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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秉承并融会儒释道伟大精神传统，悟透“命”之在“生”的生命之意义，养生而济公，将“与天地参，成己成物”之教义铭刻于心，使其意之所发总与家国天下一体，在积极用世中圆成个人自身的价值，即实践中呈现大地之体用不二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终极之道。分开而言，这样的世界观、生命观和价值观的体现，使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源流不断。 这种联系与发展不二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核心，马克思依据此大道之悟生长出来的思想强调了在现代无论我们用何种技术来改变世界，但偏离生生之根本，技术所改变了的人与物，包括技术本身以及运作它的资本市场或社会就要在人与物自身强大的存在意志力量下被扬弃。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就是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他说，“异化的扬弃和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近代以来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的反思，当中华民族遭到此灾难的洗礼之后，它便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成为他们思考个人、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命运的实践前提，并实际上在新的历史存在中成为了他们发展本民族哲学和追求生命理想的契机，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指导他们立德、立功、立言。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的严北溟先生就是生动的写照。 一、没有一纸文凭的大教授 严北溟教授系湖南湘潭县人，1907年生，1990年3月逝世。生前曾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委员，《哲学大辞典》副主编兼《中国哲学史》卷主编。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西行集》（诗选）、《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唯物观》、《孔子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经济规律》、《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儒道佛思想散论》、《中国佛教哲学简史》、《列子译注》；先后发表文章百多篇，其中《论红楼梦与佛学思想》、《论佛教的美学思想》、《关于社会注主义时期的宗教道德问题》等，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严先生的这些成就主要是他在逆境中自学奋斗的结果，他不仅博闻强识，更有刻苦忍耐、好学善思的独立精神。 1968年冬，他与一个同样受政治迫害的文学爱好者关在一起，那人见先生每日嘴唇微微翕动自得其乐，不觉发生兴趣，便向先生求教一些未曾读过的名诗佳句。半年过去，他竟能背得出五、六百首，自感熏陶益深，对祖国文化传统益增热爱。一次问先生：“你肚子里究竟还有多少诗？”先生笑答：“照这样的进度，大概还能同你再蹲两年班房”。先生烂熟于胸的这几千首诗都是童年刻在心里的印记，而他的童年却是充满了凄凉和孤苦。 先生的母亲生过六个儿女，四个殇亡，只有他和大姐侥幸存活。家里祖辈都是农民，唯其父在耕种之余，苦读诗书，后来中了秀才、举人。不过，其父一生清廉，身后萧条，家里除了几箱书外，没有半点田产，一间房屋。可怜孤儿寡母只能投奔远乡亲戚家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从谙事时候起，他受到的就是地主富儿们的欺凌，郁郁寡欢。不过，这样的生活倒使他很早就对父亲遗下的那几箱线装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五岁那年，其母节衣缩食，将他送至离家几里外的一所私塾开始发蒙，直至十二岁的七年间换了三所私塾，塾师水平既后来居上，他也愈以优秀异于群儿。渐渐地私塾所教的《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之类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转而开始细致地阅读起父亲留下的书籍。对于先生来说，那是乡间不可多得的书林瑰宝、知识渊府，打开了无比广袤的天地，以至终日爱不释手，晚上便搬个小板凳到玩牌聚赌的邻家门口借光看书。先生一生没有任何学历证明，主要靠的是自己在艰苦环境中坚忍不拔地刻苦自学，真是所谓： “荒村十里鸣蛙夜， 一点青灯伴读书” 先生十三岁那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新思潮也波及到湖南的乡村。为追求新学他只身离家到湘潭和长沙先后读了三所私办的英数理化补习学校，每每以优异成绩而越级卒业。十四岁自拟题目《论孔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参加湘潭益智学校论文比赛获得第一名。文章针对当时全盘否定孔孟学说提出自己的观点，意谓孔学为中国几千年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应该把历代君王利用孔学为统治术同孔学本身的思想价值区别开来，未可一概接受，也不应全盘否定。还将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当时先生不曾学习过唯物史观，这种注意把过去所学的经史古文等旧学知识同新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历史的总体角度去考查和评价儒释道思想和各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却成了他一生的治学倾向。 