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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先生（1902—1962）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任教。先生一生从事教学，桃李满天下。他学贯古今中外，在中国史、外国史，尤其世界古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写有许多重要著述。 关于雷海宗先生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和学术活动方面的业绩，学人多有论述，已辑入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下面就我知晓的一些有关情况，加以补记，进一步展现大师的风采。 据199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华校史丛书·清华人物志》第三册介绍他在1932年至1938年执教清华大学期间，讲授过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欧洲中古史、史学方法、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其中中国通史为一年级不分专业的必选课，其内容是讲述史前至最近民族政治社会经济变迁之大势，兼及宗教与思想之发展。 他讲课从不带讲稿，连提纲也不要，深入浅出，条理清晰，生动诱人，使众学子在欢快、渴求下获得了知识和启示。一位学生在《教授印象记》一文中写道：“他走进教室，于是他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功夫管这些。你看，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的撞，任你是笔记专家也有时会怪你的手欠灵。看过他的《殷周年代考》，又该知道他说话与作文，是一样的严密新颖，使你宁可张嘴听不愿提笔写。他不是讲到吕不韦书成后，悬千金求增减一字的故事吗？这士大夫高傲得太使人发笑了。” 据何炳棣回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历史系以陈寅恪先生为首的学者重考证，当时任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为了加强史学综合研究，聘请雷海宗先生来清华大学历史系工作。雷先生来清华大学以后，引进斯本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开展史学的综合研究。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三年工作总结中，特别提到雷先生的综合史观，较易引起学生共鸣。 雷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时，编著有讲义《中国通史选读》共七册四十三章七百六十九节，近九十万字，1934年由清华大学铅印出版。200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出版，在重印出版说明中，评价了这部讲义，指出：“每节起始，为雷海宗先生所撰简明评述，勾勒历史变迁之大势，其下则为史学元典的选录，编者有意引导读者从元典入手，于基本文献中领悟中国史学的内在解释系统。而全书之章节架构，又显出编者以世界史眼光治中国史的新意。或可说，本书是依据中国史学基本文献编辑而成的一部很有特色的通史。《中国通史选读》反映了雷先生对中国史研究的成果，这引起陈寅恪先生的重视，曾推荐雷先生主编三卷本英文版《中国通史》。 雷先生1938—1946年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仍担任多门课程的教学，据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编的《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雷先生开设有秦汉史、罗马帝国制度史、西洋文化史、西洋史学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外加中国通史，共七门，是十名教授中开课最多者，其次为刘崇鋐教授，共开五门。雷先生教学效果很好，学生多有赞誉。 雷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既教书，又育人，据校友马识途回忆，1944年5月3日由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主办了“五四”纪念会（实为中共地下党策划），出席晚会的教授有张奚若、闻一多、周炳林、吴晗和雷海宗，在会上他们的发言阐述了五四运动伟大的历史意义，会开得很成功。西南联大附近的文林街上有个文林教堂，教堂牧师是位名叫吉尔伯·贝克的英国人，他颇为风雅，西南联大迁来不久就结识了多名教授，其中雷海宗先生常来此讲演。 雷先生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的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史地教育委员会，雷先生同吴稚晖、张其昀、蒋廷黻、顾颉刚、钱穆、陈寅恪、傅斯年等聘为委员，此举反映了雷先生在文教界的威望。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雷先生在这年十月回到北平清华大学的清华园，讲授的主要课程有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史学方法、西洋史学名著选读、商周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其中西洋文化史和西洋近古史的讲授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西洋近古史这门课第一章照例是宗教改革，第一堂从中世纪基督教在欧洲的重大作用讲起，以“七礼”（或称“七圣事）为例，说明当时一个人从出生到死都离不了教会，婴儿一出生要受洗礼，长大成人结婚要由教士主持婚礼，临终前要行敷油礼。