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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能够写出这部百万言的著作，饮水思源，首先必须感谢我的父亲（名国廉，字洁泉）对我的教导。父亲是自学成才的，他虽然只读过几年私塾，但是好学不倦，读书成癖，不到20岁就已经对国学有了一定的造诣，并且步入教书生涯。在教了几年小学之后，他考进了奉天高等师范（这是当时东北大最高学府，也是后来的东北大学的前身），读的是理化科。毕业后，他便回到本县辽阳的一个中学当理化课教员。但是，他生性爱好文史，而且有文史的素养，所以很快就放弃了理化课，而改教国文课。后来他在辽阳和奉天（沈阳）两地的几个高中教了数十年的国文，一直到年老退休。可以说，他的一生便是教书和诲人不倦的一生。 父亲教国文课最受学生欢迎。他讲课简直就像家人父子之间话家常一样，不疾不徐，娓娓道来，使学生感到亲切有味。这一点，就我所知恐怕只有潘光旦教授（执教于抗战时的昆明西南联大）可以与他媲美。原因无他，父亲不但熟悉经史百家，学有根柢，而且有罕有其匹的讲课口才和技巧。这当然也与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有关系。 说也奇怪，父亲虽然有讲课的口才，但是在交际应酬的场合，却讷呐若不能言，他的这个口才竟然无用武之处。他生性直率，平时与人交谈都是直来直去，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花言巧语”是与他无缘的。与此相适应，父亲也拙于应付世事的能力。家庭里里外外遇到什么事情，总是由慈祥而能干的母亲出面应付，父亲总是袖手不问。唐代古文大家韩愈对自己的描写“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便是父亲的最佳写照。 对我说来,最幸运的是:父亲在家里非常喜欢讲故事。忆儿时每逢晚饭后家中无事时，父亲就坐在炕头上，一杯清茶在手，便讲来了。他讲的多半是历史故事，从春秋战国起到清末为止。中国二十五史几乎都涉及到了，有时也讲三国和聊斋。在讲故事时，他可以说把在学校课堂上讲课的全部口才和技巧都搬来了，绘形绘影，生动细腻，把听者都带到故事情节中去了，让我们与古人相伴，与古人共悲欢。这样一来，父亲于无形之中就在家里营造出一种浓郁的人文气氛。这种气氛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我于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对于文史之学的不可抗拒的喜爱以及对于历史文物的无比的兴趣。 但是，对我说来同样重要的是，父亲通过讲故事也培养了我的道德观念。他善于“寓教于乐”，利用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向子女们灌输善恶是非观念，特别是对人物忠奸的爱憎观念。他谴责历史上的坏人是毫不留情的，而对于好人则赞不绝口。而且，父亲是言教与身教相结合的。他以身作则，为人忠厚耿直，富于正义感，在金钱上一丝不苟，对于搂钱（贪污）是深痛恶绝的。父亲有两件事给我影响最深，使我终生难忘。 我们本村有一位姓陈的贫农，他的儿子（十几岁）有一次与一个小学校的学生相殴，把对方打伤了（伤势很轻），于是小学校长便借机讹诈，要求姓陈农民赔偿乐队的全套乐器（价钱很高）。这是一个贫农负担不起的。父亲知道后颇为气愤，便到学校去质问。在父亲的调解下，学校放弃了这个无理的要求。 父亲一个时期憎担任小学校长。当年在小学校长中间，贪污之风很盛。学校同意做制服便是贪污的一个机会：校长与成衣匠勾结，可以从中榨取不少油水。另外，吃空额也是校长贪污的一个手段。比如一个小学的教师定额为10人，而校长只聘请六七个教师，那么他就可以侵吞三四个教师的薪金。但是，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父亲却始终一尘不染，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品质。他常常以自豪的口气向我们谈论此事。 父亲的道德教育不但有助于我的品德修养,而且也给我后来的历史研究工作指明了一个方向:重视历史人物的品德问题,并且用道德品质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重要尺度之一。 我虽然对于中国的文史情有独钟，但是在进入大学教书后,由于命运的捉弄,却加入了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行列。不过我读文史古籍的习惯并未间断，在“三余之暇”，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思考一些中国历史上的问题，而我思考最多的是历史人物的问题。在父亲的影响下，我总是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为善恶两大类。早我看来像商纣王、秦始皇、曹操、武则天以及朱元璋等辈，不但应该归类为坏人，而且是历史的罪人。这几个历史罪人都犯下了擢发难数的罪行。其人格也都卑污可耻，谈起来徒污人齿颊而已。而另一方面，我对于好人则敬佩有加。在中国历史上好人很多，其中我最崇敬的莫过于子产、诸葛亮、文天祥和方孝孺等少数杰出人物。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志士仁人”。他们的功绩，只有孔子所提出的“仁”字足以当之。在读到诸葛亮、文天祥和方孝孺的悲壮事迹时，我往往感动得痛哭流涕。 