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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所作的大量有益的探索以及其在罗王之学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考古及民族学材料相互比较参证的科学的多重论证法，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值学风浮躁，目前的夏商史研究中所暴露出问题不少。有的学者在史料不足徵的情况下，急功近利，浅尝辄之，随意发挥主观想象，甚至凭空捏造史实，杜撰出一些所谓的“禹都阳城即濮阳说”、“古秦楚同源论”等奇谈怪论，它们还能刊发于所谓的国家级刊物或是核心期刊上，此种风气不知何时休矣!今撰此纪念文章，在弘扬徐中舒学术精神的同时，期望对此不良学风有所遏制。 关键词: 陈玲玲 徐中舒 夏商史 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公认的大师级学者。徐先生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以高尚的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学科领域中辛勤耕耘，奋力开拓，以渊邃非凡的学识和精湛丰硕的成就饮誉当代学林，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本文仅就徐先生在夏商史领域的研究成就进行简单的归纳整理与述评，以纪念这位为中国学术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学家。 一、徐中舒先生与夏史研究 夏代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的开始。在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前，夏代的历史犹如一团迷雾，夏代的历史也长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怀疑。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发掘为主的我国现代考古学的产生，为探索夏文化奠定了科学的基础。30年代初，考古学者曾将山西西阴村发现的仰韶遗址和我国传说中的夏后氏遗迹联系起来。其后不久，徐中舒先生发表了《再论小屯与仰韶》[1]一文，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徐先生主要根据当时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结合文献记载的夏部族的活动地域，认为“从许多传说较可靠的方面推测，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又说由于仰韶时期“遗物上没有文字发见”，“所以在本文中仅得依据中国史上虞夏民族分布的区域，断定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这本不是健全的方法，但我们也不妨认为一种有理解的新的提议。”这个提议为我国史学界利用田野考古资料探索夏文化建立了一个新的起点。该观点提出后，在中外考古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史学家格林·丹尼尔所著《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曾对徐先生以上观点专门进行了介绍。 建国后，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新的田野考古资料不断涌现。在新的考古资料日渐丰富的情况下，徐先生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发表了著名的《夏史初曙》[2]一文。他说:“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查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与此同时，他还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对夏、商之际的民族大迁徙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说:“夏、商之际夏民族一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则南迁于江南为越，……这都是中国历代相传的旧说，单词片语虽不足令人遽信，但综合言之，皆有条理可寻，又未必全是向壁虚构之说。以上这些旧说，与地下遗迹也可以相互印证。”[2]在《夏史初曙》一文，徐先生说:“夏亡之后，韦、顾两族都迁至中原以外的边远地区，这些边远地区都可以作为夏代原有的边疆看待。”[2]徐先生在分别考察了夏、商之际韦族等北迁的情况后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辽、金、元、清四代，都应是室韦的后裔，他们入主中国，就是室韦重返中原与我们共同缔造区夏，并不是什么外族入侵。”[2]在该文中，徐先生首次就夏代文字问题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传说中虞、夏文化分布之区，原与仰韶文化为近，古代虞、夏两族从黄土高原逐渐发展到河西、河东以及伊、洛、汾、沁之间，乃受龙山文化影响而形成二里头文化，当时应当还没有文字。不然，为什么他们的后裔，如匈奴，如越，都没有文字保存下来呢? 文字滥觞于大汶口文化，后来为殷商所继承，由巫卜这个集团的人，世代相续，沿袭使用，在使用中才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殷王每事都要一再占卜，无日不卜，无事不占，每次占卜都要把卜兆和所卜之事记录下来，以观验与不验。文字就是在这一班巫人手中，日趋纯熟，以至完备。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已备六书条例，这是武丁以后二百七十余年的卜辞。这已是殷代晚期，文字到这个时期才能达到成熟阶段。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没有文字出现，也是夏代没有文字的默证。”[2]徐先生的以上观点在以后的论著中进一步系统和完善，对于研究夏、商时期的民族与民族关系、中国古代文字的起源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后，他和唐嘉弘先生合作撰写的《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3]一文可以说是夏史和有关中国古代文字起源问题的又一篇力作。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指出，夏代历史，文献多有记录，全盘否定夏代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夏代没有文字，人们靠结绳、刻木和流行图象符号记事和帮助记忆。《左传》上所说的夏代“百物而为之备”的图象符号，是象形文字的前身，正在向着象形文字迈进，这一过程，即把社会的全民的形态各殊的图象符号逐渐规范化和稳定化，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甚至更长一些;殷商的贞人集团就属于完成这一任务的人群。这件事本身亦可说明夏代尚无文字。殷墟甲骨文字的书法与结构，一方面体现出它的成熟性，距离原始的图象符号，已有相当距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它的省型与变型的分化过程，仍有一定的原始性，从这里亦可反证夏代尚无文字。徐、唐二位先生在论述这一观点时，结合有关考古学资料与大量人类学材料，旁征博引，比较论证，极富科学性和说服力。 徐先生关于夏史的论著还有很多，其中诸多颇具新意的观点散见于其他著作之中，在此不作详细探讨。今仅从以上所举诸篇代表性著作，就不难发现，徐先生对于夏史研究功力之深厚，成就之巨大，并由此可以想见其在这一学术领域里的崇高地位。 