二、实践中的民主革命者 一个人早年的经历和后来的成就终归要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改变历史环境的实践中去解释，历史地实现了的现实是他的被抛状态，他如何因此“命”而“生”，是他生命的张力所在，更是他对大地意义的朗现和展开，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对世界并包含于世界中的生命的理解。 先生的治学生涯始终同政治活动交织在一起。他青年时期就追求真理，接触到毛泽东早年活动过的长沙文化书社，发奋钻研马列书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将自己已有的知识综合化、系统化，自觉地利用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观察历史和国故。守死善道，积极用世的思想，使先生早年就投身革命活动。1927年5月，由郭亮（时任湖南总工会委员长）介绍加入中共，后因长沙“马日事变”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在西湖边呆过多年，后沪杭沦陷，随大批抗战青年和进步文化人士从大城市撤退，聚集到浙东金华——这个唯一通向后方的浙赣路重要据点上来。当时他在工作上一面同他们以及个别党员紧密联系，一面利用国民党内部的蒋桂矛盾，得到拥护团结抗战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支持，于1938年春在金华创办了一个宣传抗战刊物《浙江潮》周刊，并自任主编。当时高涨中的温州青年运动，成为了这个刊物的有力支持者。因此，先生在带稿件来温州胶印外，更重要的就是和当时抗战青年组织及其领导同志等加强工作上的联系，有时并以周刊的名义采取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倾向，扩大团结抗战的宣传。在担任黄绍竑为轮训部队基层干部成立的“浙江省军官教导总队”下设政治指导室主任时，延揽了一批地下党员担任政治指导员。 由于他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器重，曾于1939年春金华之行召见谈话，并亲切指示方针。浙江省党部特务立即把此事密电重庆，不到两星期，蒋介石便电告黄绍竑，要先生“赴渝一谈”。在重庆，他拜聆了中共办事处董必武等同志的指示，抵制了蒋介石、陈立夫等人轮番以高官厚禄引诱，继续为党工作。对此段经历，先生后来有诗感叹： 婺滨春夜忆邀谈， 教导亲承作指南； 四十年中翻覆变， 抚衷挥涕我何堪！ 先生的《浙江潮》被国民党反动势力催残后，又得到黄绍竑的赞助，创办了《浙江日报》，任发行人兼社长、总主笔，报社编辑部实际上是以地下党员为核心，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团结抗日，揭露蒋介石分裂阴谋，不断地联系进步力量，掩护地下活动，暗中宣传革命理论，在浙江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先生在浙江生活十六年，与浙大学生有过难忘的接触。在浙大他作过“国内和平民主形势”、“关于抗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美苏关系与太平洋问题”三次讲演，激起学潮，在地下党的推动下形成为大规模的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先生也因此不是被国民党严厉警告，就是被特务三清团殴打。最后不得不被迫离开浙江来沪，1949年4月初，作为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谈判，后随团起义。解放后，由董必武介绍到复旦大学任教。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 先生知识广博，在复旦大学先后开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哲学史、哲学原著选读、佛教史讲座、因明学、佛教哲学等课程，对中国思想史、佛教史及佛教哲学、因明学有精深的研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刚正不阿的治学精神，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加强民族自尊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结合民族特点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迫切要求。 1962年春，毛泽东同志来沪，由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陪同，邀请了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谈话，曾问及复旦有否开设佛教课，周谷城答以没有。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倡导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特别是佛教，认为它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影响很大，在大学里应该有这门课。会后陈丕显同志给复旦党委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对于讲学佛教，先生既没有盲目信仰，也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方法，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它加以认真的分析，既肯定它的合理因素，同时也深刻揭示出它的宗教本质和社会作用。