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树达先生（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父名孝秩，字翰仙，笃厚勤学，喜读史籍和唐宋古文。杨树达先生五岁时从父读书，对训诂学和史学尤有兴致。1900年，杨树达先生入求实书院肄业，开始钻研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始有志于训诂之学；十五岁，受业于叶德辉、胡元倓，学问日益精进；十七岁治《周易》，辑成《周易古义》一书。1903年应观风考，以第一名录取，不久入校经堂，肄业。1905年，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大冢分校，同时入正则学校学习英文。1908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次年3月毕业，派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时湖南留日学生多入速成班学法政、经济。杨树达先生受同县友人杨怀中（昌济）影响，决心系统学习“欧洲语言及诸杂学”；在日期间，曾加入杨怀中发起的“中国学会”。杨树达先生学习外国语言，对文法和语源最为用心，曾说：“余之治中国文法也，资于欧洲文法者多。”又说：“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桃李芬芳，成绩卓著。他和黎锦熙、吴宓、陈寅恪等二十八人首批被聘为南京民国政府教育部教授，并毕生致力于语言文字和秦汉史学研究，国学造诣极深，创获很多，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评为一级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同一时期，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科学院共有院士和通讯院士二百多人，通讯院士中有外国学者二十至三十人，当时中国学者当选的只有遇夫先生一位。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他的著作被外国学者译成俄、日、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于全世界，他也因此成为我国二十世纪少数几位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学者之一。顾颉刚先生晚年撰《近世治古典之数巨子》一文，认为近三百年来，治古典成就最为卓著的为王念孙、王国维及杨树达先生，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则稍逊一筹。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杨树达先生结合教学勤奋著述，出版国学著作达三十多种，这些论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杨树达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古籍整理著作 《春秋大义述》是遇夫先生义理研究的唯一著作，是他抗战期间为弘扬爱国主义而作。《春秋大义述》“以大义为主，考订之说概不录入”。杨逢彬（杨树达嫡孙）先生说，他之所以一改学术既有思路和理念而撰作此书，乃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变本加厉，“何当披甲持戈去，杀贼归来一卷娱”。又以年迈不能上疆场深以为憾！一天他忽然想到《春秋》大义，以“复仇”、“攘夷”、“大一统”为至要，将这些大义区分而类聚之，对初学认清《春秋》要旨，尤为便利；而“复仇”、“攘夷”、“贵死义”、“大一统”之说，对激励军民杀敌报国，一统河山，应有相当作用，这是撰作此书的重要原因。《春秋》一经，其微言大义经董仲舒阐发，其最著者即“大一统”，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要实现大一统，必须“尊王攘夷”，而“复仇”之义，《春秋》经传亦再三致意。如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经文，《公羊传》就阐明齐襄公之所以要灭纪国，乃是为其因纪侯进谗言在周被杀之九世祖齐哀公复仇。当时举国抗战，“复仇”之义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是容易理解的，所以《春秋大义述》归纳《春秋》之大义凡二十九，而以“复仇”、“攘夷”二义为首。驱逐敌寇，难免流血牺牲，故第三义为“贵死义”，意在激励士为正义不惜献身。是书之初撰在１９３９年，而排在“贵死义”之后的第四义“诛叛盗”是于1941年增补的，目的在声讨“凭藉异族之势力以胁父母之邦”的汉奸，矛头显然是指向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之流，其他如贵诚信、贵让、贵预、贵变改、讥慢、贵有辞、明权、谨始、重意、重民、恶战伐、重守备、贵得众、录正谏、亲亲等篇，则分别为传统道德、外交、统治术、军备等等。《春秋大义述》的“述”即“述而不作”的“述”。该书的体例是将《春秋》中的“大义”分门别类，每一大义即为一篇；再以《春秋》经文及《公羊传》的相关传文为纲，以《谷梁传》《左传》的传文以及《荀子》和两汉诸书中相关内容为目，汇集于该篇。如此则领挈而全裘振，纲举而万目张，散在篇籍的大义赖之以成为一个条理井然的系统；读者可以将同篇所录文字互为比照，交相阐发，因而更深刻地理解相关文字的思想内涵。