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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1902年出生，1922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公费留美，入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修哲学，5年后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其后，历聘于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调到南开大学任教，直至1962年病逝。 雷海宗先生早年就享有学术盛誉，在他逝世50年后的今天，“其声如雷，其学似海，史学之宗”这巧妙嵌入了其姓名的12个字，仍在学界广泛传诵。值雷海宗先生诞辰110周年，其关门弟子、南开教授王敦书撰文深情回忆他的晚年岁月，一代史学宗师之风范如在眼前。本报节选刊登，以飨读者。——编者  父亲之交 师生之恩 我与雷师的关系，用几句话来概括，很不容易。考虑再三，是否可用：“父亲之交，师生之恩。受教恨短，勉承师学。凄凉送终，情同父子。” 雷师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我的父亲1923年清华毕业，他们是差一年的同学，彼此认识，但不很熟。此后不在一个城市，可能未再见面。1950年，我决定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清华历史系。父亲特告我，雷先生是著名的大史学家，嘱我考上清华后应好好向雷师请教学习。 1951年10月，我考入清华历史系，在系开学典礼大会上见到了雷先生。当时人很多，没有时间作自我介绍。从父亲的关系说，按过去的礼节，我应称雷师为“雷年伯”。但这时我只能随大流，称他雷先生，此后也一直如此。 雷师解放前作为“战国策派”的主要成员，曾遭到“左派”的批判，而且过去还是国民党员，所以解放后他曾受到管制（后撤销），并且不再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之职。1952年初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在全系范围内作了思想检查和自我批判，并接受大家的批评。作为学生，我参加了大会，听到了雷师和其他教师的检查。当时我才17岁，对这一切毫无所知，没有发言。据说，雷师是自我检查作得比较好的。我还有一个印象，1951年前后，雷师曾在北京某报纸上发表一篇谈自己思想改造的短文，说开始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与真正意义。第二学期，雷师给高年级同学讲授世界中古史，并不给一年级开课。我曾旁听过世界中古史课，很受教益，但没有坚持下去，以为日后还有的是机会上雷师的课。而且，我也没有去雷师家拜访过他。所以，在清华一年级期间，我始终没有与雷师单独专门谈过话。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当我知道北大、清华、燕京3校历史系合并和雷师将调往南开的消息后，确实为今后不能再听雷师的课感到遗憾，并后悔前一时期未能坚持听完雷师的课。 对于1952年调南开一事，雷师后来没有跟我谈过他的想法和心情，这里只能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和感觉。当时3校历史系合并为一个北京大学历史系，人满为患，势必要调走一些人。问题是：调走谁和调往何处？我觉得，从业务水平来说，雷师学贯古今中外，自应留在北大历史系。但从政治状况来说，他调离北大是很自然乃至必然的。南开是全国著名的大学，抗战时期与清华、北大合组成西南联大；且天津离北京很近，是全国第三大的直辖市，所以，能调往南开就算是不错的了。雷师有自知之明，对于离开清华、北大前往南开，我想他应有心理准备，并能够接受。 对于南开，雷师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似乎有缘分。他知道自己将调南开的消息后，曾对他在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25年前留学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 到南开后，校领导对雷师是尊重和重用的，生活上也尽可能给以照顾。从居住条件来说，当时南开没有较优良富裕的教授住宅。听雷师母说起，雷师仅夫妇两人来南开，对居住条件要求不高，只希望厕所有能坐的抽水马桶，因雷师解大便的时间较长，甚至有时候坐在那里看书报。南开就把校门口新盖的二居室平房拨给他们，有单独的厨房厕所和能坐的抽水马桶，虽比清华时的条件差些，但也算可以了。 当时和雷师一起来南开的，还有郑天挺先生。南开历史系突然增加两个大师级的著名史学家，实力和声望大增。该系原来教师队伍的力量并不算弱，但缺乏大师级的名教授，而且世界史方面稍差一些，尤其杨生茂先生有一段时期被借调到北京去编历史教科书，世界史人手就感不足。雷师来后，大大充实提高了南开世界史的力量。从1952至1957年，雷师在南开主要讲授世界古代史，他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口才好，讲课极有条理，深受学生欢迎，课讲得好是全国闻名的。由于杨生茂先生暂离南开，他讲授的世界近代史课就由新从燕京大学调来的林树惠先生任教。但林先生口才欠佳，原来也不是研究世界史的，只好由作为世界史教研组主任的雷先生代教，林先生则随班听课。