我之崇敬他们，是有我的理由的。 子产是春秋是郑国的执政。他一生最感人的事迹，便是不毁乡校，容许百姓议政（当时有人建议毁掉乡校，以免百姓议政），这实际上就是同意老百姓对政治没有发言权。不但如此，他还令人信服地说明老百姓议政的重大意义。他说：老百姓闲来无事，议政执政的好坏，有什么害处呢？他们提出要求，我们照办就是了，他们所反对的，我们改过来就是了。可以说老百姓就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把乡校毁掉而不让老百姓发表议论呢？我听说，执政如果做好事，就可以减少百姓的怨言，而未听说使用威吓手段就可以防止百姓发怨言。如果禁止百姓批评政府，就等于筑坝以阻止河水流动，那会酿成巨灾的。 孔子非常赞成子产的态度、做法，他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子产不毁乡校的重大意义，在于他维护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在于他容许人品批评政府，以便作为政府施政的参考或依据。这里，子产所维护的不就是现代议会的雏形吗？ 而且，子产之不毁乡校。字实质上就是试图在中国古老的政治观念中实行一个重大的革命：改变人民在政治中的地位。儒家提倡“仁政”，苦口婆心地劝说君主实行“仁政”，这用意当然是好的，总比发家蓄意维护专制暴政要好得多。但是儒家的“仁政”学说还暗含着一个潜台词：实行“仁政”的权力只能操在君主手中，君主实行“仁政”与否，只能依靠他的自愿，别人无权干预，人民更不能干预，因为人民干预就是“犯上作乱”。这样，“仁政”学说实际上是把君主看做是政治的主体，把人民看做是客体；把前者放在主动的地位上，而把后者放在消极被动的地位上；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所谓“明君贤相”的善良动机上，而让人民消极等到上面“恩赐”“仁政”。现在，子产挺身出来反对毁掉乡校，维护人民的议政权利——这就是要求把人民从政治上消极被动的地位提高到积极主动的地位，就是要求变人民为政治上的主体。可惜，子产的这个思想，犹如黑暗天空上一闪而逝的慧星，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痕迹。 诸葛亮辅佐刘备父子，为“兴复汉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应该看到，他所效忠的不仅仅是柳备父子，在终极上他所效忠的是他的政治理想：消灭曹操、孙权的势力，一完成同意大业，用刘备的仁政取代曹、孙的暴政，用天下大治取代汉末以来的天下大乱，从而把中国人民从“倒悬之厄”（召云语）中解救出来。假若诸葛不死，北伐成功，由他来协助刘禅完成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出现腐朽透顶的西晋王朝，也不会有“八王之乱”及异族入侵所造成的国家分崩离析的可悲局面，中国人民就会在长期战乱之后重睹太平盛世的到来，（参见拙文《诸葛亮的儒者气象》，载《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的历史也就会改写了。 文天祥是中国人民最敬仰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但是，“民族英雄”四个字还不足以涵盖文天祥的全部人格力量。他在21岁那一年参加殿试，当场写的对策文章一万余言，而且没有起草，是一挥而就的。文章洋溢着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文中，他大胆地揭露南宋朝庭的黑暗腐败，有力地谴责了朝庭的奢侈无度和各级官僚残酷压榨人民的罪行，痛斥他们把人民当作鸡豸任意宰割。他敢于指出皇帝集大权于一身的专制统治，是一切黑暗腐败的根源。因此，他要求大力改恶从善专制制度及官僚制度。可见，文天祥在青年时代就有东汉末年范滂的气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大志，有拯救斯民于水火之中的抱负。他后来之毅然决然地承担起领导抵抗蒙古侵略的战争的重任，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最后在燕市从容就义，杀伸成仁。这不单单是爱国的表现，更是他热爱中国人民的表现。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把抗元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才能把国家从危亡中拯救出来，才能实现把人民百姓安置于衽席之上的宏愿。他所关心的是人民，而不是南宋的君主。 明初的方孝孺在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并占领南京推翻建文皇帝之后，由于严词抗拒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而后惨遭杀害。史家之啧啧称赞方孝孺的壮烈死节，不过是认为他对于建文帝的愚忠而已。其实，方孝孺效忠的不是一个皇帝，而是他为之奋斗的一整套政治纲领。 朱元璋在统一天下后实行的是残酷至极暴政。在他死后，建文帝在以方孝孺为首的一群儒臣的协助下，厉行以“仁政”为内容的文治。实际上，方孝孺是以建文帝的名义推行自己的全套政治纲领。他所写的文章《深虑论》，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抱负的表白，因为他在文章中强调君主应该以宽厚治理天下，而这恰恰是对于朱元璋的暴政的全部否定。 