该书于1939年7月23日初撰，同年秋天完成初稿，并以之教授诸生。从这时起，该书便得到广泛的赞许，章士钊读后，亟称其方法之佳。著名古文字学家曾运乾说：杨先生“鉴于国变日亟，慨然中缀其考订精严之基业，写《春秋大义述》一书”，突出“复仇”、“攘夷”，其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令人敬佩。1944年4月《春秋大义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论语疏证》是遇夫先生古籍整理代表作之一，是古今《论语》研究的重要著作。先生撰写本书的宗旨在“疏通孔子学说”，给世人提供“研究孔子、总结孔子之材料”。它同《论语古义》比较，其异点不再是“述而不作”，而是“述作结合”，有撰者自己的“我见”，并用古书中记载的史事印证说明“引文”。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今杨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这是“自来治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论语疏证》195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年科学出版社再版时，封面书名印有英、俄、法、德四种文字，全书二十卷，三十七点六万字。 二、校勘、注释和考证著作 《汉书窥管》是杨树达先生整理古籍的最佳著作。遇夫先生治《汉书》用力至勤，以致不复持本而倒背如流，故能深谙《汉书》行文风格体例，加以具有精深的文字、音韵、训诂、文法、校勘、修辞的学养，所以无论对于王念孙，还是王先谦，都心有未洽，而思有所补辑；于是在1924年撰成《汉书补注补正》一书，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寅恪先生读到“补正”后说：“汉书颛家，公为第一”，“汉圣之名，真不虚也”。后来学界称杨先生为“汉圣”，即缘于此。“补正”出版后，经多次增补，至四十年代任教湖南大学时，更名为《汉书窥管》。“癸巳之岁（1953），僻处麓山，宾朋希简，发奋补苴，遂终全帙。卅年精力，幸资小结”。此书195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学界反响强烈。杨伯峻先生认为，《汉书》至此，已无剩疑；纵有地下发掘，也只能用以补充或证明汉代的史料和史实，恐难推翻遇夫先生所作的考订。马宗霍先生称该书在学术上“截断众流，直探本始，先儒积疑为之一扫，盖可视为定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书窥管》的价值日益凸显，它和后来出版的陈直先生的《汉书新证》一道，一直被公认为是《汉书》文献整理的两大巅峰之作。而陈直先生也说：“在《汉书补注》之后，最近成书者，则有杨树达先生《汉书窥管》，对于训诂校勘，很有参考之价值；在古物方面，亦间有征引。《汉书补注》，不能与之相比。”因而陈书“体例完全仿杨氏《窥管》”。杨树达先生被陈寅恪誉为“汉圣”，称《汉书窥管》是我国现代古籍整理的典范。 三、民俗学著作 《汉代婚丧礼俗考》是关于汉代典章制度和民俗研究的成果，不但是研究汉代文化史的必读书，同时对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具有极高参考价值。此书解放后虽曾再版，但当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其妻的墓被发掘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时，考古工作者仍以找不到此书参考为憾。杨树达先生说：“往岁余治《汉书》，颇留意于当时之风俗，以小册录其文，未遑纂辑”。在清华讲《汉书》时，“诸生中有以汉俗为问”，于是“依据旧录，广事采获，成此婚丧两篇”。1933年《汉代婚丧礼俗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约十三万字。该书为历史学、考古学独辟蹊径，是民国时期历史学方面学术性、资料性强，极具代表性、权威性的著作，收入了《民国丛书》的第一编。 四、语法、修辞学著作 遇夫先生的语法学著作共有四部：《中国语法纲要》、《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和《词诠》。《中国语法纲要》出版于1928年，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关于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在语法史上有重要意义。《马氏文通刊误》肯定“文通”是马建忠“用欧洲科学方法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功不可灭”；同时指出马氏“以他国文法填入中文，不免削足适屦，失却中文本来之面目”。当然，遇夫先生的“勘误”有用英文文法纠正马氏所用的拉丁文法之嫌，因此有人不以为然；其实，英语的形态已经退化殆尽，和汉语同归为综合语；而拉丁语形态丰富，其语言组织形式与汉语相去甚远。自西学东渐以来，许多学科的移入中土，都不可避免的有一个模仿时期；既然模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汉语语法学的模仿时期，用模仿英语语法造成的汉语语法去纠正马氏模仿拉丁语法造成的汉语语法，尽管有所未惬，却仍不失为明智之举，或者说是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上的必经之路。