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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已退休二年余的学长给我打电话，我很诧异，因为她退休之后就失去联系了。原来，她退休之后先是出国，回国后又忙于事务。没有想到，她竟然打来电话，目的只有一个，询问他的事情。其实，对于他的深入了解，我还是读了他的导师的一篇纪念性文章，据说，这位导师学问精深却不善于随笔散文，但那篇文字着实催人泪下，情之所至吧。然而，我对他确实没有什么了解。巧的是，今年暑期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漫漫旅途中，与一学界师友竟然聊到了他，又了解到他的生活点滴。原来，我们在三年前是有一面之交的，是国内某次学术会议，由于会议规模很大，我们并不在一个组，虽然同在一张合影里，也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今天偶然读到这篇文章，其文其人,耳熟能详,内心一颤，收在这里，聊作纪念。愿生者坚强，逝者安息。 ---------------- 我没见过牟复礼（F. W. Mote）先生，也永远没机会见了——牟公已经过身一年多了。我对牟公的印象，全部是在过去一些年里面拼凑出来的。 知道他的名字是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在读地理系，很迷地理学理论，尤其欣赏将理论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的研究。可惜都是自己在迷，眼界太窄，根本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也不知道怎样去拓展自己的视野，更不懂反思“理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说起来，我曾经是个盲目的科学主义者。那时候我对国外的研究很好奇，又找不到直接了解海外学术主流的方法，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对他们有一种近乎好奇的神秘感。于是，我只好起劲地去拾被国内学者嚼过一遍的牙慧。事实上，以地理学界的情况而言，能略微跟上的，也仅仅是国外至少二十年以前的学术主流了。我就是从大学课堂上听说了施坚雅（G. W. Skinner）这位人类学家。当时我甚至对“人类学”这个词都没什么概念，所以就以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并且是使用地理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这让我很高兴，找来了他的所有著作读。当时他主编的那部著名的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还没有中文全译本，我还去图书馆翻出了英文本读，幸好2000年这部出版于1977年的大书出了全译本，我第一时间就购入一册。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就是在这本书中，我发现了牟公的名字。印象很深刻，因为“牟复礼”这三个字太雅了，根本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恬列于牟公的再传弟子之列。事实上，牟公的学问跟施坚雅的取径完全不同，施坚雅的那本书出名，完全是因为他本人那一套解释方法，从那本书里根本了解到牟公的特色。好在后来我发现自己跟70年代的学术主流实在是死胡同，本能地离开了探索理论的路线，才能跟牟公发生更多的联系。 我到中文大学之初，处于另外一种迷茫状态。那时已然放弃了对科学主义的迷恋，却没有建立起另外一种认识世界的看法，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怎么走。好在我虽然迷茫，却认定了以前的路不能重走，坚持拒绝了一位跟地理系风格很近的教授，投到了现在朱先生的门下。朱先生看完我关于北京的硕士论文，跟我提起牟先生是他的导师，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城市的论文，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我这才知道自己无意中跟牟公有了一些联系。 开始学习明史，第一件事就是读牟公与杜希德先生（D. C. Twitchett）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明代卷》（第七、第八卷）。其实这一卷主要的编者是牟公，杜公的主要方向在唐代。从这里我才了解到西方学者在一个领域的主流研究成功，并且略微体会到牟公的学术风格。当然，这部大书出于众手，牟公给大家的空间都很自由，所以并不能完全代表他本人的学问。后来我得知，他在退休之后独立写作了一部教科书—— Imperial China:900-1800，这才是他对自己一生学问的部分总结。我的手边现在正放着一册刚刚从amazon寄来的Imperial China，一千多页的大书，牟公的最后一部著作，让我有些怀念这位未曾谋面的老人。据说，最初在策划这部书的时候，是由三位西方泰斗级学者合写一部中国通史，目的是为英文学生提供一部最详实的教科书和基本参考书。负责前面的就是杜希德先生，牟公本来只是写元明。可是其他二位先生一直都顾不上完成，牟公的书稿就只好单独出版了，可是独立出版必须有个能讲出来意义的主题，于是牟公就扩大了原来的题目，增加了前后的内容，改为从五代至清中期这个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近世史的范畴。今年初，杜公也过身了，看来我们想看到一部完整的西方中国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再也不可能了。 牟公去世的时候，朱先生很伤心，他不只一次向我提起：牟公是最尊重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这一点，朱先生都写在了悼念牟公的文章中。