按一般情况说，林先生此时的心情肯定是不高兴的，甚至会发生误会。然而，实际情况是，林先生不但没有埋怨雷先生，反而深深敬佩雷师的教学学问和道德为人。1957年我到南开后，一次与林先生聊天时，他特别谈到此事，并赞叹说：“雷先生的课讲得太好了，他讲歌德的《浮士德》，讲得都玄了。”雷师母在怀念雷师的文章中说，批判雷先生时，有一位教师为雷师不平，称“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师”，这位教师就是林树惠先生。此外，雷师还开过物质文明史一课。他不但给学生正式讲课，而且还单独给青年教师讲专业英语和中国古代史。雷师不但世界史好，对中国史更有研究，在清华历史系20年间一直讲中国通史和殷周史与秦汉史。据雷师母说，雷师在家中给青年教师讲中国上古史时，甚至老先生也来旁听。雷师非常关心南开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外文藏书情况，与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及其他专家合作，努力进行这方面的图书资料建设，大有成效。南开大学图书馆教师阅览室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外文工具书当时是全国一流的。在此期间，雷师写了多篇文章，主要都在他任编委的《历史教学》杂志发表。总之，雷师来南开后，对南开历史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雷师到南开来之后的一些情况。这一时期我不在南开，与雷师也没有接触，对他的情况了解不多，而且多为间接听来的。 我自己与雷师的直接接触，始于1952年10月初。那一日我在天津市火车站排队买火车票回清华，突然有人从后面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没想到竟是雷先生。他说来南开办些手续，现返清华，于是我们同车赴京。在火车上两个多小时中，雷师先仔细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和中外文基础知识，然后耐心细致而又高屋建瓴地给我讲应如何读书治学，并如数家珍地具体告我从世界古代史直到世界近现代史，乃至国别史应读哪些名家的代表作。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听聆雷师的教诲，尤其是雷师主动对我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如果说父亲为我打下了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基础，雷师则在两三个小时内把我领进了整个世界史从古至今的殿堂，并画龙点睛地授我以打开这神圣殿堂大门的锁钥。真是听师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师恩重于山。 之后3年，我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没有再见过雷师。 1955年夏，我大学毕业，由历史系领导统一分配工作。当时，南开历史系需要进人，我是有心来南开做雷师的研究生或助教的，但一切应服从组织分配，而且之前也不知有去南开的名额，所以只能心向往之。几经周折，我被分配到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任教。后来据说南开方面曾想过要我，但我已去武汉，来不及了。 1956年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国学术空气大为活跃、浓厚起来，雷师开始招收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在雷师的关怀下，我回到天津报考。11月中旬考完后，我告别雷师回武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2月初，我意外地收到雷师寄来的亲笔长信，他首先告诉我以特优成绩被南开大学录取，随后语重心长，嘱我今后当在他的指导下刻苦读书，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外历史、古文外语各方面打下深厚的基础，几年后方能登堂入室，以便更上一层楼。由此，我深刻地体会到雷师对我关怀之深、期望之切、要求之严和做学问之不易，并把自己的学习志趣定位到世界上古中古史领域。 1957年2月，我向南开大学历史系报到，正式成为雷师1957年唯一招收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副博士研究生（当时向苏联学来的一种学位制度，大致与硕士相当，但实行四年制，有博士候选人之意）。 受教恨短 勉承师学 入学后，雷师让我查录下图书馆内世界上古史方面的全部外文书目，然后逐一给我说明该书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指导我看最重要的书。并告诉我写文章最好深入浅出，即内容要深刻，但表达要浅显易懂。有时因问题太深奥不得不显得深入深出，但要尽可能讲清楚，让人看明白。最要不得的是浅入“深”出，即言而无物，没有价值，却咬文嚼字，故弄玄虚。雷师让我继续随堂听他给本科一年级同学讲的世界上古史课程以及给世界史青年教师讲的专业英语，并没有另外单独给我讲课。 1957年春，全国开展帮助党内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夏季时即转为反右派斗争运动。当时，我只是系里的一个刚入学不久的非党团员的研究生，对此时校、系领导与雷师之间的关系和谈话皆不清楚。