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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陈仲丹教授惠寄原稿！）  吴宓教“世界古代史” 吴宓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通人。先生早年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文学批评大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自此信奉融汇中西悟真崇道的人文主义理想。学成归国后，先生初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任教，讲授“英国文学史”等课程。1922年，吴宓主办的《学衡》杂志出版，围绕该刊的作者群体后来形成了在学术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衡派”。1925年，先生去清华任教，时值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由先生主其事，奔走筹划，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诸人皆为一时之选，其师资之盛至今尚为人称道。后吴先生辞去研究院主任职务，专任外文系教授，开设“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课程，培养出一大批才彦俊士，钱钟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钱先生暮年时回忆听吴先生课曾使之心眼大开。吴先生在清华有三位得意弟子：陈铨、张荫麟、贺麟，三人分别在文史哲不同领域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因吴先生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杰出贡献，他曾被当时的教育部定为部聘教授。 吴宓先生学养深厚，一生好读不倦，于文学事旨、人生哲理、中西文史，无不深研几索，拨隐抉幽。其著述除成篇成本者外，即使是片言批注、零散语录也是饱含机趣，值得成诵领悟，加以研究。南开大学教授王敦书先生（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会长）在南开图书馆找到一本名为《文明还是诸文明》的英文书，内容是介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学说。从书扉页的题记上可知这原是吴宓的藏书，书中还留有几处吴先生读书的批语。王先生读了批语后“深深佩服吴宓学贯中西、精通文史的渊博学识和敏锐眼光”（王敦书：《贻书堂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687页），就写了篇论文“吴宓与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之最初传播”，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可见吴先生的点滴流痕遗韵都已成为后世我辈值得珍视的学术财产。 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师级的学界泰斗后半生的经历却不很顺遂，卜居重庆山城，过着寂寞而困顿的生活，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更是备受折磨，劫难连连，膑足（批斗时被推倒腿骨骨折）目盲（患白内障），古圣贤所遭受的诸多困苦都让其亲尝。对这段时期，笔者所关注的是吴先生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时一度曾教过“世界古代史”，恰与笔者现在所授课程类同。且这位老先生在教授这门课时曾遭逢颇多周折，既让人慨叹，也发人深思，亦可由此寻觅一个时代留下的曲折印迹。所幸的是吴先生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尽管经历“文革”荼毒，他的日记大部分还是保存了下来。经过先生小女儿吴学昭的整理，这些日记已全部由三联书店出版，解放前后的日记各编为十册。本文所引的材料皆来自解放后部分的《吴宓日记续编》（2006年出版），引文出处标明该日日记的日期。 吴宓先生去位于重庆白碚的西师任教本是出于偶然。1949年4月，先生入川准备去成都的四川大学，因战火弥漫被阻于重庆，先后在私立的勉仁文学院和相辉学院任教。这些学校有的后来辗转并入了西南师范学院，吴先生也就随之成为西师教师队伍的一员。前两年吴宓在外文系教书，教他熟悉的“英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等课程。不久随着“全盘苏化”，他也学起了俄文，接着外文系停掉英文专业，改为俄文系，学生全部学俄文，不再需要人教“英国文学史”，就这样在1953年2月吴宓改行去了历史系教“世界古代史”。 