（发表在去年台湾的《当代》杂志上）往复上也有云中君对牟公的悼念文章，大体也与朱先生的印象一致。这些当然不是我能谈及的事情，毕竟，我是永远不可能见到牟公了。但是，学脉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让我觉得，牟公赐予了我很多东西。 前一段时间，买到了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先生是牟公的老师，牟公在70年代末翻译出版了这部书的上半部分，成为西方汉学界翻译中文研究著作的典范。看了这部书，我才明白牟公翻译它所需要的学养和恒心。萧先生这部书，从先秦讲到民国，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引用达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并且将引文和自己的行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使是中文，没有对经典文献深刻理解的人恐怕都只能“不求甚解”了，遑论英文翻译的时候还要精准地解释每一个词的含义。萧先生的著作带给我的不仅是知识，更加深刻打动我的是他的研究方法。他没有落入对中国哲学史内在理路的分析，而是将众多思想家的言论放入他们身处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政治史解读。这种方法是我在这几年学到的最核心的治学途径。朱先生的论著可以说完全契合到萧先生的研究旨趣，这些虽或出于每个人对学问的感悟，但师长的影响恐怕无法剔除。牟公正是这种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环。他的研究中对历史文本的理解和对历史背景的注重，正体现了这一点。 我有时候想，学者的风格和自己的性格是有极大关系的。常常是因为你本身是这种人，才形成了这种学风，这不是能强拗出来的。如果一个人天性不喜某种学风，恐怕是勉强不来的，他会寻找另外一种风格的道路。这总让我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百年以来将萧先生、牟公、朱先生和我的生命联系起来，虽然我这个末学很可能没有能力发扬他们学术成就的一二，却足以让我了解自己身上留传的学脉。 我不是一个敢于以继往开来自命的人，过去二十余年的生活经验，虽然算不上长，却也不能说短暂，让我时常怀疑未来可能的走向。如同分析历史的时候注重历史语境一样，面对现实的时候，谁又能不考虑自己身周的大环境和小环境呢？也许一个偶然的瞬间就会改变人的一生，我无法预测那一瞬间会不会出现，何时会出现，所以我不敢给自己一生的承诺。我只能顺其自然尽量做好当前的学术工作，至于将来能往何处去，我也无法强求了。但我会一辈子记住萧先生、牟公、朱先生，因为他们勾画出了我自何处来。 在amazon上订牟公的书是3月22日，记得最近几次出门都在书店找不到这本书，最后只能求诸网络了。买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若是有朝一日我去教书，起码有个可资参考的教本，当然也有怀念牟公的意思。amazon订单上说预期的递送时间是4月6日到21日，谁知道前天就到了，当时我不在，于是今天重送一次。我从中午就没敢出门，一直坐在房间里等，这就使这件事情严肃了起来。拿到书的时候，我首先翻开了明代大运河的一段，一口气读完。嘘了一口气，果真，牟公的论述虽然不具体，却完全与我现在形成的观点一致。看来我的论文做完，足证牟公的论述，让我很开心。 在等书的期间，就是上个礼拜，我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会议是朱先生组织的，我也是一个报告人。对这一点我还是很得意的，因为整个会议只从全世界请了三十位学者，而我有信心朱先生是不会因为我在此地读书而让我参会的。参加这样的会，当然还是很紧张的，劳累就更不必提了。同样，会议结束后带给我的思考也很多。倒不在于学术方面的收获，而是让我面对了一种朱先生曾经面对过的问题。我的报告大概是整个会议中最引人不快的一个了，这与我的演讲技巧有关，可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的题目以另外一个视角切入了某个当前显学的领域。该领域的学者们，不论观点有何异同，几乎全部对我的这种侵入感到不舒服。豁达些的会觉得我的研究是另外一个问题，跟他们没关系；小气些的第一时间就是用无关的东西来质疑我的研究。只是他们都回避了我的研究主体。当然，在会场上大家也都不会对我这样的小辈如何，可是事后，我明显感受到了几位教授的不屑。这让我很有一些压力。想到朱先生告诉我的二十余年前的一件事。朱先生一篇关于王阳明的研究，压在哈佛学报两年，编辑都不敢给他刊登。原因是他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视角解读了王阳明历史地位的确立，这让哥伦比亚学派搞中国思想史的一众学者感到非常尴尬。真是与今天我所面对的情况大同小异。另外一件类似的事情，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出来之后，在哲学史和思想史领域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争论焦点正是他的研究“颠覆了朱熹的哲学世界”。其实，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没有多少关系的问题。反倒让人忽视了余英时论述中的很多实质性问题，比如他的考证过程是否能站得住。 然而，余英时是公认的大家，功成名就，争论与否都不能影响他的任何东西。朱先生当年毕竟在美国学术界，争论还属平常，特别是，牟公非常欣赏他的研究，同时牟公提拔后学不遗余力。今天我要面对的是一些国内的学术政治机关，想想这问题可大可小，真不是我能预期的了。 不过这些都是末端，怀念牟公似不应该跑题到这里来。就此打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