二、徐中舒先生与商史研究 殷商史是徐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此方面，徐先生的论著颇为丰富，今撮其要者，分别述之如下。 《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4]一文，系徐先生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时所撰写的毕业论文，后发表于《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期。该文中，徐先生首先强调了“殷、周之际，我国民族之分布，实经一度急剧之变迁。其关系后世，至为重要。”他搜罗古代文献和古文字资料，从周人称殷为夷、为戎，殷、周畿内之地称夷，箕子逊于朝鲜等方面说明商、周非同种民族。在该文中，徐先生还最早提出了“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的观点。他说:“周公迁殷民于成周，成周居四方之中，可耕之土田少，又压迫于异族之下，力耕不足资生存，故多转而为商贾。……商为异族，故周人贱之。其后，汉律贱商，即由此意衍出。”徐先生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不小反响。胡适先生《释儒》(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一文即曾承其说，云:“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名起于殷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评论说，“此固一种猜想，而弥觉其可能性之不弱。”[5]他还发表过《殷周文化之蠡测》[6]一文，打破学者将我国古代王朝视为同一个民族所建的传统见解，进一步指出殷、周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加以兴革，益得发展。殷、周在文字、生活习俗、器物形制方面大体相同，惟在姓氏、亲族及历法分旬上相异，而分旬之异并不是什么改正朔的问题，乃是民族习惯不同所致。 徐先生所作《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7]也是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名作。在该文，他结合殷墟甲骨文记载，以证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他还通过对甲骨文“为”字结构进行分析，以证殷人服象，必为古代相传之信史。然后由象之逐步南迁之事实以证我国大陆古今气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见解无疑极富科学性，其不仅对于先秦史研究，而且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本文中，徐先生还对商民族的起源地这一令学术界颇感棘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看法:“古代环渤海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原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族即起于此。史称商代建都之地，前八而后五，就其迁徙之迹观之，似有由东渐西之势。与周人之由西东渐者，适处于相反之地位。”尽管商族起源地望问题的论争迄今仍在学术界持续进行着，徐先生的观点亦并非最后的定论，但他的这一观点确实备受先秦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其对于殷商史及商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无疑颇富重要的启发意义。 鬼方是屡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古代文献记载的活动颇为频繁的商代主要方国之一。由于材料的缺乏，有关鬼方的若干问题虽然经过王国维等先生的深入研究，但所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徐先生于抗战前夕发表了有名的《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8]一文，认为《易·既济》及《未济》“两伐鬼方，当非一时之事。”尤其他考证《易经》爻辞中伐鬼方者并非是商王武丁，而是周王季。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与《易经》爻词所记震用伐鬼方者，当是一事。“此谓周伐鬼方而殷人赏之，以小邦而伐大国之敌，故有震惊、震恐之意。”此种解释，纠正了古代学者的错讹，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该文中，他还对《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东夷叛之”及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两则材料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商末周人势力必已远及江、汉以东，如陈，如吴，皆是。盖商人治兵于黎即所以防周，故周人即嗾使东夷叛之，以为牵制之师。其后，纣克东夷，周人即乘之以戟黎，卒以灭商。”这种分析颇有一定的道理，而且颇为接近商、周之际的历史实际。 商、周时期的土地制度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重大理论性问题之一。徐先生曾撰著过《井田制度探原》[9]一文，认为“田”的初义“为田猎”，“为战阵”。“田之所象，实与田猎之阵营相符”，“井田之形方，实由添猎社会演变而来”。“殷代田男两服行井田制，八家为井，故其编组皆以四进”。关于战国时期文献中的“爰田”，徐先生解释为“交换其田”。殷、周之际，荒土颇多，周人农业实行粗耕，地力既竭，便转而它徙;其后空旷土地渐少，则需与他人换土易居，这就是爰田制的内涵。徐先生的解释，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论证缜密，自成一说，受到学术界绝大部分多数学者的赞许与支持。 商代王位继承制度长期以来也是学术界聚讼不决的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徐先生《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10]一文以为，“殷代为氏族(或称部落)社会”，“甲骨文中王有王族，子有子族，有庸氏之族，有羽氏之族，有三族，有五族，有多子族，皆氏族社会之徵。”“盖武丁(高宗)以前殷人仍在氏族社会时代，王子必须与其部族共同耕稼操作。故祖甲旧为小人，武丁久劳于外，杂于小人之中，故能知小人之依，能知稼穑之艰难。其后即位则必由部族推戴，或贵族间之选举。凡推戴或选举必多属年长之兄弟辈。”这就是兄终弟及之制在商代颇为普遍的原因所在。在这篇学术著作中，徐先生结合有关文献记载、甲骨文材料和民族学资料，进行科学的多重论证，所作结论，颇另人信服。 建国以来，徐先生有关殷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继续不断涌现。他所著《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11]一文，根据考古发掘指出，黄河流域一带有大批竖穴或窦穴，有的窦穴有脚窝可以上下，有的竖穴有台阶可以出入，他还用古文字资料与上述情况相印证，说明殷人早期穴居，后来才有地面建筑出现，这个变化乃是因为殷人与淮河流域的民族接触日益频繁受到他们使用地面建筑影响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地面建筑的出现颇具重要的启发意义。 殷、周之际社会的基层组织问题，是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王国维先生曾发表过著名的《殷周制度论》，从殷、周两代的上层建筑中，找出它们的差别来;而关于它的基层组织，则仍付阙如。徐中舒先生《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12]一文，曾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系统的论述。