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璀璨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当时的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总结与研究。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大约一千年时间里，西欧似乎把古典世界完全忘却了。文艺复兴开始了近代欧洲对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新认识，延续至今。其间名家辈出、著述宏富，争论也十分热烈。
    我国对古典世界的研究，是从建国之后真正开始的。建国伊始，世界古代史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全面学习苏联。这为我国的古典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受到了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文革”十年，古史研究完全停顿。“文革”结束后，这一研究从恢复到发展，再到深入与繁荣。资料积累日益丰富，研究视野逐渐放宽，新的领域不断开拓，在许多问题上都得出了独到、成熟的见解。
    一、古代希腊的经济特点
    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学者们在辩论斯巴达与雅典孰优孰劣时涉及到了经济问题，是为探讨古代希腊经济特点的开始。（对于西方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主要参见晏绍祥：《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但对这一问题的真正突破，则要等到19世纪末。1893年，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彻尔出版了《国民经济的起源》一书，把整个经济史按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划分为“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三个阶段。他认为，整个古代都属于闭塞、无交换型的家庭经济时期。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尔对此说表示反对，在《古代经济的发展》一文中，他坚持认为，古代同样经历了它的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具体说来，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的工商业已有了较大发展，与14、15世纪的欧洲水平相当；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更是已经处在了资本主义的旗帜之下，与18、19世纪以来的英德两国颇为相似。此后，不断有学者加入双方阵营，从而形成了一场“原始派”和“现代化派”之争。迈耶尔这种历史循环论的看法把古代历史严重地现代化了，但他也确实发现了古希腊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事实，因此得到了一批著名史学家的支持，如英国的乌尔、法国的贾德、格格兹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迈耶尔的观点在西方古史学界取得了统治地位，并在俄裔美籍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那里达到了顶峰。
    但是，西方史学界对现代化派的批评一直未曾中断，最著名的是马克斯·韦伯及其弟子J·哈斯布鲁克。在《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等著作中，韦伯认为，古代的商业主要集中城市，内地及广大农村基本未受影响。而古代的城市只是消费性城市，贸易产品以奢侈品为主，因此商品交换受到限制。哈斯布鲁克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指出，由于公民保有对土地的独占权，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外邦人所控制，因此希腊城市根本不存在国家的商业或工业，更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经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古史研究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现代化派的缺点日益充分地暴露出来。波拉尼、芬利、德圣克罗阿和威尔等著名史学家对之展开了批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裔英籍史学家M·I·芬利。在其关于古代社会看法的代表性著作《古代经济》中，芬利认为，经济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原始到先进的线性发展过程。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政治及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始终处在低水平，经济活动更多的具有政治动机，工商业发展水平很低，且大多数控制在外邦人手中。所以，希腊国家并无近代意义的经济政策，在近代创造出的经济概念也无法运用于对当时经济的分析。在他们的努力下，原始派在西方古史学界确立了正统地位。但是，争论还远未结束。奥斯邦、默里等人仍然相信工商业的发展对希腊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随着考古调查的深入，双方争论的焦点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商业转向农业。他们大都承认，就本质而言，古希腊的经济是农本经济。但对这一农业中的商品化程度问题，仍是众说纷纭。（对于近年来的研究状况，参见晏绍祥：《近20年来英美古希腊史研究的若干趋势》，《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
    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界全面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进行古希腊史的研究。对于经济特点的研究多是与阶级斗争、奴隶制、农村公社等问题一并进行的。（参见苏联《古史通报》社论：《古代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史学译丛》1956年第2期）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倾向于反对古史现代化，认为“在古代希腊，其实我们没有理由说工业资本、而且也说不上作为向工业资本过渡阶段的商业资本” 。（А·И·久梅涅夫：《40年来苏联对古代希腊史的研究》（1917—1957年），《史学译丛》1958年第2期）但这些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后发生了很大改变。该书认为：“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