但是，由于朱棣的篡位，方孝孺的政治改革进程被打断。朱棣悍然恢复了朱元璋的暴政，而且变本加厉：实行特务统治，造成宦官跋扈，把士大夫的地位降到底层——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朱棣。 透过表面显现来看本质，明初的政治斗争在实质上是暴政路线与仁政路线的尖锐斗争。朱棣靖难之役的胜利，是决定明代政治走向的重大转捩点，它决定了暴政路线的统治地位。所以说，方孝孺是为了他的崇高的政治纲领而殉节的。 这样看来，子产、诸葛亮、文天祥、方孝孺都是孔子所说的志士仁人。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过永垂不朽的伟人的话，那么，子产、诸葛亮、文天祥和方孝孺不就是这样的伟人吗？斯人已逝。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他们的光辉事迹永远照耀史篇。 诚然,子产的业绩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起意义却是重大的,它表明中国古代已经有人接触到民主的边缘.诚然, 诸葛亮、文天祥和方孝孺都是失败者,但是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人,他们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他们都是站在正义一边的,他们的浩然正气可谓是“沛乎塞苍溟”。 使我惊喜的是，我在美国历史上竟发现了一位在道德和功业上可以与中国这几位历史伟人相颉颃、并且同样使我低回景仰的历史伟人，那就是生活在二百年前的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在同时代的美国人中间，杰斐逊可以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伟人。他在许多方面都走在当代人的前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光彩照人的特色。 美国在反英独立战争中涌现出不少革命领袖，但是在这些革命领袖中，惟有杰斐逊能高瞻远瞩，目光如炬，为这些独立运动指出斗争的方向。他在自己所写的《独立宣言》中，庄严地宣布了一天颠扑不破的民主原则：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应该享有天赋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成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些天赋人权。 这寥寥数语，不但为美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而且也为美国奠定了立国精神。因此，杰斐逊不愧是美国民主的奠基人。 此外，这也是在人类史上第一次以公开宣言的形式向全世界的君主专制的黑暗制度的大胆挑战。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发表的震惊世界的《人权宣言》，实际上就是在杰斐逊《独立宣言》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下产生的。可以有把握地说：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期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的烈火就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宣布的这句不朽的名言点燃起来的。因此，仅仅一纸《独立宣言》就足以使杰斐逊名留青史。 其次，在这次反英独立战争中，革命领袖们一般只是追求一个目的：实现美国的独立。但是，杰斐逊却怀抱两个目的：除了争取独立外，他还追求民主。他说得好：如果只实现独立而不实行民主，就等于赶走了英国压迫者，有来了另一个压迫者。这样一来，独立战争就无任何意义了，而且还白白地流了无数烈士的鲜血。 因此，当其他人只满足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时候，杰斐逊却单枪匹马地在弗吉尼亚大力推行民主改革。他希望用弗吉尼亚的民主改革去带动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改革。他的希望终于实现了“其他各州在弗吉尼亚的推动下，先后都实行了民主改革。 这些便是杰斐逊在革命期间特立独行精神的突出表现。 而且，当美国其他领袖们把眼光囿限在美国的革命和建国事业上面的时候，杰斐逊的眼光则突破了国界，不但希望民主在美国开花结果。而且也希望民主在全世界普遍取得胜利。他认为，在实现民主方面，美国应该成为全世界的楷模，以供其他国家仿效。 再者，杰斐逊在第二次就任总统的演说中，还就美国的外交政策宣布了一项重要原则：“与国家交往就同与个人交往一样，我们的正当的利益，永远不能与我们的道德义务分离。”他的这句话，掷地有声，意义重大。它是他的民主思想在外交上的反映。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向来都是以国家利已主义为准则的，而大国沙文主义者甚至实行“以邻为壑”的损人利己的对外政策。但是，杰斐逊却主张美国在外交上履行道德义务！这是何等的胸怀！ 