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尾的人，在求学的道路上经历了颇多曲折，可以说人生不幸，然而最终走进史门，有条件进行自己爱重的历史学研究，也可以算是人生大幸。也许最值得我暗自高兴的，是职业的择定适合于自己的兴趣，适合于自己的性格。我自1978年初结束近10年工农劳动生活，开始享受高等教育，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随后从林剑鸣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是秦汉史，于1984年12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以《论秦汉陆路运输》为题，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方诗铭研究员。毕业后多年在中央党校任教，后来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又承孙家洲教授相邀，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可以理解为一个阶段，一个周期。总结自己人生经历中这后三十年的学术感觉，也许是有意义的。
    
     十七八岁到陕西山区插队，有三年的黄土地辛劳。后来又当了四年铁路装卸工，肩头臂上，劳累是超过农民的。记得初时卸车，最不适应的夜间苦战。当时曾自吟诗句“平生一万夜，热汗几十吨”。友人周晓陆教授为刻藏书章，嘱书斋名最好用两个字，于是欣然以“汗室”自命。可能和这种重体力劳动的经历有关，这些年来可以说苦心勤力，做了一些事，发表了一些论著。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产量并不能说明学术资质。在学习和研究的实践中，自己的学术缺陷也越来越明了于心，特别是有些薄弱的地方长期不能补进，甚至前瞻有限的余生，也不能有乐观的预期。比如在宏观思考和理论分析方面，自己识见和能力的不足，曾经承张岂之、林甘泉、田昌五等先生指出，却长期没有实质上的进步，不能不深心惭愧。
    
     我在大学本科读书期间的研究尝试，有《联器研究》、《嵇康反名教思想的历史意义》等。前者的部分内容以《秦汉时代的双连杯及其民俗学意义》为题发表于《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后者发表于《安徽史学》1986年1期。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短文是《从地名看先秦畜兽风俗》（《地名知识》1981年4.5期）。最早发表的可以称作学术论文的成果，是《汉代的斗兽和驯兽》（《人文杂志》1982年5期）和《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5期）。前者承张岂之先生推荐，后者承韩伟先生推荐，感谢之意，至今深铭于心。“栎阳”一文是本科毕业论文，是在段连勤先生启发下确定主题的，承肖安顺先生指导的、对于栎阳在战国秦的地位，后来又有《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3期）发表。
    
     报考硕士研究生时，曾经有追随史念海先生的意愿。当时只是由于很偶然的因素，改为以秦汉史作研究方向了。对于历史地理学研习的兴趣，通过《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和《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的完成可以有所体现。而历史交通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集中。值得向朋友们介绍的，有考古调查简报《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合作）（《考古与文物》1986年2期），《子午道秦岭北段栈道遗迹调查简报》（合作）（《文博》1987年4期），《陕西丹凤商邑遗址》（合作）（《考古》1989年7期），以及学术论文《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6期），《秦汉时代的并海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2期），《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晋阳学刊》1990年6期），《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文博》1990年5期），《汉代洛阳的交通建设》（《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马王堆汉墓古地图交通史料研究》（《江汉考古》1992年4期），《〈禹贡〉黑水与堂光古道》（《文博》1994年2期），《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通形势》（《唐都学刊》1995年3期），《龙川秦城的军事交通地位》（《佗城开基客安家：客家先民首批南迁与赵佗建龙川2212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12月），《秦汉时期京畿的阡陌交通》（《西安古代交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秦直道石门琐议》（合作）（《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南都学坛》2004年1期）等。
    