例如，马建忠认为，既然他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洋葛郎玛有变格以“尽实字相关之情变”，那么汉语也不能没有，于是他用“次”（格）来考究“实字相涉之义”；而《高等国文法》则没有“次”的设置，这不能不说是向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学前进了一大步。 《词诠》是《高等国文法》的姊妹篇。书中取古书中常用虚词四百七十多个，首别其词类，次释其义训，再举例说明之。该书取刘淇、王引之、马建忠诸家之长，丰富而发展之，又融合了文法和训诂，将字典式体例与文法学体例的优点综合加以利用。《词诠》对我国文言虚词及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影响深远，它“在体例上为后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义项上，为后学提供了综合的基础”；“在例句上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到目前为止，已重印二十多次，约发行三十万册，它是文言虚词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著作。而关于后者，遇夫先生说：“余著《高等国文法》本为修正马氏而作”、“采欧西方法”、“要以保存国文本来面目为期”。全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总论》，分为绪言、言语之起源、言语之变迁、言语之类别及国语、国语之缘起及其发展、文法学之历史观、文法学之发生等七节。其余九章分别为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其学术价值为： 一、文法与训诂紧密结合，大大提高了训诂学的生命力。训诂学是我国固有的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一种专门用来解释古书的学科，在它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每次方法上的重大突破，都给这一古老学科带来新的生机。清代训诂学如日中天，究其原因，乃在于古音学得到长足发展，因声求义的方法得到较为科学地普遍地应用。而雄踞清代训诂学巅顶之上的，乃是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氏父子之所以独开风气，卓绝一时，重要原因之一是，尽管那时我国还没有成系统的语法学，他们却有了较为自觉的语法观念。这在《经传释词》、《读书杂志》等巨著中是多所反映的；而《高等国文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法与训诂的紧密结合。杨树达先生说：“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近则益觉此二事相须之重要焉。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通文法而不明训诂，则其文法之学亦必不至也。”语法分为教学语法和科学语法，前者必须适用；作为古汉语的教学语法，是以帮助读者读懂古书为目的的；而训诂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读懂古书。因此，这种紧密结合训诂的语法学，对于古书的解读帮助极大。如他在《汉书窥管》一书中结合语法分析，从词序和句读层次、句法结构、语义关系、词的句法功能、语义制约分析以及虚词解释等诸方面对《汉书》的词语、句子进行训释，使得该书成为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汉圣”的美誉。因此，邢公畹先生评论《高等国文法》一书：“它的成就，与其说在文法方面，不如说在训诂方面——一种受了西洋文法影响的新训诂学。” 二、建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紧密结合训诂的独特的教学语法体系。邢公畹先生说：“就这部书的经营布置看，可以说绝非苟且之作。”它的成就和学术价值，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以下四端：1．对词的意义，尤其是对虚词的词义分析得十分周详。全书分析了代词九十八个、动词八十一个、形容词五十二个、副词二百四十三个、介词八十二个、连词八十七个、助词四十六个、叹词三十一个。所以孙楷第先生在序言中赞道：“盖举二千年来所谓虚助字者，一一纳于轨物之中，诚可谓文法界之鸿宝者矣。”2．材料丰富，引例严谨，训释精当；对一些语法规律描述得十分细腻。如陈承泽在《国文法草创》中提出了“致动”、“意动”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高等国文法》里得到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并列举了名词、形容词、内动词、外动词作致动以及名词、形容词作意动的各种用法。同时，《高等国文法》进一步指出，所谓致动和意动都是就动词对其宾语的关系而言的，这就比《国文法草创》论述得清晰多了。3．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多种方法，总结出了许多语法规律。例如：“疑问代名词为宾语时，不论为外动词之宾语，或介词之宾语，必先置。”然而，“凡疑问代名词为介词‘于’‘於’字之宾语时，则必在其之后，为一严格之例外”。4．修正了《马氏文通》等语法学著作的一些不当之处。杨树达先生说：“吾之于欧洲文法也，借镜也，非因袭也。其同者同之，其异者不必强而同之。”