杰斐逊关于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民主楷模的思想和他的道德义务的外交思想，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已经有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萌芽。这同样是他的特立独行的精神的一种表现。 杰斐逊的特立独行的精神还表现在他那独具特色的民主思想上面。他的民主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它有一种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激进色彩。杰斐逊反对君主制、反对贵族特权、反对暴政比任何人都更为严重强烈。他甚至说过如下这样激烈的话：“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灌溉。”“我在上帝的圣坛上发誓，要永远与对于心灵的一切暴政势不两立。”1776年他偶然从富兰克林那里听到一句格言：“反对暴君，就是服从上帝。”于是他便把这句格言镌刻在他的印章上，终身配带，作为自己大座右铭。他反对专制、反暴政、反压迫的思想，甚至直到临终仍未有丝毫减弱。 杰斐逊是这样痛恨暴政，以致为了防止保政的出现，他设计出周密完备的机制，提出了下述几种办法：第一，实行三权分立及地方分权（即联邦制）。暴政的产生，关键在于权力，因为权力机关意味着腐化，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化。而实行三权分立及地方分权，就是对于权力的限制与制约。第二，限制总统任期。美国联邦宪法对于总统任期没有限制，一个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下去，这就有可能演变为总统的终身制；再进一步发展就会变为世袭制，从而意味着君主制的恢复。所以，杰斐逊要求限制总统任期，因为这样就可以杜绝君主制的恢复及暴政的产生。第三，普及教育、发展教育。杰斐逊重视教育，说明他眼光高明，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野心家之建立独裁，主要是利用人民的愚昧，而有文化有知识的有民主意识的人民就不会容许独裁统治的建立。反之，民主政治的首要前提便是人民有知识、有文化、有民主意识。那么，人民怎样才能有知识、有文化、有民主意识呢？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第四，培养人民的反抗精神。因为人民有了反抗精神，当权者就不敢任意压迫人民，不敢实行暴政。 杰斐逊的民主思想的第二大特点，便是它的包容性（Comprehensiveness）。杰斐逊主张的民主不单纯是政治上的民主（（代议制、选举制、人民享受各种自由、言论、出版及信仰的自由），它也包括抑富扶贫的经济措施，并且与提倡道德想配合。 那么，杰斐逊为什么要抑富扶贫呢？这是因为他有先见之明，他预见到：在民主制度下，自由发展到极端，会导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后会产生贫富悬殊的可悲局面。因此，他认识到民主只有与抑富扶贫的经济措施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缩小贫富的差距，才能真正促进人民的幸福。他为什么要抑富扶贫呢？这是因为人民的贫困主要是富人对穷人压榨、掠夺的结果。抑富扶贫在实质上就是用平等的原则去调和自由的原则，使得自由和平等互相补充，互相平衡。 不仅如此，杰斐逊还进一步看到，光有政治民主和抑富扶贫的经济措施是不够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的无限发展，必然出现强凌弱、众暴寡、互相残害的可怕局面，并且，饱暖思淫欲乃人之常情，而淫欲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放辟邪侈”，无所不为。为了防止和矫正这种可怕局面的出现，杰斐逊感到法律制裁固然重要，但是拔本塞源的办法是提倡道德，使人人讲求道德。然而，与法律制裁不同，道德是政令达不到的领域，因为讲求道德需要基于个人自愿，是一种自觉的个人行为，所以必须有人大力提倡才能奏效。为此，杰斐逊慨然承担了这个责任。他研究道德意识理论，亦即性善论，目的是鼓励人们为善，而且,他在当政期间,还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研究基督教义,编写出《耶稣的哲学》一书。退休后，他又编写《耶稣的道德》。他剥编写这两部书的目的，便是宣扬耶稣的仁爱思想。总之，他在自己的后半生，为宣扬道德不遗余力。 杰斐逊还认识到艺术和道德的关系，认为爱好艺术和欣赏艺术有助于陶冶道德情操。因此，他又致力于提倡艺术，其中包括古代罗马的建筑艺术、优美的巴洛克式庭园艺术等等。为此，他还特地为美国引进欧洲的雕刻艺术。 他弘扬道德，也是为了使美国人民不但享受民主，而且成为有道德的高尚的人民。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只有杰斐逊认识到提倡道德的重大意义，只有他为弘扬道德付出了大量心血。 这样，杰斐逊的独具特色的民主思想，是以政治民主为核心，以抑富扶贫的经济措施及弘扬道德为辅翼的意识形态的复合体。