     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仍继续对秦汉交通史用心倾力。曾经有几年时间主要围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秦汉交通史研究”进行工作。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秦汉交通史稿》承李学勤先生赐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1999年9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书中附有“作者有关秦汉交通史研究的主要论著”目录，列有学术论文32篇，考古调查简报2篇。这里将此书出版后发表的部分相关论文目录列下，以便学界同人检查：《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秦文化论丛》第3辑），《汉代神车画像》（《陕西历史博物馆刊》第3辑），《关于居延“车父”简》（《简帛研究》第2辑），《古代西北地域の交通と長城》（《黄土高原とオルドス》，勉誠社1997年10月），《汉代拱桥考述》（《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秦文化论丛》第8辑），《海西幻人来路考》（《秦汉史论丛》第8辑），《秦汉“夜行”考议》（《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秦陵步兵俑的行縢》（《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汉代丝路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论“戍卒行道贳卖衣财物”》（《简帛研究汇刊》第1辑），《试说秦烽燧——以直道军事通信系统为中心》（《文博》2004年2期），《居延汉简所见“戍卒行道物故”现象》（《史学月刊》2004年5期），《关于秦始皇二十九年“过恒山”——兼说秦时“北岳”的地理定位》（《秦文化论丛》第11辑），《秦汉时期湘江洞庭水路邮驿的初步考察——以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为视窗》（《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5期），《汉代驿道虎灾——兼质疑几种旧题“田猎”图像的命名》（《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6期），《走马楼舟船属具简与中国帆船史的新认识》（《文物》2005年1期），《荥经何君阁道石刻再发现的意义》（《四川省における南方シルクロ—ド（南伝仏教の道）の研究》，シルクロ—ド学研究24，シルクロ—ド学研究センタ—2005年3月），《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晋阳学刊》2005年4期），《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人文杂志》2005年5期），《汉晋时代的“瘴气之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3期），《两汉漕运经营与水资源形势》（《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辑），《漢魏時代黄河中下游域における環境と交通の関係》（《黄河下流域の歴史と環境——東アジア海文明ヘの道》，東方書店2007年2月），《北辺交通と漢帝国の文化の拡大》（《シルクロト—ドを拓く》，漢とユ—ラシア世界（〔財〕なら·シルクロト—ド博記念国際交流財団／シルクロト—ド学研究センタ—,平成19年1月），《汉代北边的“关市”》（合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3期），《武关道蓝桥河栈道形制及设计通行能力的推想》（《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中国古代交通システムの特徵——秦漢出土資料を中心として》，資料学の方法を探る——情報発信と受容の視点から，愛媛大学「資料学」研究会，2009年3月）等。
    
     对于中国古代交通史的学术史回顾，有《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历史研究》2002年2期）发表。自己的相关著作，先后有《中国古代交通文化》（三环出版社1990年10月），《交通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形态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中国古代交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7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驿道驿站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邮传万里：驿站与邮递》（长春出版社2004年1月，2008年1月）等问世，其中多数是面向较宽层面读者的概述性文字。虽然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需要有深度的论著，但深知力薄不能胜任。
    
     跨出秦汉史界域之外的交通史研究论文，有：《说“周”“舟”通义兼论周人经营的早期航运》（《西北史地》1992年4期），《“竹马”源流考》（《比較民俗研究》第8號，筑波大学比較民俗研究会1993年9月），《古晋语“天开之”索解──兼论秦晋交通的早期发展》（《史志研究》1998年2期），《“造舟为梁”及早期浮桥史探考》（《文博》1998年4期），《轩辕传说与早期交通的发展》（《炎黄文化研究》第8期），《“度九山”：夏禹传说的农耕开发史解读》（《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4期），《北朝石窟分布的交通地理学考察》（《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走马楼简所见“邮卒”与“驿兵”》（《吴简研究》第1辑），《元人竹枝词记述的居庸道路》（《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年2期），《论郑善夫〈竹枝词二首〉兼及明代浙闽交通》（《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2期），《驿壁女子题诗：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特殊遗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康巴草原通路的考古学调查与民族史探索》（合作，《四川文物》2006年3期），《说“鲜水”：康巴草原民族交通考古札记》（合作，《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4期），《木镫试论——骑具发展史中一种特殊形态的考察》（《西部考古》第1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10月），《阴山岩画古车图像与早期草原交通》（《文博》2008年6期）等。
    
