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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对美洲史、世界现代化的理论与进程造诣很深，贡献良多。 我认识罗荣渠教授始于文革初期。1966年我暂时从北大法律系被借调到历史系工作，在昌平北太平庄搞半工半读，担任世界史66级班主任。1966年6月1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后，我就被贴大字报，靠边站了，被安排在世界史教师组参加运动，交代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罗荣渠同志。他和其他教师是从下乡搞“四清”回总校参加运动的。在短暂的共同学习中，我发现荣渠同志言谈极为谨慎，而我当时正在火中烧，情绪比较低落，不愿与人交谈，自然与荣渠教授没有深入接触。 1986年，我担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外事工作。因工作关系，与荣渠教授有所接触。他英语好，外事政策比较熟悉，交往能力强。学校遇有相关的重要外事活动，常常请他接待或参加接待，我与他的接触也就多了一些。以后，我们又是北大中关园的邻居，在上下班的路上，或在晚间散步中，有时结伴同行，偶尔还相互串门，但我们从未谈及生活琐事。他人文功底深厚，知识面宽，洞察能力强，又关心校内外、国内外大事，为人坦诚，具有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与他交谈，听他的见解，常常可以获得某些启迪。1991年中韩建交前夕，荣渠教授陪我访问了韩国。此次出访，主要任务是探讨北京大学与韩国高校合作问题。我们会晤了许多韩国政要、大企业家以及高校的领导和教授，访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荣渠教授的书法造诣很深，他的墨宝大受韩国朋友的欢迎，给代表团增光不少。记得当时有一位郑姓的韩国企业家询问在中国能否找到他们的家谱，荣渠教授回答说在北大图书馆可以找到。第二年,这位韩国朋友访华时，果真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郑氏家谱，十分兴奋，一再表示感谢。 荣渠教授高度赞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思想。他认为，闭关锁国的政策害苦了中国。他常说，唐以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虽进入国际社会，与许多国家交往，但错过许多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后，我国各个方面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充满生机与活力。北大也扩大对外交流，除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外，还增派一些教师出国进修、参加学术会议、合作研究、短期讲学等。对此，荣渠教授高度赞赏，同时他还提出，文科老师应多了解国外情况，研究国外学术动态，既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吸收别国精神文明的成果。他还介绍了在国外进修考察的收获与感受。他坚持“双百”方针，主张学术自由，反对政治运动，反对闹学潮，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争取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他认为，社会发展的进程实质就是现代化的进程，无论改革还是现代化进程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广大的海外留学人员，除极少数民运分子外，都是爱国的，应鼓励他们回国或为国服务。这是我国现行的政策，大家都很赞成。但在“六四”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都清楚。而罗荣渠一贯坚持这一观点，他几次向我表达他的看法，并为此专门给吴树青校长和我写信。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又十分爱护学生。他认为对个别讲了错话、做了错事，能改的学生就应加以团结，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一时期，我们就北大的发展谈了很多，其中谈到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时，共同的看法是需要大力加强，认为重工轻理不对，重理轻文也不正确，北大应文理并重，加强人文社科建设。记得有一段时间，北大一些教师讨论资源开发问题。大家普遍认为北大的理工科资源极其丰富，应搞好产学研相结合，充分发挥北大的科技优势。但是，北大人文社会科学是否也是一种巨大的资源，要不要利用、开发，如何利用、保护并发挥作用？即文科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体现在哪里？对这些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人不是很多，而罗荣渠同志是其中的一位。当时，我主张利用北大的文科资源对外多办班，多招生，扩大影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他认为这是很必要的，可以加强；但同时还应当利用北大的资源优势，继承和发扬北大优秀的学术传统，研究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问题。他身体力行，率先潜心研究现代化的理论与进程，并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史学中增加了一门新课程，而且他的《现代化新论》也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本重要著作，引用率很高。我在编写《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一书的过程中，也参阅了他的论著。 罗荣渠1993年3月成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对此他非常高兴，认为是对他的成就、影响和作用的肯定。他意识到，这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在政协委员中，他属于社科无党派界别。他努力联系所属界别的群体，反映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参加到天津、宁夏、四川等省市视察，深入调查研究，每次视察考察，他都十分认真、十分深入，努力掌握资料，积极思考，建言献策。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发表了《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书面发言。他十分关心精神文明建设，在第二次会议和第四次会议上先后发表了《人文生态响起了警钟》、《经济腾飞，精神扫地！》的书面发言，他指出，当前高速经济增长引起了文化层面的快速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但同时也再现令人忧虑的文化滑坡、教育滞后、人文素质下降等突出现象。他呼吁对这些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建议采取相应的举措，加以控制和扭转。罗荣渠是一名优秀的学者，又是一位负有责任心的社会活动家。在全国政协的活动中，他始终与执政党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认真履行职责，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辱使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十年前，荣渠教授去世时，我不在北大校内，没能给他送别，时常感到非常遗憾。今年是他离开我们十周年，我作了一些回忆，写了上面这些话，表达对他的怀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