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主思想好像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但是，杰斐逊的独具特色的民主思想与单纯的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他维护的是以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为内容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反对的是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而且，杰斐逊对于自由也作了限定。他写道：“关于自由，我愿意说：在它充分的限度内，它是不受拘束地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然而正当的自由是按照我们的意志同时又受他人的相等的自由所制约的限度内的不受约束的行动。”用通俗的话来讲，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既要自己活下去，又要让别人活下去。 除了这个独具特色的民主思想外，杰斐逊的人生观也有其独具的特色。他认为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追求幸福也是人生的目的。然而，他对于幸福这个问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在他看来，政治自由和经济上的保障固然是幸福的前提条件，物质上的享受固然是幸福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与禽兽不同，对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幸福。他反对穷奢极欲，反对纵欲，而强调节欲。他反对物质主义，反对肉体享受至上。他所珍视的，是高尚的、优雅的精神上的享受：对艺术的欣赏，欣赏田园风光或大自然之美，与志趣相同的朋友盘桓，一个人坐下来静静地读书以及在与家人团聚中享受天伦之乐等等。他特别指出：家人之间的互相爱护，互相体贴，乃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最为向往的幸福，感人至深。他写道：“（我是在）我的家庭的怀抱和天伦之乐中，在与邻居的交往中，在书本中，在我的农田及家庭的有益健康的活动中，在每一个花蕾勃然怒放所带来的乐趣和喜悦中，在从我身旁吹拂而过的每一阵微风中，在休息或活动、思考或息念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时间和行动的完全自由中，寻求幸福的。” 而且在杰斐逊看来，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都可以获得精神上的享受。他说：“在我们内心中最丰富的幸福的资源可以供我们和平地、安全地享受。”“防止痛苦的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反求诸位己，满足于我们自己的幸福。” 他对于读书的乐取有起独到的体会。他道：“那些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到的乐趣，才是聪明人所指望的唯一的乐趣，因为别人可以从我们这里夺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算是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因而，知识上的乐趣，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在这个人生观的指引下，杰斐逊早在1781奶奶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幻想或潜在的渴望。他幻想美国成为一个由小农构成的农业共和国，而把工业留在欧洲，因为他反对大工业，反对资本主义。这便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国”。按照他的设想，在这个共和国里，每个人都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他们乐天知命，自食其力，过着独立自由的逍遥自在的生活。人们督忠厚淳朴，都讲求道德，因而这也是一个互助友爱的社会。他们生产劳动，是为了维持一个小康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稳定的，不像工商社会那样时时刻刻有破产之虞。这也是一个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全家人都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可以永远享受家人团聚之乐。与金钱至上的工商业社会不同，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斤斤计较、得失利害的金钱关系，而是一个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充满人情味的关系。 杰斐逊的这些幻想都表达在他所写的《弗吉尼亚纪事》一书及给友人的信里。这些文字读起来，使人们立刻联想到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及“桃花源诗”。