     我承担的第二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是“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最终成果《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承史念海先生赐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2002年10月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此书出版后又有因思维惯性延续而完成的论文：如《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2期），《论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的原因》（《中州学刊》2006年4期），《战国秦汉时期楚文化重心的移动——兼论垓下的“楚歌”》（《北大史学》第12辑），《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1期），《秦汉时期的环渤海地区文化》（《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5期），《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2期），《汉代燕地的文化坐标》（《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燕山出版社2009年5月），《秦汉帝国执政集团的海洋意识与沿海区域控制》（《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3期，2007年4月），《论吕不韦及其封君河南事》（《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年1期），《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光明日报》2004年9月21日），《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人文杂志》2007年2期），《论元康四年“诏复家”事兼及西汉中期长安及诸陵邑人口构成》（《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5月），《西汉长安的太学生运动》（《唐都学刊》2008年6期），《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合作，《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1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巴蜀县道设置》（合作，《四川文物》2003年2期），《〈封龙山颂〉及〈白石神君碑〉北岳考论》（《文物春秋》2004年4期），《西汉“齐三服官”辨正》（《中国史研究》2005年3期），《南阳：东汉文化地图上的“朱光”“飞荣”之都》（《文史知识》2008年5期），《芒砀山泽与汉王朝的建国史》（《中州学刊》2008年1期），《汉初梁国的文化风景》（《光明日报》2008年1月13日），《秦汉关中水利经营模式在北河的复制》（《河套文化论文集》二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汉代“亡人”“流民”动向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进步》（《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5期）等。这些论文，也许今后可以集合在“战国秦汉区域文化与区域行政”的主题之下。
    
     由于曾经在中央党校任教，承担过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若干思考先后凝集为如下论著：《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2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张岂之先生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中国政治通史》第3卷，泰山出版社2003年8月），《文景之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中国历代王朝开国检讨》（泰山出版社2009年4月）等。一些论文汇集为《千百年眼：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一书，长春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社会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曾经聚集了诸多史学家的学术视线，也吸引我投注了一些精力。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23篇论文，结为《秦汉社会史论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一书出版。另有《古史性别研究丛稿》（高世瑜先生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2006年12月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是从一个特殊视角进行社会史考察的论文集，也收入论文23篇。其中主体内容，其实也是秦汉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待出版的《秦汉社会意识研究》，收有论文《汉代社会意识中的“和合”观》（《社会科学》2006年7期），《秦汉人的乡土意识》（《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1期），《大汉·皇汉·强汉：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及其历史影响》（《南都学坛》2005年6期），《〈焦氏易林〉的思想史研究——兼论汉代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交接》（《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2005年7月），《汉简人名“未央”琐议》（《简牍学报》第14期），《“未央”释义》（《文史》第37辑），《秦汉社会的山林保护意识》（《经济-社会史评论》第1辑，三联书店2005年1月），《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释读》（《秦文化论丛》第10辑），《秦人的三处白帝之祠》（《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8月），《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合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2期），《龙与远古虹崇拜》（《文物天地》1989年4期），《汉代民间的“苍天”崇拜》（《学术月刊》1998年6期），《汉代民间“苍天”崇拜的二重证据法研究》（《哲学与文化月刊》第26卷4期），《论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文博》2005年6期），《汉代“蚩尤”崇拜》（《南都学坛》2006年4期），《秦汉民间信仰体系中的“树神”和“木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3辑），《“秦德”考鉴》（《秦文化论丛》第9辑），《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以见君上数达”解》（《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吕览〉的社会福利意识和秦政的社会福利内涵》（《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2年2期），《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风格与儒学的西渐》（《齐鲁学刊》1998年1期），《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齐鲁学刊》2004年4期），《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社会科学》2004年9期），《汉代早期道教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干预》（《理论学刊》2004年1期），《秦汉人的富贵追求》（《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3期），《秦汉社会的“宜子孙”意识》（《秦汉研究》第1辑）等。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先后出版的《门祭与门神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6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中国女子从军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7月），《中国文化节奏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中国盗墓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1月，九州出版社2007年1月），《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象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都可以列入成果目录。合著《竹枝词研究》收入论文32篇，多数也都是从社会史角度切入，进行历史文化分析的。
    