例如，在动词分类上，《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都照搬西方语法的分类原则，分为外动字、内动字、同动字、助动字等，而《高等国文法》则按照汉语特点做了改变：内动词分为普通内动词、不完全内动词及关系内动词；外动词分为普通外动词、不完全外动词及双宾语外动词以及致动、意动两种用法。 《高等国文法》是《马氏文通》之后最重要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在汉语语言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一经出版，即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前，它已经列入商务印书馆最权威的《大学丛书》；同时，欧、美、日、苏的一些大学及汉学家，大都选用它作教材或参考书。时至今日，我国中学、大学所使用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语法体系仍与《高等国文法》的语法体系相差无几；有的相异之处，还以后者稍胜一筹。如“暂拟系统”有“量词”而《高等国文法》没有；我们知道，后者虽然是一个泛时的体系，但例句多采自先秦两汉，也即是上古的典籍，而上古汉语恰恰是只有单位名词而没有量词的。因此，在这一点上，《高等国文法》是胜过“暂拟系统”的。语言是一个严整的系统，大系统下还有中系统、小系统。《高等国文法》从语音上探究了古汉语第一、第二人称的系统。例如，在《自称人称代名词之音系》一节中指出吾、我、卬都是疑母字，台、余、予都是喻母字，朕、身等都是端母定母字等，这是非常科学的。又，目前中学文言教学中作为重点、难点的文言虚词系统，基本上还是沿袭《高等国文法》的体系；目前中学生都基本掌握的动词、形容词的“使动”（即“致动”）、“意动”用法，也是沿袭《高等国文法》的说法而一成不变的。 《中国修辞学》是我国修辞学两大流派之一民族形式派的代表作。遇夫先生将修辞与校勘加以区分，使之各成专门之学，同时归纳总结古人修辞的规律，是为“科学性”。发前人所未发，指出古汉语中的若干特殊修辞现象，并将之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是为“创造性”。从古籍中辑录大量修辞事例，分类编排，让事实说话，而不言自明，关键处加以简明扼要的按语以画龙点睛，所谓“以少许胜许多”，是为启发性。秦旭卿先生指出：一是由先生的前期著作《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到这部《中国修辞学》是中国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的一大飞跃；二是《中国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和语言三要素紧密结合起来了；三是《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 周秉钧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了更为凝练的总结：“杨氏博览群书，从我国古籍中收集了非常丰富的修辞材料，加以分类排比，揭示出我国古代修辞的真实面貌。汉语修辞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里可以说基本概括了。杨氏是全面地占有了我国古代修辞材料科学地进行研究的开路人。《中国修辞学》这本书是研究我国古代修辞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在我国修辞研究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一书的基础上增删和改写而成，“续补”是《中国修辞学》的资料长篇。遇夫先生十分重视“彰显华夏历古以来”语法和修辞的民族特色，反对所谓“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中国不能独有”的错误说法，指出这种谬见只会导致“贬己媚人”、“一一袭之”的恶果。《中国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和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结合在一起，在方法上综合运用“归纳法和比较法”，这在汉语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中国修辞学》问世，使古汉语修辞学摆脱了作为经学的附庸，使之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传统的中国语文学向现代科学语言学飞跃的标志”，“是杨氏的创造性学术成果”。郭绍虞称杨著在内容上和方法上，可说为中国修辞学“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全书十八章、十七万余字，1933年由世界书局出版，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增订出版。 五、文字、训诂学著作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是遇夫先生文字学、训诂学、语源学的代表作，1936年底出版，奠定了他作为当时“文字训诂之学第一人”（陈寅恪语）的崇高地位。 《积微居小学述林》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的姊妹篇，1954年出版，因为后出，考据更为炉火纯青。