因为在这个“秋熟靡王税”的桃花源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这中人间乐园会很自然地使充满忧患的尘世中人悠然神往。 从上面谈到的杰斐逊的独具特色的民主思想和他的独具特色的人生观中，吾人可以归纳出几个思想倾向： 第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杰斐逊重视的情谊和道义，而不是金钱。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友爱的关系，而不是利害关系。 第二，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他重人而轻物，把人放在第一位，而把物放在次要地位上。他重视人的尊严，他提倡民主就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因为专制独裁同志把人视为刍狗，甚至把人当做牛马，而民主最能维护人的尊严。他之对小农制经济一往情深，就是因为小农制最能保障人的独立自由，最能维护人的尊严。他反对美国发展大工业，是因为在他看来，大工业会把人降低到附属地位，工人在资本家的压榨下变为机器的附属品。在大工业制度下，物支配了人，金钱支配了人。在资本主义下面，人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这说明，在杰斐逊心目，人高于一切，人就是目的，而其他一切，包括财产甚至政府，都不过是为人服务的手段。 第三，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杰斐逊把人的精神生活放在首要地位，而把物质生活放在次要地位。这里，他并不是完全否定物质生活，因为物质生活是人存在的前提，但是他反对人们沉溺在物质享受之中而不能自拔。他最重视高尚的、雅致的精神生活，认为只有这样，人才能和禽兽区别开来，才能不虚度这一生，才能真正实现人的价值。 以上三个思想倾向综合起来，就是杰斐逊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humanism）”，它既可以译成“人道主义”，有又可以译成“人文主义”，但是，我觉得译成“人文主义”，最为恰当，因为人文主义不但包涵人道主义，而且也有文化的内涵。 杰斐逊不但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一位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学问之渊博，在同时代的美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关于杰斐逊的学问，卡尔•列赫曼作了最为公允的评价。他说：杰斐逊不仅在同时代的美国，而且也在同时代的欧洲，是最为博古通今，最为多才多艺的人物。在欧洲，只有哥德堪与他比肩而立。 但是杰斐逊并非生尔知之的圣人，天才加勤奋玉成了他这样杰出的人才。他之勤学是异于常人的，读书是他最大兴趣。他说过：假若没有书，他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他于书无所不读，手不释卷，博览群书。 杰斐逊之刻苦读书，并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是有着他的高尚的目标的。他是希望通过读书来陶冶自己的人品道德，并且培养为人民谋福利的能力。正如他自己说的，他读书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杰斐逊不但是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而且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他不但长与外交，因而为国家建立了丰功伟绩。 作为总统，杰斐逊充分地表现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风度。 第一，他虽然是一位学者兼思想家，但是他一旦从政，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扎扎实实地埋头于政务早上台后，他一开始就提倡平民作风，反对摆架子，反对排场。呀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切人。在内阁里，他从不以长官自居，遇事总是和阁员商量，能以理服人，勇于纳谏。他当州长，当国务卿，当总统，都没有个人荣耀感，没有权力欲，更没有以权谋私。在担任总统时，他只是感到个人责任加重了。如何恪尽职责，如何为人民谋福利，如何维护民主，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作为国家元首，他遵纪守法，一切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从来不让行政机关凌驾于人民代表机关之上。他清正廉洁，禁绝纳贿。终其一生，他从未参加任何投机活动（在美国革命领袖中，参加土地投机者比比皆是）。而且，他从来不玩弄政治阴谋，不勾心斗角。他一直坚持主张实行公平选举，反对选举舞弊，光明正大是他为政原则。更可贵的是，他虽然受到人民的热烈爱戴，但是他始终以人民的公仆自居，坚决反对个人崇拜。 第二，他的施政方针，一切以人民的愿望及要求为依据，决不自己另搞一套。