他不是满足对佛教史作一般的叙述，而是力图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纷繁的宗教现象中寻找本质性的东西，从佛教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他在分析评价佛教思想时，坚持一方面从总体上把握其内在的体系结构，另一方面也注意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注意揭示其他各种思想以及一些主要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努力从哲学高度来总结人类的理论思维教训。由于先生的讲课和著述中的分析和结论都是以史实为依据，因此使人信服。 北溟先生对中国哲学中的儒家和道家注重现实精神、伦理本位思想、融化宗教倾向、与科学结合以及辨证思维发达的特点的评价及其评价态度也是很中肯和公正的。在《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一文中说，由于思想认识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和古代哲学家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上的自发性，清理中国古代的思想工作就决不能公式化。就阶级分析讲，阶级性和科学性是一致的，如果看不到思想认识的相对独立性，那就会把阶级的标签到处乱贴，甚至发展到把前人思想一概否定。再就哲学路线上划分而言，任何一个无论中国或西方的古代哲学家的观点，对他们用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鉴定都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所做的分析，而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这种对立，例如孟子，游说诸侯实行仁政，一开口就是“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使民养生送死无憾”，如此大声疾呼，主张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观点很难讲是唯心的。因此，我们不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问题，势必把哲学的党性原则简单化、庸俗化。对于简单化、庸俗化惨痛教训，先生用“空、假、中”三字说明。认为停留于第一性、第二性的口头承认，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空”，把社会政治的具体实践摆在次要地位以评判哲学性质，是对唯物主义的“空”；研究和学习哲学史不仅要提高识别唯物、唯心论的本领，尤其重要的是锻炼对现实生活中假唯物主义、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识别能力。“中”就是打击今人，厚诬古人，并包藏祸心，借刀杀人，给你先戴上唯物、唯心的帽子，再在帽子底下去找论据。 对于“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个被哲学界久已奉为圭臬的定义，先生严正指出是有问题的。因为哲学史规律只存在于有限的历史时期，不应把它作为固定公式到处套用。事实上中国哲学史特点的研究比规律更为重要，应从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去探索哲学发展特点，然后总结出它的规律来，并不是先定下一个规律再从规律下面去寻找特点。 面对解放以后日益膨胀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先生提出要对孔子、孟子、庄子等古代思想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在文革动乱期间，横遭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多年撰写的书稿和积累下来的资料被抄一空。尽管这样，他仍坚信曙光终将冲破黑暗，作《六八年冬狱中自述》以明志： 锒铛声接叫嗥声， 不信人间乏至公； 一事无成双鬓白， 三生有幸万缘空。 休惊陷害滔天罪， 耻笑呼冤抢地穷； 快睹曙光冲黑暗， 五更残梦铁窗风。 孟子云：“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心之所至，路之所在，信仰由此，实践致之，由路之展开，逆觉心之所向，由心之所向，指点出性，由性之指点亲证我与天地之联系即同体不二。马克思作为存在的人属于存在，他的哲学之思，亦是存在自身之思，他在自己和与自己同样的人的苦难和贫穷中追问其根源时，深刻地理解了社会，看到了社会的历史性，揭示了历史性传承的动力。造成贫穷和苦难的社会与摆脱贫穷与苦难的人都是存在的，造成事实和摆脱的理想之对立作为存在自身的统一呈现了存在的生生之义，为理想和追求理想在心中确立一根据就是哲学和信仰。佛教义理的中心为成佛，缘起性空和因果报应是它的两个基本点。成佛是人生之信念理想，此信念理想所指向的价值是基于两个基本点对世界本真状态的诠释而得到的，缘起性空和因果报应是对世界普遍联系和在联系中变易之道的言说。天地万物，哪一样有自性，其性自缘起，万物本身之联系而簇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切皆在因果之中，对现世痛苦的摆脱和理想的实现要寄予他人，行善就是走在理想的实践途中，也是在揭示真理的路上。 人只能在时间的地平线上看到真理，真理是在人的实践中历史地属人的，这样来表述人与真理的关系，是因为人是有限的。但正因为人是有限的，把对现实的痛苦和摆脱痛苦的希望作为对立统一的人的存在，再将希望指向的可能性在意识中化为精神理念而坚定地守护着，从追求自由中反显出自身作为自由的存在而肯定，在实践中展现因果生息不断的世界，对于他而言才有真实的价值。孔子言：“我欲蹈之以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是北溟先生一生写照，此写照反显出中国哲人几千年孜孜以求的仁义，和当代现实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展开，为继承弘扬祖国的文化传统，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精神是复旦的传统，也是复旦的光荣，更是中华民族生息的根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