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于1979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日尚称学院）。师资不足，学院想了不少路子挖掘各路人才，省教育厅从刚甄别平反的“右派”中，选了专家型的人才充实进学院，张元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先生，人们总会记起那首著名的题为《是时候了》的诗歌。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1957年5月19日是难忘的。这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学生们用大字报来鸣放。短短的三天内，大字报骤然增加到数百张之多。于是，学生们称之为‘五·一九’运动”（叶永烈《反右派始末》158页）。
    这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即是中文系的学生沈泽宜和张元勋的诗歌《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泻到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光照耀/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离/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二）是时候了/向着我们的今天/我发言/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歌唱和风和花瓣/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为什么……/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有人说，这是1957年北大民主运动的发端，也是反右运动“引蛇出洞”引出的第一条蛇。 
    北大向来是中国政治神经最敏感的所在。1957年6月份开始的反右运动，作为全国的“右派中心”之一的北大，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竟达五百多人，其中就包括沈泽宜和张元勋。 
    先生是青岛人，以当年高考山东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大，是游国恩先生的得意门生。却在差半年毕业的时候被打成右派，至1980年方彻底平反，刑期长达23年。任教后，成为教授、硕士生导师，1995年退休。
     先生的同学林昭看到这首诗后，那颗年轻纯真的心沸腾了，并写下了支持《是时候了!》的话。此后，她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这场全民运动中去。
     很快，林昭被打成右派。
     1968年4月29日，被长期关押后，最终，“大逆不道”的林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杀，时年不足36岁。一个爱自由的奇女子最终却失去了自由。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2004年4月22日，林昭的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文革”后为林昭平反，先生以未婚夫的名义出席了林昭的追悼会。先生与林昭的英名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先生给我们授课不久，林昭的妹妹从上海来到曲阜，先生悉心陪同。
    先生曾撰写长篇回忆录《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血泪交织，充满了反叛、自省和拷问，颇得鲁迅之风。 
                              二 
    先生的身高中等偏上，面皮白净，戴眼镜，器宇轩昂，目不斜觑，脖颈挺拔，腰板挺拔，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热烈奔放，又不失儒雅潇洒，丝毫看不出漫长的牢狱之苦烙下的痕迹，略无半点萎顿之气。对先生的高视阔步，当时以为可能是刚刚平反昭雪得以扬眉吐气之故，后来才发现这是先生一贯的风格，不论处境顺逆。
    出狱后，先生曾经别上红光闪烁的校徽，到服刑监狱内外走了一圈。     
    刚从“文革”出来，新三届的学生对知识如饥似渴，恨不得将失去的光阴一下子补回来，对老师也就格外挑剔，77级老大哥就曾以起哄方式让留校任教的工农兵学员走下讲坛。
    据称，求职时，学校为检验其学术水平，让先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讲授屈原《离骚》，远离校园和文化二十几年的先生脱口背诵出《离骚》原文和注解，赢得满堂彩。
    先生最早的一批弟子就是中文系79级。
    先生上来就给我们讲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开头的这四句，先生整整讲了一上午，系里只得让别的老师调了课。
    先是教室后面站满了人，后来是窗外，走廊里、门口都挤满了听众。有中文系其他年级的，也有外文系，艺术系的，甚至于理科的同学也来听，盛况空前！
    先生的粉笔字龙飞凤舞，却不难辨识，自黑板左上角开始，以古诗文注释的标准格式，将宽大的黑板写得满满当当。众弟子边听边疾速记录，生怕漏掉一音一字一词，黑板上再没空白了，也不舍得将板书擦掉。擦拭时，手臂振幅也大，劲道十足，他的诗人气质，他的抑扬顿措，他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无不让人心折。讲到屈原的遭遇，又联系到自己的磨难，动情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台上台下，唏嘘一片。
    坐牢二十余载，学问却是没有半点撂下。据称，先生在牢里也一直没放下过《楚辞》。
    院刊《文史哲》楚辞部分的论文来稿，由先生负责审阅定夺。一次，一楚辞研究大家投来论文，先生用文言致退稿函，洋洋洒洒，大家敬服。 
                                                             三 