作为思想家的杰斐逊，在当选为总统后，本来是想大有作为的，想把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政治抱负全部付诸实践，但是他又想到：一个人不管他有多么美好的政治纲领或改革计划，他没有权利把它强加于人民；他在施政时不但应该照顾国民的承受能力（他曾说，为国民做好事不能超过国民的承受能力），而且也应该按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去做，因为他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什么救世主。 虽然如此，他的政绩还是辉煌的。他在财政上实行了大胆的改革，体现了抑富扶贫的原则。他实行精兵简政的措施，这表现了民主的精神，因为政治民主要求削弱国家机器。 他的更大的、发生持久影响的政绩有二：一是合并路易斯安那。美国独立后的领土只局限在大西洋与密西西比河之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阔土地称路易斯安那，它原来是西班牙的土地，1800年西班牙把它转让给了拿破仑的法国。1803年美国合并了路易斯安那，于是美国领土一下子增加了一倍。 美国之合并路易斯安那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奇迹。因为它的合并不是通过血腥的侵略战争，也不是靠欺骗手段，而是用金钱从拿破仑的法国手中购买到的。这就是说：这次合并是靠和平的外交手段实现的。这是合乎杰斐逊的一贯思想的，因为他历来主张：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诉诸武力。 二是他在巩固美国民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但是历史学家们一般都忽略了这个问题。 《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在理论上和法律上为美国的民主打下了基础。但是，在建国后，在华盛顿和亚当斯当政期间，他们保留了君主制度的大量残余；汉米尔顿在担任财政部长时，依靠贿买手段控制了理发机关，从而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宪法原则，并且实行了掠夺人民的财政政策联邦党人在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不顾宪法的规定，实行了压制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煽动暴乱法》）。这一切，使得美国偏离了民主的轨道，并且朝着带有君主制色彩的金融商业寡头统治下的集权体制方向划下去，尽管它在表面上披着共和国的外衣。 杰斐逊在上台后，从容不迫、不动声色地把美国重新引上民主的正轨，并且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民主。 他首先从国家生活中扫除了一切君主制遗迹，因而缩小了当政者与人民之间大距离。侵犯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被废除了。汉米尔顿通过贿买手段控制立法机关的现象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且，其掠夺人民财政的也被保护人民利益的财政政策取而代之。杰斐逊还恢复了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并严格地遵守了这个原则。他在宪法的构架内建立了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合作关系。 杰斐逊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道德家。 如前所述，杰斐逊为了弘扬道德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但是道德的弘扬者，也是道德的实践者。他能以身作则，把道德规范付诸实践，他在家里是一个模范丈夫、模范父亲、慈爱的祖父，并且对兄弟姐妹照顾得无微不至。他对朋友也以情谊为重。他提拔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更难能的是，他的仁爱不仅施于亲近的人，而且也施于一般人。他同情穷人，时常施舍穷人。他出使法国时，时常到寻常百姓家去了解人民的疾苦。他是以悲天悯人的怀抱同情人民的。他的民主思想及施政方针都是以爱民为出发点的。 对于政治家来说，有私人道德与政治道德之分，杰斐逊是二者兼备的。可以说，杰斐逊在道德上是一个完人。 这样，杰斐逊是一位集杰出的思想家、杰出的学者、杰出的政治家和杰出的身体力行的道德家于一身的稀世伟人。 杰斐逊以他的丰功伟绩泽及美国人民，美国人民迄今对他有甘棠之思是自不待言的。更为重要的，他是一种精神力量。他的深厚的民主思想，是他留给美国人民及全世界人类的重要的宝贵遗产。他的人格魅力对后世一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的人文主义对于金钱万能、人欲横流和崇高物质主义的当今世界，会发生针砭作用。 如果回过头来，把杰斐逊和中国历史上的子产、诸葛亮、文天祥、方孝儒相比的话。可以看到：他们在表现的形式上或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行为、思想和业绩都体现了孔子所提倡的“仁”字。 像杰斐逊这样历史巨人，我是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心情仰慕钦佩的。 