上述两书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国内外影响深远。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是论文集，文字训诂学名著。1931年至1936年冬，先生“乃专力于文字之学”，完成了“说字”、“音韵方言文法”、“经史金石考证”等论文一百零六篇，五卷，共十六点四万字，书名《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937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乍出”，师生同行赞为“创获”。著名语言学家余嘉锡说：杨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于《说文》讽籀极熟，于群经讲贯极精”、“上溯钟鼎甲骨之文以识其字，旁通百家诸子之书以证其义。穷源竞委，枝叶扶疏”，为近代文字训诂之宏著。张尔田称：“《论丛》内容精墒”，“自开户牖”，有“创通之美”，“不堕乾嘉大儒之法”。该书乃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原创性学术精品之一，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1937年先生任教湖南大学后，将小学金石的新作辑成《续编》一卷，于1946年出版。1954年，先生将1931年出版的《文录》，1937年出版的《论丛》和1946年出版的《续编》，进行删选增订合并，辑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共六卷，一百三十九篇，三十一点六万字，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先生小学金石研究的卓越成就。郭在贻称：遇夫先生“于音韵、文字、训诂、语法、修辞等，靡不淹贯，其于训诂之学，尤为卓绝”。新著《论丛》，“对乾嘉时代训诂学”“有所创新和发展”。他和章太炎、黄侃等都是“卓越的训诂学大师”。雷敢指出先生精于“王、段之学，但不拘泥于王、段”，“不在文字本身兜圈子，而能博涉经学”，“大量运用金甲文的研究成果，考释文字，校勘考证历史文献和整理古籍”，因而“开辟了文字学研究的新境界”。陈寅恪倍赞先生经史兼精的学养，说杨先生“熟读三代两汉之书”，群经诸史，“融会贯通”，故考证“脱离片断之金石”，解释“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言从字顺，犁然有当”。“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诬也”。 《积微居小学述林》收入的是杨先生1936年以后写的“说字之文和其他文字”，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的续集或姊妹篇，全书七卷，二百零七篇，前五卷为解说通考文字之学，后两卷是故书古史杂考与序跋书札杂文，共三十四点七万字。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中华书局重印。封面书名译有英、俄文字。曾运乾说：《述林》“绎许书，广综经典，稽诸金石以究其源，推之声韵以尽其变”，其文字学说，已“超二王而迈俞、孙矣”。廖海廷称先生谙练许、段、王之学，“博学精思”，“能独出新诠，发复千古”。先生说字，“形、声、义三者密合”，“明文字之源”；“精通古韵，穷其语源”，故能辨段、王之“瑕瑜”，剔许君之“谬说”，为文字研究“辟一新径”。 《中国文字形义学》是遇夫先生治古文字学、文字学的集大成式的总结性著作。1944年，杨先生对《中国文字学概要》作了增删和调整，改名《中国文字形义学》，分《形篇》、《义篇》。《形篇》取原书前六章，另增“会意兼声”和“准会意”两章；《义篇》取原书第七、八两章，扩充原书第六章“训诂知识”。1952年对《中国文字形义学》进一步修改，使全书“益臻细密”，1955年写成定本。先生逝世后，1961年《中国文字形义学》定本转到他人之手，至今下落不明。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中国文字学概要》和《文字形义学》底稿的前半部，以及《文字形义学目录》合订出版，约十三万字。遇夫先生曾说：《文字形义学》“经营前后十余年，煞费心思”。周秉钧说，先生写此书“用力甚勤”，是他“数十年心血的结晶”。它有以下四个特色：1、博采了近现代汉字研究的新成果，集中了先生自己的创见，订正了《说文解字》一些失误；2、理清了“象形”和“指事”的界限，化解了前儒颇多难点和误解；3、运用近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细分了汉字结构的类型，为现代科学文字学的奠建做出了新贡献；4、揭示了汉字发展的一些规律。黄侃说：“长沙杨君之于形、声字有独见，越段、王樊篱，补许君之不足，自为一家之言。许嘉璐称：“杨先生于文字研究”，广综博取，自创一条新路，形成了“‘说文’杨氏学”。 前几年，湖南大学发现杨树达先生部分手稿。据杨逢彬先生说，遇夫先生的重要著作在其生前都已经出版，现今发现的手稿，是杨树达先生次子杨德庆将部分遗稿捐赠给湖南大学的（这部分手稿目录现还在杨氏后人手中）。杨逢彬说：“这批手稿具有发掘和研究价值，但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遇夫先生的代表性著作。” （杨树达：《汉书窥管》、《高等图文法》，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词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