刚开始他教书还顺利，有时间就读一些参考书，如伯里（Bury）的希腊史。历史系的系主任孙培良对他也比较尊重，在第二年（1954年）外出时还请吴宓代理了一段时间的系主任。当上代系主任上午要去系里办公，处理一些琐碎事务。在6月30日政治学习时，吴宓发言要求教师注意两点：一是要认识到学术的整体性；二是对学生要强调“教亦多术矣”，也就是教授方法有多种，学生不能因喜爱甲老师的A方法，而讨厌乙老师的B方法。他似乎有点预感，对以后自己的教学能否受欢迎放心不下。 代主任当不长久，吴宓正式的职务是世界古代中世纪教学小组主任，每周要上几节历史系本科的“世界古代史”，而专科的“世界古代史”则由副教授陈济沧上。教学小组要组织活动，11月24日大家都去听陈济沧的课，27日开例会讨论陈上的课。助教孙甫儒称课上对亚历山大的评价有错误，因为“（一）一切皆环境与习染造成，无所谓个人、英雄、天才、志向。（二）凡帝王皆凶恶之徒，只知用暴力诈术，无所谓理想和善意”。虽然矛头不是指向自己，吴宓还是感受到了年青一辈的批判锋芒，于是退而表示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书籍材料提供给孙甫儒，由他来上“世界古代史”，这样或可两全其美。 在1955年4月16日召开的教学小组期中检查会上，孙甫儒再次发难，这次主要矛头指向了吴宓。“大致以沧、宓未能每一段甚至每一句讲话，每一个名词，深思密造，用马列主义之立场观点，表现出阶级斗争之感情、精神。尤如宓讲希腊奴隶暴动一章，不细述其事实，只讲课本中之若干篇页，命学生自读。而教师不活泼表演，借此激发学生对奴隶之同情与对奴隶主之仇恨，可谓大失之矣。”吴宓面对指责，承认自己“学识材料丰实而政治思想浅薄”，所以“为国家计，为学校计，为本系学生计，最好教师各用所长而许其藏拙，合众美以成一全才”。“今后‘世界古代史’可由宓供给史籍真确材料，而由君运用、体会、酝酿、编造，而向学生讲出。”两天后，系里在对期中教学检查的总结报告中又提到了吴宓教学的缺点：阶级斗争观点立场不明，对阶级仇恨感情表现不足，如讲希腊奴隶制度，备列奴隶的数目和价格等，而未申说奴隶主剥削的残酷与奴隶反抗、起义的详情；以苏联学者的观点与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平列对举，不明是非；详列教材，搜罗丰富，而不知意义何在。这些缺点如不急图改正，将发展为反动思想与客观主义。吴宓赶紧说明，在课堂上他已讲过马列对希腊奴隶制的评论，至于奴隶的数目和价格只是补充材料，并非着重强调。 显然这位老学究遇到了新问题，吴先生在政治的正确性上总是跟不上趟。几天后他找到系主任，建议下学期的“世界古代史”由孙甫儒上，他专门从事研究，或改授别的课。系主任不同意，说是年青助教都急着要开课，不必介意。请辞不成只能勉力把课上下去。这位中西学问的通人在上课时有时也会突发奇想，迸发出一星半点智慧的火花。在教希腊史时，他忽然想到柏拉图在写作《对话》时，已是希腊面临衰亡之世，“描叙苏格拉底之仪容风度与其学理词辩者，亦已在其师为雅典民主政府诬罔刑诛之后，自身漂流外国，逋逃奔窜之余。其所描述苏格拉底与友生春游夜宴，从容谈论之乐，岂非‘此曲只应天上有’之理想境界耶？此与《儒林外史》之‘泰伯祠名贤主祭’，固是同一笔法、同一意境者。至于柏拉图《语录》（《对话》）之内容，其精思至理，必待世已极衰大乱，人已身历浩劫、穷愁危苦之际，方能读之得益，方能深彻了解，方知其所言既高尚又切实，而读之不忍释手也。”（1955年4月30日日记）这一沟通中西的思绪感悟大约他是不敢在课堂上讲的，不然又不知会被归为何类缺点。 对吴先生的批评似乎也有效果，在5月9日的课上他就有所改进。“教学生以撮取书中要点以作笔记之法。又续引马、恩、列之言二三条，口授学生笔录。”当天就有课代表来，称班上同学对老师最近的教法非常满意。系主任孙培良私下对吴宓也给予忠告，认为他要想斗胜孙甫儒辈而使学生信服，只有多引马列主义的语录。（5月22日日记） 暑假期间，吴宓知道下学期又要继续上“世界古代史”，不知道与他共事的孙甫儒又会给他添什么麻烦，惴惴不安地去找系主任诉苦。孙培良觉得老先生真是太不通世故，只好把话说得再直白些，向他多交点底。孙主任严肃地告诉他：事实上现在政府、学校、学生所要求的，正是像孙甫儒这样“仅读过二三汉译之苏联课本及参考书，但合乎马列主义之观点立场，便是好教师。而非博学通识，精读史籍原著以及通悉古今西洋文字语言之人。即王静安、梁任公、陈寅恪诸先生，在今亦必不见重。公应明知此情形。为公计，只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精通之后，出马列主义以与孙甫儒等相周旋，庶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而求胜之，此外无他途”。“且不止一孙甫儒，历史系、西南师范学院乃至全中国之教师与助教皆孙甫儒也，公安得而逃之？”吴宓听了这番话，心里凉了半截，“心益伤矣”。（8月9日日记） 不久，配合吴宓上“世界古代史”的助教又增加了一人，这就是新近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王xx。在8月29日的教研组会议上决定下学期的“世界古代史”由孙甫儒、王xx、陈济沧三人分上，吴宓则转而承担“世界中世纪史”的辅导。