    先生出语不俗，言论常“骇人听闻”，以至于有领导嘱咐学生不得随意请他做报告。有时在课堂上讲得兴起，先生似乎全无遮拦，待突然察觉话题游走之远，或实在不便公开来谈，却也紧急刹车，让欲知下文的弟子课后到其宿舍继续收视现场直播。自谓好“大放厥词”，且说这一成语本义非贬。先生心胸宽广，直抒胸臆，不愿郁积些许块垒，其实，都经得住检验和推敲。
    乐于激励后学，绝对的热心与负责。校园雕像“犁牛之子”语出其手，寄语众人学有所成；图书馆牌坊的“就道”亦是出于先生创意，寄语学子“所谓就有道而正也”。 
    一次，邀我们至其家中，别的顾不上，只让看他满满当当、分门别类的学术卡片，
    自西三联教室东去，最东端政治系教室的东山墙，有一大面黑板，是归院团组织出版与管理的。一次，我的一首题为《理想之歌》的朗诵长诗有幸发表其上。一日，先生路经此处，阅后问是谁写的，且说写得很是不错。当时大受鼓舞。
    毕业之后，教学之余仍喜欢涂抹点什么，并给先生寄过几次习作。每次，先生都是悉心修改，且附之以评点，每次都有数页信笺，一次还将稿件转给了北大著名评论家谢冕先生。两位先生是北大当日同窗。想想拙作竟让这样两位大家过目，便生出强烈的自豪和动力。先生当日来函我都一一留存，可惜后来调动搬家时散佚了，惜哉。 
    1993年12月12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之际，我写了一首题为《读毛泽东书法》的长诗，后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中国窗口》及《当代诗人》、《当代文学》丛刊承办的首届“艾青杯”全国当代文学艺术作品大奖赛。大赛活动从1993年7月1日持续到1994年1月1日，共收到海内外各类文艺作品两万余件，李瑛为评委会主任，张志民、牛汉、张炯、屠岸、峭岩任评委，最终，《读毛泽东书法》获二等奖。一、二等奖共9人，其中有著名作家、曾任《诗刊》编委的赵恺，有散文诗大家谢明洲，还有后来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走出来的小叶秀子，这令我非常激动，权当是对两位先生交了一份还算合格的作业吧。翌年3月3日，颁奖大会在首都举行。令我惊喜的是,谢冕先生也应邀出席颁奖仪式。活动间隙，我得以近距离接近谢冕先生，谢冕先生当即让我转达他对老同学张元勋先生的热切问候，得知我获得二等奖，大感欣慰，并一再勉励，其情殷殷。
    先生口才本来就了得，加上学问通了，谈什么话题都有万语千言埋伏在胸。母校论坛里有校友记下这样一件事：有人于傍晚前去拜访，先生天南海北，从为人处世，到社会百相，无所不谈，来者只能作旁听状。从十点起，来者开始告辞，他总说再听五分钟，结果又讲了近一小时，如是者五次。来者临走时，他还领着参观他的寓所。走出来一看表，十二点半。 
    先生嫉恶如仇，对弟子时有告诫。临近毕业，一次，谈及立足社会如何面对不平的人和事，先生叮嘱说，做一个正直的人，一次二次遭受不公待遇，应当视之为很正常，不妨置之不理，但如果这种情形第三次依然出现，就必须愤然拍案而起了，再不能姑息避让，否则将被视为软弱与怯懦，也是对正义和良知不负责任。 
    四 
    入校没几天就急于去“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却苦于找不到高人讲解。先生得知，慨然承诺翌日兼职导游。感动之余，同学们私下里也嘀咕，先生学养固然深厚，但来曲阜也没几天呀，能行？
    翌日早餐后，先生早早地来了，满脸的热情与笑意。一个年级的弟子簇拥着先生，始发点是孔庙的棂星门。先生上衣的一个口袋鼓鼓地装满了粉笔。一路上，先生激情洋溢，眉飞色舞，大凡相关的典章制度、诗词文赋、世情民俗、谣谚俚语、故事传说，无不信手拈来。这里比课堂平台大得多了，讲至星宿运转轨道与留痕，先生随手抄起路边的一把大扫帚演示，旋舞得呼呼生风。除了讲解，肢体语言也更加丰富，粉笔可以尽情涂抹，似乎可以大书特书的无穷无尽……学问做到这份上，原来一切都是通了。
    很快，我们成了听众的一部分，竟时时难以挤占有利听讲位置了——到后来，几乎所有的游客都被引了过来，导游都听得呆了。人越聚越多，竟至浩浩荡荡，就这样一路徒步行至孔林。大半天里，无一人掉队，无一人叫累，见者无不称奇，与率团七十二贤弟子出游非惟形似更是神似，只是，出游的行色更为壮观。
    对诗词文赋等等的熟悉尚属不出意料，对“三孔”的轶闻趣事包括谣谚俗语等竟也张口成诵，就不能不让人吃惊了。问之何时记得这些，答曰是昨晚集中突击的成果。 
                         五     2003年，辅导员发起毕业20周年聚会倡议，10月，大多数同学赶至母校。临到老师们讲话时，第一个讲话的是孟蒙老师，先生很动情，紧接着发言。
     先生于2001年患了食道癌，食管切除了一截，众弟子很是揪心。当时，先生出院不久，满头白发，瘦削，拄着一根拐棍，却是精神矍铄，依然充满激情。谈及自己的病情，不改乐观坚韧，并举了一位贪官身患癌症之后很快死掉了的消息，由此生发感慨，说这位贪官其实是被病魔吓死的，有此心态的人，如何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人只有坦坦荡荡，才会将生死置之度外，并说自己的生命日程估计还长着呢。 
    仍是乐观，但看先生的样子，还是让人心酸，此日一别，不知何时能够再见一面。听有人说，先生来日或已无多，甚至至多还能活一年半。不禁黯然。但我想，历经多少风霜雨雪和坎坷磨难的先生，有此泰然心态和从不愧怍于天地的境界，相信能够闯过一般患者过不去的沟坎，先生遭受的磨难够多的了，上天有知，当多假以年。
     此后就更留意先生的消息。听供职于省委宣传部的同学顾彤春说，先生一度在济南住院，顾彤春本人和供职于省委党校的同学王敏还去医院探视过。
     所幸，现在仍时时听到先生的消息——居于曲阜家中，抱衰残之躯却仍笔耕不辍，听来近乎奇迹。每天吃药，病情控制得还可以。不过，2007年又摔伤了腿，基本都是躺在床上。“不良于行啊。”说起这个，先生如此调侃，可见精神上还是放松的。
    非常有趣，也令许多人很难想到的是，先生还曾做过曲园服务楼红雨商店的老板。有一次，钱理群到南大演讲，提到“一九五七年学”的概念，有人提问张元勋当年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入狱，现在却经商赚钱，是否有违知识分子的良心。钱理群说，我们没有必要对那一代人太过于苛求了。
     得做先生弟子，幸甚！
     祝愿先生健康快乐平安。                写于2010年6月14日（农历五月初二）端午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