作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我深深感到：把杰斐逊这位历史巨人全民地、详细地介绍给中国广大读者，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在这种责任感的驱动下，我不顾年迈体弱，决心全力撰写此书。 为了完成这个对我来说极为重大的任务，我花去了整整14个寒暑。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我的写作，如果用“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几个字来形容，也不为过。其间，我饱尝了各种辛酸，历尽了一切艰辛，但是我都能甘之如饴，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坚持到底。我惜时如金，不敢一日舍笔以嬉，除非生病。我最怕的是生病，因为生病会影响我的写作。每逢生病时，最最怕的是著书未成身先死。可见，这部书是我呕心沥血的产物。 然而，另一方面，这个工作也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在执笔以前，我没有联系出版社，因而在写作上没有时间限制，我可以从容不迫地写，有反复斟酌、再三推敲以及沉潜涵泳的余地。这样做，不但可以发挥我的全部潜力，而且也“乐在其中”：独居斗室，沉思冥想，遨游“云烟变态”的思想海洋中，有意想不到的乐趣。这种乐趣，是局外人所体会不到的无法言传的人生乐趣。 这种苦乐交织的写作，现在终于宣告完成：全书7篇，33章，外加4篇文章，共计100余万字。回忆当年开始动笔时，我诱发刚刚花白，走路健步如飞，而到完稿时，却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了，因为今年我已经年逾83岁。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写晏婴时，用细腻入微、生动逼真的笔调描绘了晏婴的私人琐事，从而折射出他的优美的道德品质。我认为这种协作模式是成功的，因为写一个政治人物的私人琐事，比写他的政治表现更能反映出他的本质或真实面貌。要知道，一个人在政治行动上是有伪装和矫饰的可能的；而在私人生活上，他的真实面貌便无所循形。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论断：写历史人物，特别是写政治人物，不但要写他一生中的重大政治事迹，而且要写他的生活中的纤芥小事，只要它能反映出他的品德或性格特点的话。只有这样写，才有可能对传主作出全面的、准确的评价。 写人物传记还有一个详简的问题。我认为，一部人物传记的教育功能及其可读性，是与它的详细程度成正比的。这就是说：写传记是越详细越好。在前四史中，陈寿写的《三国志》就失之简略，幸有晋人裴松之利用大量史料作注，为它增添了许多细节。由是，《三国志》一书才斐然可观。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之所以脍炙人口，主要是因为它除了某些虚构部分外，还大量吸收了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文。历史传记最忌讳的是粗枝大叶，而最可贵的是不厌其详。这是因为材料愈多，内容就越详细，事实就越具体，就越发逼真和接近事实，读起来如面对其人，身临其境，人物就会栩栩如生。小说之所以比历史书籍更能引人入胜，更有吸引力，就是因为它详细具体。 最后，还有文字表达问题。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国古代向来是文史不分，历史都是用文学之笔表达出来的。司马迁的《史纪》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以文字流畅、笔调生动及措辞典雅而见称于世的。《史记》的一些《列传》、《本纪》，实际上就是一篇篇优美的文学作品。因此，我最服赝外国一位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传记应该是科学加文学。”只有把经过考证、核实无误的史实用文学优美文字表达出来，才能传记的可读性。 由于有了上述的认识，我在撰写这部传记时，力求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用很大的篇幅来写杰斐逊的私人生活琐事：他的个性特点，他的仁爱爱好及嗜好，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善良的新地，他的重感情，他的恋爱，他的燕婉之私，他的天伦之乐，他的雍穆和谐的家庭关系，他的慈爱，他的生活情趣，他对建筑艺术之道，他的亲和力，甚至他的相貌特点。 第二，利用丰富的史料，把传主一生的方方面面都写出来，不但生动具体，有血有肉，而且凸显出传主的个性特点。 第三，力求做到生动流畅，措辞典雅，并且适当地运用一些古人成语，以便通过简洁而优美的文字表达丰富而深刻的内容。这部传记虽然是写外国人和外国事，但是我力图用中国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而且在适当的地方联系或对比中国古人古事，以加深中国读者的理解。 我写此书，虽然竭尽心智，全力以赴，但是限于个人的学识和禀赋、错误及不当之处一定所在多有，尚希海内外方家者不吝指正，是所至祷。 是为序。 2004年7月于济南 （刘祚昌著：《杰斐逊全传》，齐鲁书社2005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