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这一学术观点的提出为顾颉刚赢得了巨大的名声，顾的学术地位至此可谓一鹤冲天。但找他麻烦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来自学术圈以外的麻烦。当时顾颉刚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此观点一出，山东参议员王鸿一即提交专案弹劾此书，认为它"非圣无法"，要求查禁。戴季陶也给教育部写信，认为顾颉刚的历史教材竟然怀疑禹有无其人，实在是太过荒唐，容易误导学生，不应作为中学课本，应予以取缔。当时的国务会议上还有人提议应对这样的书予以重罚。该书发行了大约160万册，以一本一元罚款计，要罚160万。如果真的罚款，对商务会是灭顶之灾。商务总经理张元济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直奔南京，找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斡旋，最后终于化险为夷。 顾颉刚早期曾提出过一种大胆的假设："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个假设后来他自己也放弃了。这本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后来却被一些人曲解为"禹是一条虫"，并借此讥讽顾颉刚。陈立夫在一次演讲中故意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以此博听众一笑。1940年，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顾毓 来访，闲谈间，问及禹的生日有没有考证。顾颉刚说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其人都不一定，更谈不上生日。不过川西一带少数民族习惯把六月六日作为禹的生日。这本是两人之间的闲话，不料后来却被陈立夫曲解利用了。陈立夫在一篇文章中称："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来了，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我与古史辨》） 从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至1941年，共出了七册，汇编350篇文章，计325万字，是史学界一大盛事。《古史辨》的出版，正式奠定了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的地位。在从北大毕业后不到6年的时间里，顾颉刚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助教一下子擢升为研究教授，成了史学界一颗最闪亮的新星，这在当时是罕有其匹的。 甘把金针度与人 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人被称为老板，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傅斯年，还有一个就是顾颉刚。由此可见顾颉刚当时学术地位之高。 与胡适和傅斯年相比，顾颉刚可以说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纯粹的学者。他认为："一个学者决不应当处处都以传统的是非为是非，做学问是不好专看人们的面色的，看人们的面色来做学问，学问总不可能做好的，总不是真学问的。"（蔡尚思《顾颉刚先生治学的几个特点》）存疑是顾颉刚治学的一大特点，"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一个人的进步，根本在这个人有疑惑的性情。"（顾颉刚致妻殷履安信，见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受家学影响，顾颉刚读书一向多而杂，但他读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在书上加批注，并每每把读书时的见解疑问等等心得写成读书笔记，一生共写读书笔记200多万字，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根据读书笔记加工而成的。但他的研究和思考并不因为文章的发表而终止，常常是有了新的发现后不断修改、完善，有时甚至完全推翻重来。上世纪40年代，顾颉刚在自己的寓所挂了一块匾，上书"晚成堂"三个大字，以此鞭策自己。 顾颉刚早年受过严格的文言写作训练，后来仍习惯用文言写作，如果要用白话文发表，就先用文言写一遍，然后再译成白话文。这样一来，一篇文章通常要写两遍。他在致蔡尚思的信中说："……弟幼年习文言文甚久，作文言文反容易，白话则必须易稿数四。" 作为一代学人，顾颉刚对不同意见表现出了少有的宽容，不仅能够容忍不同的见解，而且还特别欢迎别人批评他的观点，与他争论。他的史学名著《古史辨》就是争论的直接产物。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致钱玄同的长信后，刘、胡二人反驳他，他十分高兴，来函照登，并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地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离开中大后，他还把自己的文章寄给中大学生，请他们批评讨论。他并不因为自己的成功而自满，反而时时反思自己的研究。1927年1月，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我所发表的文字，都是没有论定的，有许多自己承认是臆想。"这等胸襟，没几人能有。 1936年秋，时任燕大历史系主任的顾颉刚因需要经常往返于北平研究院和燕大之间--两地相距30余里，为了节省时间，便买了一辆二手小汽车作交通工具。据说当时北大教授中只有两人有小车，顾颉刚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对此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当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这一点他的朋友钱穆也有同感："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虽然顾颉刚不善讲课，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1957年，顾颉刚（中）与谭其骧、侯仁之 顾颉刚平时虽不苟言笑，却也并不摆架子，对学生就像对待朋友，完全是平等交流，从不以名压人。1930年谭其骧进燕大历史系读研究生，选读顾颉刚的《尚书研究》，顾认为《尚书》的写作年代应是在汉武帝之后，论据是《尚书•尧典》里说"肇十有二州"，而到汉武帝时才设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以州为名。谭却认为十三部不是西汉，而是东汉的制度，便给顾写了一封信提出异议。顾第二天便回了信，对他的一些观点表示赞成，对另一些观点则表示反对。谭其骧晚年回忆说："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 顾颉刚上课从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给学生印发一堆资料，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判断，自己下结论，他认为这样对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很有帮助。