甲骨文中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等，这表明王和王子或许多王子不在一族之内。徐先生结合有关甲骨刻辞、铜器铭文和澳洲阿兰大部族组织的分族情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得出结论:“殷、周社会的基层组织有着根本的区别，殷代是彻头彻尾的氏族组织，而周代则已是氏族组织解体后进入家族制的社会了。”族与姓的不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徐先生在该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一番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从民族学材料看，在氏族社会，“男子初从夫居时，妇家都称之为甥;反之，女子于归从夫居，夫家即称之为姓。甥与姓的初义，就是新人的意思。”“姓是因为家族外婚女子从夫居才产生的，在氏族的分族婚级制下，是不需要的，因此。秦汉以前的男子，就从没有称过姓的”。在该文中，徐先生还对周代的昭穆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是周康王以后周人从东方抄袭来的典礼。成汤以前的先公的排列顺序，正符合周代昭穆制度的序列，所以其正是昭穆庙制的蓝本。以上徐先生所论，方法科学，判断准确，证据可靠贴切，完全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 殷、周社会性质问题是先秦史研究中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徐先生发表的《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则是有关这一学术问题的一篇力作。为进一步说清楚西周是封建社会，徐先生在本文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对商代奴隶制和奴隶制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徐先生首先从对殷代内外服制的分析入手，并结合历史上辽代、满洲早期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参验比较，他说:“殷代虽然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但是它的统治阶级，还长期保存着家长制氏族制度，他就靠了这个家长制氏族制度来奴役其他的部族。”“殷代侯、甸、男、卫四服，只有甸卫二服在邦畿之内。卫服是镇压奴隶的军事贵族，甸服是被俘虏来的生产奴隶。只有这两服才是奴隶制。侯、男两服，前者是没有脱离自己的部族，后者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两服可能已有封建制的因素了。”这种解释，既有宏观的理论，又有微观的考证，论据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关于商代内、外服制问题的研究，徐先生在该文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其集中体现在由他和唐嘉弘先生联名发表的《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的问题》[14]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将商、周服制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别。 徐先生关于殷商史方面的代表性论著还有《商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15]、《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16]、《论甲骨文中所见的儒》[17]、《殷周史的几个问题》[18]等。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不再作详细论述。 夏商史是中国文明史的源头，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加上晚出史料固有的复杂性，真正意义上的夏商史的研究工作，历时并不算太久。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所作的大量有益的探索以及其在罗王之学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考古及民族学材料相互比较参证的科学的多重论证法，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值学风浮躁，目前的夏商史研究中所暴露出问题不少。有的学者在史料不足徵的情况下，急功近利，浅尝辄之，随意发挥主观想象，甚至凭空捏造史实，杜撰出一些所谓的“禹都阳城即濮阳说”、“古秦楚同源论”等奇谈怪论，它们还能刊发于所谓的国家级刊物或是核心期刊上，此种风气不知何时休矣!今撰此纪念文章，在弘扬徐中舒学术精神的同时，期望对此不良学风有所遏制。 [参考文献] [1]徐中舒 再论小屯与仰韶[Ｊ].安阳发掘报告，1930，(3). [2]徐中舒 夏史初曙[Ｊ].中国史研究，1979，(3). [3]徐中舒 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Ａ].夏史论丛[Ｃ]，济南:齐鲁书社，1985. [4]徐中舒 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Ｊ] 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1927. [5]徐中舒 商人释名[Ａ]，浪口村随笔[Ｃ]:卷之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徐中舒 殷周文化之蠡测[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本，1931. [7]徐中舒 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本，1930. [8]徐中舒 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本，1936. [9]徐中舒 井田制度探原[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上册，1944. [10]徐中舒 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Ｊ]，文史杂志:第五卷，1945，(6、7). [11]徐中舒 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九卷，1950. [12]徐中舒 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Ｊ]，成都:工商导报.学林副刊，1951年1月7日. [13]徐中舒 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Ｊ]，历史研究，1957，(5). [14]徐中舒 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的问题[Ａ]，先秦史论文集[Ｃ]，人文杂志增刊，1982. [15]徐中舒 商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Ｊ]，考古社刊，1935，(2). [16]徐中舒 四川彭县?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Ｊ]，文物，1962，(2). [17]徐中舒 论甲骨文中所见的儒[Ｊ]，四川大学学报，1975，(4). [18]徐中舒 殷周史的几个问题[Ｊ]，四川大学学报，197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