     《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一书对秦汉史基本文献《史记》作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试探。《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则是对一种重要出土文献进行了基础研究，虽然是传统考据方式的一种实习，其中也应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运用类似研究方法对于社会史、民俗史、民间意识史的考察，视界扩展往往会超出秦汉史这一主要研究方向之外。例如《猎头与头骨作器的远古风习》（《化石》1984年4期），《文明初期的部族融合与龙凤崇拜的形成》（《文博》1986年1期），《“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中州学刊》2003年5期），《共工神话与远古虹崇拜》（《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5.6期），《秦德公“磔狗邑四门”宗教文化意义试说》（《中国文化》总12期），《秦人屈肢葬仿象“窋卧”说》（《考古》1987年12期），《压岁钱的故事》（《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20日），《烝姓的源流——读〈嘉禾吏民田家莂〉劄记》（合作，《文博》2003年3期），《猫的驯宠史》（《历史学家茶座》第4辑），《名士扪虱故事——当寄生虫介入文化生活》（《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4期），《“铁鞋”考议》（《寻根》2007年1期）等，虽然论题超溢秦汉史本业，关注的学术层面依然比较窄小。
    
     对一个历史阶段进行断代史的总体的描述，需要把握宏观的历史形貌，基本的历史线索、主要的历史事件、突出的历史特征。总结整个历史过程，也要有适当处理详略、重轻、主次诸问题的考虑。断代史的综合研究，应当以具有充备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理论素养，敏锐的历史感觉为前提。而逻辑判断和综合分析的学术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名秦汉史研究者，我也曾经尝试学习进行这样的工作。然而绝不敢自以为成功。其中有因为个人疏误导致的教训，至今深以为恨。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的秦汉三国部分由我执笔，其中“存在不少缺陷”，何德章先生撰文《高教版〈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7期），多有指正，是值得深心感谢的。这一态度，已经在拙文《关于〈中国历史〉秦汉三国部分若干问题的说明》（《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9期）中有所表示。这部书中我执笔的部分由于撰写过于匆促，心境未能从容，以致多有疏误，作为教材印行，贻误甚广，至今痛心。前承北京大学历史系刘华祝先生、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田旭东先生、安徽淮南毛集实验区新集矿区第二学校（花家湖）刘玉山先生指出多处错误，虽然可以在重印时改正，但是已经造成的影响却是难以挽回的。应当向所有读者诚恳致歉。我的另一部《秦汉史》，即在台湾出版的《秦汉史：帝国的成立》（三民书局2009年1月），初稿文字疏误也相当多，幸亏责任编辑萧远芬先生专业水准高，责任心强，使得许多问题在印行前得以解决。笔者愿意记取这些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力求慎而又慎，精益求精。
    
     多年来给予我诸多学术鼓励和学术指导的，除了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导师林剑鸣先生之外，还有史念海先生、何兹全先生、方诗铭先生、张岂之先生、田余庆先生、李学勤先生、林甘泉先生、孙达人先生、田昌五先生等。诸多学友在学术进程中挽手并肩，情谊深长。又有出版家、编辑家等为拙著的面世在选题确定、加工处理、印制发行等方面付出诸多辛苦。近年又往往偏劳若干学生在资料收集、文字整理方面多所襄助。在回顾自己歪歪斜斜的学术足迹时，首先要对这些深恩大德诚心感谢。由于对这些恩德每有辜负而生发的自责，可以用汉代人的习用语来表达：“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清点截至2009年6月的论著，出版个人完成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28种，其他学术著作5种，译著7种（其中5种合译），发表学术论文440篇，其他学术文章233篇。汉代以“功”和“劳”计定军人业绩。我的成果以数量和质量作综合总结，可以说劳多功少，严格讲，甚至也可以说有劳无功。
    
     我承担的第三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的最终成果《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2008年6月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出版后，又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秦汉社会称谓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子课题“匈奴经营西域研究”、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基地基金重点项目“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新得立项。任务摆在眼前，心中却以为要面对的是幸福的劳作。我喜欢陆游的名句“细雨佩壶寻废寺，夕阳下马吊荒陵”，以为人生意趣相近。不过，我们却不能像这位宋代诗人那样悠闲优雅地访古。今年初，曾作题《二○○九年春节》小诗一首述怀：“料定牛年辛苦年，汗花直教散千田。浮华潮海冷眼向，犁路崎岖俯首甘。倾意攻书文解债，得暇聚友醉说禅。爆竹声中准花甲，一闪雷光一惕然。”年近花甲，时不我待，似乎耳边常有一位老人在说：“只争朝夕！”另一位老人在说：“要赶紧做！”我内心所暗中自警者，是力戒浅浮，千万不要慌忙草率，再作出粗疏的文字。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