他考试也与众不同，他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求学生学会找资料，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思考，并鼓励他们创新。考试时通常采用开卷的方式，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去做，但不许抄他的观点，凡抄袭他观点的试卷分数都极低，凡是提出自己见解的，即使是与他唱反调，只要能自圆其说，往往能得高分。他的目的就是要学生鸡蛋里挑骨头。顾颉刚认为有的事可大题小做，但做学问要小题大做。他的学生徐文珊回忆说："这鸡蛋里找骨头的方法是我得自顾师的最得力的教育，一生享用不尽！" 顾颉刚爱才惜才是有口皆碑的。有的课选修的人少，他就让学生到家中上课，目的是充分利用家中的图书资料。在北京时，他家里有五间大屋都摆着书，最多时有五六万册，他全部对学生开放。碰到学生提问，他就从架上抽下一本讲解，由于对各类书烂熟于心，想要什么书他随时都能找到，这一功夫令学生叹为观止。顾颉刚不仅把自己的资料对学生公开，治学方法也毫不保留。顾颉刚要算同时代教授中编辑出版物最多的人之一了，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家。"在他班上的学员，他往往指定题目，供应资料，教导写作方法，文成以后，亲加修改，水平较差的文章，他不辞辛苦为之补充润饰成篇，仍用其本人名义，为之刊登。"（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地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在广州中大时，他就一直利用办刊物出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奖掖扶持，"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做的文章辞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因此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培养了一批学人，班上一个很喜欢打扮的女生在他的指导下居然也走上了研究之路，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他离开中大时，学生们都依依不舍，有一个学生干脆就跟着他北上了。 关于他的爱才，还有几个故事。童书业最初在江西省图书馆附设的校印所任校对员，连中学都未毕业。1934年他把自己的《虞书疏证》寄给顾颉刚，向他请教，顾颉刚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热情邀请他到北平协助工作。1935年6月，童书业到北平时，顾颉刚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安排他住在自己家中，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付给他几十元工资，后来童书业也成了一名历史学家。 国学大师钱穆的出道也与顾颉刚有着相当大的关系。1929年顾颉刚回苏州养病时，偶然读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大为欣赏，当即对钱穆说：你不合适在中学教书，你应该到大学教历史。随后即推荐钱穆到燕大，并请他为《燕京学报》撰文。不久，钱穆就撰写了一篇名为《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文章，该文章在伪造经书问题上完全与康有为唱反调。虽然顾颉刚是康有为的拥护者，但他接到钱穆的文稿后却毫不以为忤，并且还为文章改了更合适的名字。此文在《燕京学报》一发表，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钱穆也因此一举成名。顾颉刚不久后又力荐钱到北大任教，在致胡适的信中，他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这样卖力荐人的，在学术界并不多见。数十年后，钱穆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充满感激之情："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钱穆《师友杂忆》） 钱穆的侄子、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早年进清华物理系也得益于顾颉刚的大力帮助。钱穆的长兄英年早逝，钱伟长一直跟随钱穆读书，钱伟长的名字亦系钱穆所取。1931年9月，钱伟长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历史国文成绩优异，历史更是考了个满分，但物理数学考得很不理想，其中物理只考了18分。受钱穆影响，钱伟长准备读历史。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热血青年钱伟长一改初衷，想转学物理，走科学救国之路。清华物理系一向门槛很高，以他的成绩绝无希望被录取，钱穆也不同意他放弃历史。无奈之中，钱伟长想到了顾颉刚，请他去做叔叔的工作。顾颉刚对钱伟长的想法十分赞成，最终帮他说服了钱穆。当时的情况很有戏剧性，一方面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收这个低分考生，另一方面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则在到处寻找这个历史满分的考生。顾颉刚与钱穆商量，由他去做吴有训的工作，让物理系收钱伟长；钱穆则去做陈寅恪的工作，让他放弃钱伟长。经过这样一番努力，钱伟长终于如愿以偿进了物理系，后来在物理学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晚年钱伟长回忆起当年顾颉刚对他的帮助时，感激地说："今天我之所以能从事科学工作，顾先生是帮了很大的忙的。"（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没有顾颉刚，也许就没有科学家钱伟长。 成名给顾颉刚带来了极大的荣誉，也给他造成了负担。过多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治学产生了负面影响，使他很难像以前一样潜心研究，为此他感到非常痛苦。他后来与好友傅斯年失和，也多半为此。1948年，他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同年10月，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对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也是许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事，但他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也许一般人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就是顾颉刚。 （文章原载《人物》2005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