我只能谈一下自己对此的认识和感受。 一开始，雷师是和全国绝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心情振奋、知无不言地参加助党整风运动的。4月间，他先后两次参加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的问题。有一次他这样说：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去世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以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62年的课补上。 雷师这段话，后来被批判为污蔑马克思主义“停滞在1895年”。《人民日报》不久刊载了他的发言，并加编者按和编者注，中间有这样的话：“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 我觉得，雷师看到《人民日报》对他发言的编者按和注后，应该有被敲响警钟之感，会隐约觉察到自己也有可能遭到批评或批判。但他认为当时仍在整风和鸣放，并没有“收”，而且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所以才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面去信向《人民日报》作解释与澄清，一面继续于6月在天津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上作题为“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并在《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上发表，认为奴隶社会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原始社会后普遍、必经的一个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而“否定奴隶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停滞在1895年”却成为他受到批判和划为“右派”的两个主要“罪状”。 5、6月间，北大学生谭天荣到南开“煽风点火”，分别访问过雷师等3位教授。随后，南开召开了由3位教授谈与谭天荣谈话情况的大会。雷师在发言中指出，自己曾询及谭学习哲学及读黑格尔著作情况，奉劝他谈黑格尔思想时，应该多读一点黑氏的著作，并说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贫困落后，要治理好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出现不少问题。雷师指着主席台两侧的标语牌说：我相信这两句话，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话音一落，掌声满堂。 雷师在大礼堂的发言，固然是真话和心里话，但已有所警惕，并在心里绷上了“被敲响警钟”这根弦。6月底，雷师给本科生讲的世界上古史课程结束。最末一堂课上，他最后说，宇宙无穷大，有无数的恒星，有的恒星有行星，可能有的行星环境条件接近于地球，这种行星也可能出现像人类这样的高等生物，他们也可能组成为社会，这种社会也一定经过5种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吗？讲完后宣布下课，大阶梯教室近200个听课者全体起立，掌声不绝。 1957年6月后，全国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南开大学反右斗争至7月底初步告一段落，放暑假。历史系教师和研究生中只划了两个“右派”，教师和研究生各一人，雷师和我当时都没有受到批判。我想，雷师之所以未受批判，可能是由于他的学术和政治地位都比较高，批判他要慎重一些；他的一些发言有学术性，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一时不易分清；而后来的一些发言和报告，都明确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所以一时没有动他。我以为，天津市、南开大学及历史系的党的领导方面肯定对是否批判雷海宗的问题是有所考虑和研究的。8月中下旬暑假尚未结束，忽接到系里召开全体教师批判雷海宗大会的通知。据说，是康生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上公开点的名。他问天津来参加会议的市委负责人，天津为什么不批判雷海宗？因此，天津市和南开大学立刻多次召开了揭发批判雷师的大大小小的不同会议，整理和发表这方面的材料与文章。我参加了历史系两次由雷师作检查和大家进行批判的大会，另外还有雷师不出席的背靠背的多次会议。作为雷师所欣赏的弟子，我感到压力很大。但由于师生之情和有某种共鸣，并觉得别人已都发言了，没什么可加的，我始终一言不发，没有讲过揭发批判雷师的话和写这方面的材料与文章。这大概也是我后来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 受到批判后，雷师停止了教学工作，他的心情肯定是痛苦的，健康急剧恶化。由于他受到批判，我自己也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此后我没有再到他家去过，除了批判会与某些公开场合，也没有再见面甚或交谈。 