住在罗彻斯特(Rochester)，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暑假期间哈斯金斯对他的侵犯，哈斯金斯最近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一份罗彻斯特《圣经》选文集中发现了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一个修道士约瑟(Joseph)访问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的记录。哈斯金斯想查出一些证据，以证明约瑟曾把圣安德鲁(St. Andrew)的遗骸从君士坦丁堡带到了罗彻斯特。 没有任何线索是太无关紧要从而可以被忽视的，而且很少有人象哈斯金斯这样迅速地注意到线索。因此，一篇论文在他耐心有序的方法下诞生了，在这篇文章中，新材料被严谨地放在丰富的知识背景中。这些论文中的一些是经典的，其他的是简短而技术性的稿件；但是它们当中几乎没有普通的或者与他的主要目的无关的论文。惟一不太重要的是关于"博格勒的罗伯特(Robert le Bougre)和法国北部宗教法庭的起源"的优秀文章。这篇文章在1902年第一次出版，这发生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而且无疑是受到了他在巴黎学习期间启蒙学习内容的启发。 哈斯金斯更为流行的著作揭示了使他特殊化的论文闻名遐迩的特质。它们从他其他的著作中脱颖而出，而且它们在形式和避免修辞策略方面是一样坚定不移的。哈斯金斯宁愿做自己的"推广者"。他知道他的主题有意义，并相信其他人会分享他的知识。而且，在一般的演讲稿和论文中，他能够采用较宽泛的观点，并吸引人们对其他著作的注意。但方法是相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那篇关于中世纪思想传播的论文，1924年12月在里士满(Richmond)举行的美国历史协会会议期间，我有幸聆听了他的这篇文章。 当我聆听时，建设者的微笑进入了我的大脑。每一句话都像一块砍劈成的石头被一个技术娴熟的石工放在了它的正确地方，没有外在装饰音的帮助。任何人性和夸张的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随着演讲的继续，我发现自己正在希望做一些恶作剧式的触摸或者某种不太危险的事情，但也知道我的希望是徒劳的。并不是说哈斯金斯是一个威严的人或者不羡慕其他人粗大的构建性著作。在这同一个演讲中，他慷慨地赞颂了贝德尔(Monsieur Bédier)和波特(Kingsley Porter)教授。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尽管正在积极地探索，但并未引导他进入他们那种类型的冒险活动。 我已经进行的比较可能会给人一种厚重的印象；但一个比例和谐的、被诚实地建造的建筑物在外观上是厚实的而非厚重的。它谈论了目的和成就；它严肃的语境揭示了不可预料的光明与黑暗。它激起情趣并吸引注意力，既不是单调的也不是乏味的。对于我来说，哈斯金斯的著作似乎总是这样的。 1919年的和平谈判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扰乱了哈斯金斯的学生生涯。1917年12月，他写了他的著作《诺曼人的制度》的前言。 然后，他被召去参加战争工作，并被威尔逊总统选出来作为瓜分西欧的美国代表团的首领伴随他一起去往巴黎。他作为比利时和丹麦事件委员会的成员和处理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问题的委员会的成员行事。然而，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德国的萨尔区问题进行调停；这是塔尔迪厄(Monsieur Tardieu)(后来莫雷[James Headlam-Morley]爵士)和哈斯金斯的共同工作。哈斯金斯全身心地把自己的思想和能量给予他的职责，然而我怀疑他们是否像看上去的那样与他志趣相投。我记得一天下午他休假时感到很轻松；我们走在一起，谈论历史，最后访问了吕普林西蒙修尔(Rue Monsieur le Prince)的查尔斯·波蒙特。返回美国以后，他与罗伯特·哈瓦德·洛德(Robert Howard Lord)教授联合作了演讲，后者曾领导了处理东欧事务的美国代表团，两位学者在演讲中尽力向波士顿听众和较广泛的美国公众解释和平协议的意义和可靠性。标题为《和平会谈的一些问题》(Some Problem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的系列演讲稿在1920年出版。哈斯金斯写了前四篇演讲稿，内容是关于比利时和丹麦、阿尔萨斯-洛林、莱茵河和萨尔区等和谈的任务和方法。他毫不怀疑他所关心的调停的公正性，也不怀疑试图达成的协议的一般性；但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成功依赖于美国对和平的认可。持续协调的速度是关键。国际联盟是一次试验，它的顺利运作大部分是以委员会的活动为依据的，一些理想主义者认为这些委员会的活动与国际联盟的目的背道而驰。 哈斯金斯的学术和政治劳动都为他带来了大量的声誉。他被选为荣誉勋位团的干事、比利时王国命令的主管、语言文学登记委员会的成员和英国学术委员会的通讯员，并获得了很多荣誉学位。但是，他把同事和学生们对他的信任以及与全世界其他学者的友谊看得最重。