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半百的李工真教授高高瘦瘦的，体态均匀，穿着很普通，布衣布裤。早上才起床，李教授后脑勺的头发还有一点乱。他喜欢抽烟，动作娴熟，整个采访过程中香烟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手，烟灰缸也倒了好几次。掩藏不住的武汉口音、洪亮的声音和略带激动的表达已经是这位“武大名嘴”招牌。
    当我知道父亲的地位时，他已经被“打倒”了
        李工真教授的父亲李国平先生，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一级教授，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数学家，在半纯函数、整函数、函数逼近值理论以及准解析函数、微分方程解析理论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在李工真教授眼中，“父亲是威严的，小时候我对于父亲的崇拜是每一个普通小孩子都有的那种心理。”那个时候家里从来没有谁提起这种优越的地位，唯一令李教授觉得特殊的地方就是自家楼下总是来高级小轿车。小时候家里的空间相对于其它小朋友的家来说算是大的，所以很多小朋友来李家玩，那时候李家就是儿童的乐园，李国平先生还用红纸写上“少年之家”贴在墙上。
    然而“文革”的到来改变了一切。那时，整个李家由别人自由出入，几乎天天有人来抄家，撬地板，找“电台”。彼时，李工真才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知道了父亲的地位­——“武汉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随后，刚满16周岁的李工真就下乡了，自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随后，他通过一封朋友的回信得知自己全家已经被抓。当李工真回到武大的时候，家人已经被关押在樱园，外面荷枪实弹，里面的墙壁上则覆满棉被（防止被关押人员自杀）。也就在那个时候，“少年之家”成了“专案组”。
    “可以说，16岁以前父亲的地位没有给我这个儿子带来丝毫好处。当我知道父亲的地位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倒了。”李工真教授说。
    回城后，李工真在汉口江汉路上的“老南京理发厅”里作了一名理发师，父亲一有机会到汉口，总要到理发厅里来看他。“肖楚女是个跑堂却能写很美的文章，当年留学生里多少人曾在海外刷过盘子洗过碗。只要能白天理发，晚上做学问，也照样能有所作为。”父亲经常鼓励他，“你要想将来有所作为，就自己读书，三十岁以前跟我把床板竖起来！”意思是说，年轻人要想有所作为，少睡点儿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如果说我这个过去只读过一年初中、下过农村、又有过八年理发师生涯的人，后来竟然能够成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那的确首先要归功于父亲当年的鼓励与教诲。”李工真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父亲对自己的重要影响。
    母亲是我的第一任老师
    一进李教授家就能看到挂在墙壁上的李教授母亲的遗像，遗像两旁是一幅对联“渊静有谋疏通知事，英华为外和顺积中”。李教授解释说，这幅对联是他母亲生前一位老师送给她的，是期望也是赞美。
    也许是父亲的声望太高了，以至于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李教授的母亲对他的影响。谈及母亲，李工真教授说：“做母亲的太重要了，一个母亲可以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但是不能不通达，不能不知礼。父亲是在你成人后给你指点人生方向的，而母亲则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我在得知自己的家人被关押之后，立即从乡下回到了武汉。当时母亲被释放回来，看到转眼之间都会抽烟了的孩子，她泪流满面。那晚，母亲提出要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睡，当摸出我下乡时她藏在我身上的20元钱时，她哭着夸我是个好孩子。”这是李教授第一次和我们谈起自己的母亲，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
    “文革”之后，可能是冲击太大的缘故，李教授的母亲离开了原来工作的武大哲学系，转到了图书馆。那个时候李教授还在汉口做理发师，每周回家一次，从图书馆带一包书到汉口，看完后送回去换另一包。李教授说，那段时期他中外名著、音乐、传记、哲学什么书都看过了，由于母亲的原因，别人借不到的书他也能看到。
    “恢复高考后，我准备考大学。当时我只有初中的文化基础，高中部分完全是自学的。物理一遇到电学知识就犯愁，化学更是糊涂，那个时候我都有点丧气了。还是我母亲帮我做了一个英明的选择的。当时她对我说，如果我是你，我就去报考文科，这样不仅能被录取，还能上一个好学校。”说到这，李教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现在想想，母亲当时真是太英明了！”
    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做理发师的日子很苦，“那时候觉得一辈子就这样，出不去了。不过我坚信，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即使做理发师，我也要做最好的那一个。”每周，李工真只能回家一次，他便利用空余时间读书，记住了很多东西，也重新练起了小提琴，并通过父亲找到一位武汉音乐学院的老师开始了正式的学习。渐渐的，江汉区商业局开始让李工真以工代干搞文化活动，编剧、演奏、写作，他尝试过很多事情，得到了局领导的重视和升迁的机会。但在那个年代，不入党不能提干，而入党必须从基层入，于是他去了幼儿园。用李教授的话说就是，自己进了幼儿园就如同贾宝玉进了大观园，一辈子最舒服的日子就是那个时候，只需负责编编儿童剧，教教小阿姨们弹琴。