1957年12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在南开大学中央的道路上散步，在苍茫的暮色中看到远方蹒跚地走来了一个扶杖的老人。走近一看，发现竟是雷师。看四周无人，我就走向前去难过地叫了一声雷先生。雷师见是我，就关心地问我最近的学习情况如何？听什么课？在看什么书？有什么问题？我简单汇报了自己的学习情况，说在听世界中古史的课，看这方面的外文参考书，顺便向他请教问题。雷师说，天气冷，在道旁寒风中不便久谈。明后天将把问题的答复写下来，插在信件袋中给我。然后，我们匆匆告别。两天后，我果然在信件袋中发现了雷师的亲笔答复。雷师在受到批判、健康恶化、心情沉痛之际，还如此关心我的学习，并迅速写出答复亲手放在我的信袋里，真使我感激涕零，永志不忘。 1958年2月，南开进行反右派斗争补课和处理右派运动。我在历史系受到了批判，被补划为“右派”，接受的处分是：取消研究生资格，另行分配工作。雷师受到的是降职降薪处分，由二级教授降为五级，工资由280元降至170多元。3月下旬，我即随队参加下放劳动，未敢向雷师告别。1960年10月底，才在南开大学农场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总起来看，我真正正式作为雷师的副博士研究生或者说关门弟子，不过几个月。所以，我用“受教恨短”4个字来形容。雷师是大学问家，“勉承师学”是说我想勉力继承雷师的衣钵，但只能勉强做到一点点。 虽名义上不再做雷师的副博士研究生，但我后来仍有不少机会，受教于雷师，可惜时间仍不长，不过一两年。 1961年3月底我从农场回南开历史系，系领导让我做资料员。我是“摘帽右派”，而雷师是尚未摘帽的全国史学界最大的“右派”，因此我不敢去看他。在农村农场劳动期间，我与他没有接触，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回系后，听说他身体不好，在家养病，不担任教学科研工作。在过去的3年中，南开历史系甚至天津市可能开过批判雷师的大会，至少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批判他的文章，南开历史系也铅印辑录了雷师以前写的部分文章供批判之用。由于当时我不在系里，详情不知。 该年5月初，郑天挺先生从北京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回来，对我说，外国史学方面决定编译《外国史学名著选》，南开历史系承担了两件选译的任务，经商量决定，将具体的工作交给我完成，有问题可以向雷先生请教。于是，怀着兴奋的心情，相隔近4年，我再登雷师之门。 先生和师母见到我很高兴，但显得憔悴衰老了，雷师近几年来身患严重的慢性肾脏炎和贫血症，双腿浮肿，血色素甚低。我简单地汇报了自己3年多的情况，着重地说明选译外国史学名著的任务，雷师欣然接受对我的指导和校改译稿的工作。 首先，选译利瓦伊的《罗马史》。雷师指导我选译该书最著名和精彩的关于高卢人攻入罗马的段落，并约好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我翻译一段，星期六晨将英译本与我的汉译稿送往雷师家中，由他在周末校改。几周后，选译工作完毕。雷师抱病在身，但仍紧张而认真地对我全部的译稿、注释与利瓦伊简介作了精心指点和仔细修改，使我在6周的时间内在英语理解、汉译文字、工具书使用和罗马史研究等方面大大提高一步，终生受用不尽。 至1961年底，全国又有一大批“右派分子”被摘掉“右派”帽子，雷师也在其中。既摘掉了“右派”帽子，就有资格讲课，而雷师又健康日差，系里就提出要“抢救遗产”，希望雷师早日开课。这样，先生就在1962年春重登讲台，给历史系高年级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名著选读一课，由曹中屏同志任助教。我随班听课，在需要时为雷师选的名著有关段落从英文译成中文，由先生修改后油印发给同学参考。 教室在主楼一楼西侧大阶梯教室，可容纳200多人。雷师家在校门口，离主楼甚远，先生身体衰弱，双腿浮肿，步履艰难，就扶着拐杖来回坐三轮车前往教室，由曹中屏接送。此课是一学期课，每周一次连上两节课。先生虽抱病讲课，依然“声音如雷，学问如海”，精神抖擞，旁征博引，内容丰富。听课的人包括南开历史系高年级本科生，还有大批外系乃至校外的旁听者，整个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盛况仍与1956年时相同。上课时，大家用心听，认真记笔记，只是由于雷师是受到批判的人，就不再给他鼓掌了。 1962年9月，雷师为南开历史系高年级本科生讲外国史学史一课。不久，曹中屏同志赴朝鲜留学，系里让我接替他原来担任的协助雷师教课与陪伴他去医院看病的工作。雷师记忆力极好，几乎过目不忘，讲课备有大纲，从不写讲稿。但讲外国史学史课时，我在他家曾发现他亲笔写的此课的讲稿，可见他在一生最后时刻认真的献身精神与负责的教学态度。先生曾让我抽调检阅部分同学的听课笔记，以了解他们听课的情况。到11月时，雷师病重，行走困难，此课中断，殊为可惜。 雷师平常每星期去看病，最后几次已上不了楼，是由我背他上二楼的。还有一次，曾陪他去一个老中医私人家中看病。由于经常陪他看病，最后几个月我们接触较多，等候看病时通过交谈听聆教诲，获益匪浅，也使我对先生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谈话内容主要为学术问题，有时也涉及其他方面。 一次，偶然谈到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说自己原来与蒋介石没有直接的接触，对其认识不深，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曾见过雷师，直接谈过话，由此获得的对蒋的印象不佳，觉得他不够当国家领袖的资格与气魄。