作为一位学者，他与李和格罗斯(Gross)平起平坐；作为一位老师和事务繁忙的人，他树立了一个范例。他在给予规则的价值更必要的意义和指导美国历史学研究方面所做的比近些年任何人都多。 哈斯金斯是一位体形优美的人，他那粗大的头颅被安置在宽阔的肩膀上，显得有些底。他有一张端正的面孔。他用一种拘谨的口吻和简短明快的语句自由地谈论。他聆听时就像谈话时那样怡然自得，但与他的交流却倾向于采取问答的形式，是观点的交流而非迅速的给与取。我听说有人把他描绘为野心勃勃的人。如果这意味着他为了它们本身的利益而努力奋斗以争得威望和权力，那么这种判断是不切题的；如果它意味着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并准备肩负起责任，那么这是事实。他不喜欢做作的和思维模糊的人，正如他不喜欢需要技巧的和潦草的著作一样，但是他的批评一般靠推论而非确定的语句来表达。他从不沉迷于历史争论，而是在给出证据以后让他的观点表明立场。他欢迎优秀著作，但从不吹毛求疵。从他写作的任何作品中演绎他对政治或精神问题的个人观点，是很难做到的。或许他在毫不吝惜地表扬亨利·查尔斯·李(Henry Charles Lea)时最为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李的历史观是"用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不仅会使我们更加容忍过时的伦理标准，还会使'我们对目前感到更加厌倦，却对未来更加满怀希望'"。 哈斯金斯对年轻人是很宽宏大量的，有一种稍微古怪的方式，充满了慈爱。他使人们喜欢自己。我有理由提起当一位他从未听说过的年轻人进入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时，他怎样让查尔斯·格罗斯(Charles Gross)用英语对其进行询问，并作为学友欢迎初学者，还使他成为自己一生的朋友。 到他的身体开始欠佳为止，哈斯金斯一直有一个充实、紧张而幸福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回忆一定可以帮助他保持勇往直前的状态。他已经为之工作的精神在《诺曼人的制度》一书的前言中反映出来了，我感觉他已经在这本著作中找到了最大的乐趣：他已经结识了很多诺曼历史研究领域的工作者，而且已经在地球上一些令人愉悦的地方享受了几个调研暑期。而当著作完成时，它所招致的回忆，与他在奥恩河(Orne)或维尔(Vire)或某个大教堂城市的花园里漫漫长夜中对地方档案进行研究、并很少有机会与尚蒂伊(Chantilly)的利奥波德·德利尔呆在一起的安静日子的记忆相比，并不是如此乏味的档案查索或者令人厌倦的奎斯塔(Quest-Etat)之旅，现在这些记忆正走在诺曼历史学家们和校长的路上，他为后者花费了很多劳力和学识。(Repuiescant a laboribus suis, opera enim illorum sequuntur illos.) 他最后那些年的一个朋友和同事兰德(E. K. Rand)教授写道： 这种伟大职业令人痛惜的终止被哈斯金斯用一种毅力掌控住了，事实上他用这种毅力掌控了每一件事情。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最后几个月，他那些被允许简短会晤的朋友在这个身体的牢笼中看到了钢铁般的毅力、敏锐的思想、愉悦的心情、对往日友谊的忠诚。他经常见到的那些人、他钟爱的妻子和孩子们、他信任的护士，从未从他的口中听到过不满的声音和疼痛的喊声。他是查尔斯·哈斯金斯的胜利，而非他的失败，并且是给予我们时代的最好遗产。因为在学者和民族世界中甚至比他的著作更为高贵的是一个经历了欢乐与痛苦的高贵灵魂的塑造。(Requiescas in pace, anima candida) 文末注释 我要感谢乔治·哈斯金斯(George Haskins)先生，他为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感谢乔治·W·罗宾逊(George W. Robinson)先生，他为我提供了直到1929年哈斯金斯作品的书目提要，后者在《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学生们在庆祝他从教四十周年时提交的中世纪史论文集》中出版。在后来的年份里(1920-1930年)，哈斯金斯转向文学讲稿(artes dictandi)("The earlier artes dictandi in Italy", 1929年作为《中世纪文化研究》的一章[第170-192页]而被出版)和有关宗教礼节的书。除了这些论文即"Two Roman Formularies in Philadelphia', in the Mescellanea Fr. Ehrle (1924), iv. 275-286和 "An early Bolognese formulary", in the Mélanges d'histoire offerts à Henri Pirenne (1926), pp. 201-210，他还为Mélanges Paul Fournier(1929)，pp.359-362写了一篇评论 "Formulary of the officialité of Rouen"，为Speculum, v (1930)，411-420写了一篇评论 "Orleanese formularies in a manuscript at Tarragona"。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