    之后，四人帮倒台，高考恢复。想想自己已经十年没有进过校园，也没有读过理科，考上大学的几率几乎为零，当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李工真放弃了第一次高考机会。“记得当时幼儿园有一个张书记对我说，党什么时候入都可以，但是读书就这么一次机会。这么着，我才下定决心参加下一次高考。”
    “那时候父亲平反了，人人都认为我一定能考取，压力很大。我要看看身边的人能不能考上，要是别人能上我李工真也就能上。我每天看20小时的书，完全自学。但是对于理化我总是有点糊涂，所以最终选择了学文科。”现在回想起来，不管是上山下乡、“文革”，还是做理发师、自学，李工真教授始终坚信人生根本没有什么槛儿是过不去的！”
    至于为什么学历史，李教授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时候有个朋友也要考大学，报了历史专业，我也就一起报了这个专业了。”李教授说，学习历史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读书背书，常常是自己把整本书背下来就上考场了。“历史的考场上没有什么不会做的，考试的时候完全像是在抄书。”李教授笑着说。
    研究德国现代化完全是学校的需求，学校里缺少搞这方面的人才，就要有人去学习。“我和85级的人一起学的德语，外文系德语专业所有课程的考试我都参加了，只是最后没有拿那张证书而已。”这段时间李教授日子过得很辛苦，一边学习，一边做着学校助教的工作，还要一边带着自家的孩子。孩子小，常常吵着要吃冰棒，他就把孩子放在卖冰棒的地方让她不停的吃。李教授笑言：“我那个时候在学校很出名的，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背单词，还会读出声音来。”不论怎么样，李教授自己制定的计划是一定要按时完成的。
    就是这样艰苦的生活，李教授坚持了下来。他说，学习没什么坚持不坚持的。“我喜欢学习，能学，学的来，学的好。”而现在，对他而言治学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大块大块的时间去搜集资料，去触及一些学术问题的本身，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排除一切干扰来好好作学问。
    至今，李工真教授没有入党，没有做官。“不论从我父亲当初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我现在的状况来讲，在中国做一个官不是一件难事。也有人给我提供过职位，只要我点头，也就是个官了。可是我父亲对我的期望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我想我做到了。”李教授自嘲自己是个傻瓜，他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多了一个做官的，就少了一个做学问的。”
    “学生喜欢我大概是因为我讲真话吧”
    李工真教授被誉为“武大名嘴”，无论是他的讲座还是选修课总是全场爆满。谈及此，李教授淡然一笑：“学生喜欢我大概是因为我讲真话吧？我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讲，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讲最有用的东西。”他坦言自己并不喜欢上必修课，“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课程”之类的规定很束缚教师的思想。
    虽然不喜欢上必修课，但李教授在每节课堂上都充满激情。甚至，他曾经在课堂上为同学们唱过歌。音乐是李工真教授得自母亲的真传，说起音乐，李教授滔滔不绝：“听音乐是件愉快的事情，是一种对灵魂的慰籍，那种快乐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很享受。我尤其喜欢外国的古典音乐，文革时收集了很多唱片，在汉口做理发师的时候也听了很多世界名曲。我喜欢拉小提琴，通过它来调节自己的心情。拉琴的时候，世界仿佛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很诗意。”
    就是这样一位真性情的教授，他耐得住专心于学术的寂寞，他也拥有洞察世事的明智。威廉?冯?洪堡曾说：“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李工真教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威廉所说的大学是具有科学、自由、理性精神的大学。没有科学自由理性作为指引，大学教育是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目的的。“中国的大学是最多的，中国的大学生是世界上最多的，可是却没世界上最多的顶级学者。为什么？这值得我们思考。现在中国大学更多的是按经济政治规律来解决自身问题，而忽略了大学教育本身的规律。”
    在李教授眼中，现在的大学生也完全不同于以前。“那时候大学生之间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而且都很有理想，男的一半立志要做爱因斯坦，女的要做居里夫人。可以说刘道玉校长时期学生的状态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学生之间关系友好，心态向上。”反观现在，大学生都比较现实，没有什么大理想，很多人用大量的时间去发愁，比较容易空虚，喜欢玩电脑却没有时间学习。李教授直言：“现在的大学生大多不能自律，以自我为中心，偏执，病态。这种状态我很担心。”
    他寄语所有的大学生：“读书受教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希望每一个大学生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在大学期间要勇于接受暴风雨，锻炼自己。任何困境里，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同时还要充实自己。是金子，哪里都能发光，是人才，到哪里都能登台。”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