这么一讲，立刻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然后，他再讲教会的腐败，很自然地过渡到路得的宗教改革，使学生深为受益。他讲课几乎每堂课都有一些令人难忘的名言警句，在讲《堂·吉诃德》这部名著的划时代意义时，他说：“它使全欧洲在一阵大笑声中结束了骑士文学。” 在讲课的同时，他先后发表了《历史过去的释义》、《欧美民族主义的前途》、《理想与现实》、《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人心》、《如此世界，如此中国》、《论中国社会的特质》等专论文章既不乏创见，也反映出其时他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战争还不了解，甚而有所误解。尽管如此，在清华解放前夕，有人动员他“南飞“，并愿为他提供机票，他拒绝了。 令人难忘的是雷先生同学生迎接解放军的一桩故事，1948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解放了，全校师生为之欢呼。18日这一天，雷海宗先生和历史系的几位同学一起去玉泉山，同解放军官兵进行了欢快的交谈。据他的学生万邦儒说：那天雷先生和我们一起去玉泉山看望解放军，回学校时在西校门，看到校门口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上面写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布告 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同学，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此布告，俾众周知！ 此布 政治部主任 刘道生 中华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大家围着观看，有同学情不自禁地朗读着。雷海宗先生出于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物和史料的敏感，向大家说：“这是一件重要历史文物，应妥善保存。”万邦儒等人把这张布告小心翼翼地揭了下来，送到历史系保存。如今这份重要历史文物，仍存放在清华大学档案馆内。 新中国成立后，雷海宗参加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等运动，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意义。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感到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似乎恢复了青年时代的热情。他在《读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每读到毛主席分析实际问题与指示具体策略的文章，都有一个最强烈的感觉，就是问题分析的透彻与策略指示的正确，也就是说，这些分析与指示都是有预见性的。例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上世纪五十年代，雷先生在南开大学工作期间，他积极从事学术研究时，既搞阳春白雪，也重下里巴人，他注意科普工作，他先后在《历史教学》上发表有关世界史领域若干混乱概念的辩误。雷先生还对世界地理的若干概念进行了订误。 据雷海宗先生在《翻译中的小问题一束（二）》（载于1950年12月出版的《翻译通报》第一卷第六期）中指出：“英伦三岛“这个错误译名由来已久，在满清末年已经流行，当初也并不是译自British Isles，乃是由误解而来。当时的联合王国主要有三部分，就是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当时人又模模糊糊的知道‘联合王国’是一个岛国，所以就望文生义的认为三个‘兰’就是三个岛，塑造出这个奇特的名词。”后来人们虽然对联合王国的了解增多，知道它并非三岛。 多年以后商务印书馆资深译著编辑周颖如在她写的《译稿编辑生涯三十年》一书中，特别提到了雷先生这则订误，鉴于时下仍有人沿用“英伦三岛”这个误译，周颖如呼吁不要因约定成俗而继续误用。 我们在回顾雷先生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时，应注意到中国港台学者对雷先生及战国策派的学术成就的评论，有关评论见之于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的许冠三的《新史学三十年》一书的第十二章。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王尔敏著的《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一书，在前言中列有“战国策学派”专目，对战国策学派有言简意赅的评论，指出：“战国策学派之一群学者，所取定名为战国策颇具深意。一在表面看清世界大局，一在表明所当时代。这些学者在世界眼光上，在文化使命上，在学问造诣上，俱远远超过浅薄涛张、眼高手低的科学主义史学派。战国策学派之学者群，除沈从文一人外，俱是游学国外而对西方有深入了解。他们在这样艰危的国难时代，表现出对国家有信心，对西方文化有批评，对西方历史参考透熟，有全面、全程评估，对西方文学、哲学也有批评，所站是中国知识分子立场。鄙人多年治史所见，战国策学派成员是二十世纪的百年中人才精英，为最杰出学界领袖，抱负中国文化使命，以中国为主体。然而却在抗战之后面对国际主义潮流，一一被人诬为法西斯主义，而备遭难堪对待，下场可悲。” 台湾学者陈惠芬更写有长篇论文《文化形态史观与国史研究——论雷海宗的史学》（刊于1988年6月出版的《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十六期）。陈惠芬认为雷氏以文化形态史观从事国史研究，主要基于两点的因素，一是实用的，也就是受了近代以来民族文化危机的刺激，于是想借助文化形态史观的特殊历史解释的作用，了解中国现阶段所遭遇到的中西文化的冲突，适应问题的本质，进而为当时蓬勃的建国运动提供积极性的意见。一是学术的，也就是企图矫正实证主义影响下中国史学界重视史料的考证，不重视历史的解释，以及用单一因素解释历史的缺失。提倡以一种整体性比较综合的观点，来阐明中国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