之所以要“舍熟就生，避易取难，用心惟在脱去甫之攻诋与侵逼”。这一变动由系主任提出，当然也正中吴先生下怀。但让他高兴了没两天，孙主任又带来了坏消息：学校不同意，姚大非副院长决定“世界古代史”上学期仍由吴宓讲授，集体备课，讨论教材，共任辅导，下学期则于四人中选一人讲授。据说目的是要压压年青助教的气焰。闻得消息，吴宓顿时感到“不得脱羁绊，职任繁重，讲授不能自由活泼”，日月与人争论，实至困苦。知道他难处的孙主任还是向他传授上课的秘诀：“初开讲时，决不可为题外之言。每句皆取自苏联译籍，更须多引证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之语句，并指明某章某节出处，则学生咸惊服，过数星期后，一切悉不费力矣。又用字造句，须迎合现今学生之习惯及标准。如‘王’则毋宁称曰‘军事领袖’不嫌其长，造句亦勿避欧化之冗长繁复。”（9月2日日记） 9月10日集体备课，吴宓读了一通讲稿，“诸君加以批判”。新来的王xx发言积极，主要是说吴先生“初读马、恩、列、斯历史唯物主义之书，粗明大义，又欲言简而义明，故讲来不能词句妥帖且有疵谬。而诸君不但熟读各书，且曾备览最近译出杂志中苏联学者之争辩与论定，实在宓上”。最后决定第一节课由吴宓用王xx的讲稿，总释历史唯物主义，第二节课可由吴照自己的讲稿讲原始社会。出师不利，吴先生陷入开讲即错的境地。几天后课上完，据孙甫儒了解到学生的反映，教学效果不佳。吴先生讲得太快，引证马、恩、列、斯之处太多，理论不易理解。吴先生动辄得咎，不高兴地回击：他上课成了“背诵”助教写的讲稿，又怎能发挥教师的特长？（9月16日日记） 备课的方式也奇。9月25日晚，先是王xx来，审阅吴宓的讲稿，有所改正，再加入王讲稿中的两段。不一会，孙甫儒又来，吴再复述一遍讲课内容，又要改动、增加。孙主任称这种备课为“车轮战”。吴宓深以这样上课为苦，第二天就向院方要求免去“世界古代史”大班主讲职务，转为辅导，甚至调走或退休也无妨。就在这天上课之后，两位助教提出吴先生“讲释‘古典的’一字字义有误，盖‘古典的’非Classical一字之对译，乃Antique或Ancient之对译”。这一词义探讨与理论无关，吴宓还多少有些了解，就辩解道：俄文古代一词固可作“希腊、罗马”解，而中文“古典的”一词则必为Classical之对译无疑。几天后院方的决定传来，不许他辞退，仍请他勉为其难担任主讲，课务由他主持决定，并将此意告知两位助教，以后一段时间两辈人之间的争执有所缓和。 到期中教学检查时，王xx还是对吴宓的教学提出了尖锐批评：1、是否以历史唯物主义及阶级观点讲授？2、是否流露出资产阶级观点？3、是否拥护科学真理？4、对旧历史之批评如何？……吴宓则“诚恳”接受，表示自己马列主义所学有限，愧未能自见其缺陷，仍望诸同志多赐提出。（11月21日日记）第二天，系主任又带来了学生对他上课所提的意见：无系统，不突出重点；罗列事实，而不加分析；无次序。还有上课只是照讲稿读。吴宓看了后感到悲愤莫名，顿时觉得“如上下两磨石夹碾我肉身，厄于二者之间，无所逃命”。想不上课院长不许；主张讲课内容要精简，两位助教又不许，“以‘提高教学质量‘为词，必求详尽”。结果“以宓当此职任，心所不愿为，力又不能为，不亦苦哉！”在24日的教研组主任会议上，吴宓表达了他的愤慨：“以宓本学期授课之内容及方法，不能自主，为甫、兴等所挟持，惟命是从，如大车之辕骡为三梢骡强曳以乱驰，结果虽云咎由应得，亦未免代人受过。”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还另有感慨：“窃观连日史系各教研组期中检查情形，似当局有意鼓励彼年少而思想前进者来攻击我辈年老而博学笃旧之教授，恐又将促成一次代谢与淘汰也。” 事情似乎仍未完结，25日晚接着开教学检查会。王xx依照事先写好的稿子做了长篇发言，详尽批评吴宓讲课的缺点。具体内容有九条，每条各举一例或数例，“详为磨勘而加以斥责，如法官之断狱，类严师之训蒙”，也就是说其态度犹如严师教训不长进的蒙童。刚开始，“宓听至不能忍处，曾以激切感愤之辞还报兴，或予以简短之批驳。”后来他忽然想起《大唐西域记》中的一句话：“群迷之中，无辩正论，”遂转而“默然聆兴畅说，近一小时”。 到学期快结束时，四个教师分头准备“世界古代史”的口试题和标准答案。因是口试，150个学生考试花了好几天时间。1956年1月24日，有20名学生参加考试。最后为给某个学生的分数发生争执。吴宓说：我是主试人，总是让你们，这次你们就让让我吧。于是大家同意按吴宓的评判给学生“良”。这个学生不知萨拉米海战的年份，又误将哥德斯湾当作西西里、意大利，怎能得“优”？吴先生总算做了回“主”。 在新的学期，经过吴宓再三要求，院方终于同意由孙甫儒主讲“世界古代史”，他则当辅导，为主讲提供参考资料。2月19日，吴先生画了罗马城简图，又写了“罗马城发展简史”，供孙参考。不用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吴宓仿佛卸掉了千钧重担。“幸得本期不主讲‘世界古代史’，乐得休息游乐，自求旷达。”（1956年2月24日日记） 不过这样的舒闲日子没过多久，吴宓就被调到西师的中文系任教，等着他的是另外一些让他心绪依然不得安宁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