先生还说过，闻一多是自己的好友与老同学，对闻一多被暗杀感到非常悲痛，他保留着暗杀闻一多的子弹头，以表示对好友的怀念和对国民党杀人凶手的痛恨。 雷师知识面极广，几乎无所不知，还都有自己的看法。试举一例。一次聊天，我说小时候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慢，等周末来到好出去玩，感到彷佛要等好久，而盼过年更觉得太漫长了。可长大后就觉得日子过得快多了，而老年人感到时间过得更快，好像一转眼就过了一年，又老了一岁。这是否是个心理问题？雷师说：是这样，好像大家都有过如此的心理和感觉，不过也许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道理。时间是物质存在和运动过程的形式，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彷佛是绝对的。但不同的物质或称物体的存在与运动过程的时间不同，时间可能有相对性。我们所称的时间与计时单位年月日，是分别指地球围绕太阳一周、月亮绕地球一周与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这可以说是自然的时间，其快慢长短是固定不变的。而生物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有所谓“biological time”（生物学的时间）的说法。生命的生长与运动实质是新陈代谢的活动，新陈代谢过程的时间就是生物学的时间，是有快慢的。小时候生命在成长，生命力旺盛，新陈代谢活动得快，相对于固定不变的自然时间，就觉得日子过得慢和长。长大了，尤其是衰老了，新陈代谢活动就愈来愈慢，相对于不变的自然时间，就觉得日子过得愈来愈快和短了。我不禁深深佩服先生学问的广博。 凄凉送终 情同父子 1962年12月初，雷师病情恶化，经诊断为由肾脏炎导致的尿毒症与并发的心力衰竭，于是住进总医院，这是天津市最好的医院。系里让我全天候陪伴，还派一些世界史方面的青年教师轮流照顾。系领导郑天挺主任和魏宏运党总支书记都来医院看过雷师。先生在天津的家中只有雷师母一人，女儿女婿均在外地，他们在12月中旬都赶来天津照顾雷师。先生病况愈来愈重，最后3天，已昏迷不醒。 12月25日亦即基督教圣诞节凌晨零点30分，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史学之宗”，过早地与世长辞，享年60岁，身边只有雷师母、女儿、女婿和我4人。 两天后，系里让我告诉雷师母，总医院方面听说雷师是大学者，脑子特别好，希望能按惯例将先生的大脑留做标本，师母表示同意。所以，雷师的大脑当时是留在天津市总医院的。大约3天后，我一人代替系里和雷师母一家（他们因过于悲痛留在家中）去总医院太平间，送先生遗体去天津市北仓火葬场火化。看遗体送入火化炉后，在场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我怀着崇敬而悲痛的心情向先生行了三鞠躬礼，然后让工作人员关炉门点火，送雷师在严寒的隆冬岁末驾鹤西行灵归道山。3天后，我一人前往北仓殡仪馆取回雷师的骨灰，骨灰盛放在雷师母特为此准备的一个景泰蓝的坛子中，师母等人由于伤心没有前去，并让我取回后暂存放在系里。系里开了追悼会，让我去校门口雷家接师母全家。师母给我系上已准备好的黑纱，到会场后发现别人没有戴黑纱，我就显得突出了。后来，“文革”时有人为此事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屎壳郎戴花圈”。追悼会在南开大学主楼二楼历史系的一个教室中举行，系领导致了悼词，历史系教师约出席几十人，气氛是沉默和悲痛的。 雷师母因女儿在北大工作，要迁往北京定居。一次，我去雷家，师母告诉我，有人跟她说，王敦书这么好地为雷师做一切的事，可惜你只有一个女儿而且早已结婚，那你就认他做干儿子吧。我想，雷师母这样说，就是有这个意思，于是就答应了，称她为干妈，以后在信中都如此称呼，而且在雷师母及其家人面前提到雷师时也称他做干爹。这样，我就成为雷师自己不可能知道的去世后的义子，所以我用“凄凉送终，情同父子”来概括我与雷师最后的关系。 我想，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左”的路线，雷师受到批判是自然和必然的，但南开历史系领导对雷师还是比较温和宽容的。系主任郑天挺先生是雷师的老友与同仁，对雷师关心照顾自不待言。历史系党的领导干部魏宏运先生，按历史系刘泽华教授的提法，执行“中左”路线，即不“极左”过分激烈。他对雷师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和高级知识分子政策，虽不得不批判雷师，但对雷师的人格与学问是尊重和佩服的，“文革”中他被批为雷师的“保护伞”与“黑后台”。 “文革”结束后，我和雷师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我后来有过撰写雷海宗传的想法，别人也多次劝我这样做，但我觉得自己对雷师尤其是早年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了解不足，掌握的材料不够多，不敢当此重任。雷师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是写他的传记的极宝贵的史料与根据，可惜这些日记连同其遗稿、照片，都在“文革”中被销毁了，荡然无存。 总而言之，雷师一生的浮沉，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文字整理/王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