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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邦既是一个以公民权为核心的公民集体，也是一个包含奴隶、外邦人、外侨在内的社会。在城邦的这一特性下，作为希腊城邦的典型个案——雅典社会的经济性质则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一方面是在公民集体内部，掌握土地的农民对城邦的政治产生了主导性影响，但是工商业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建立上，也表现为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上，可以说是工商业和农业共同支撑了雅典民主政治的长久存在。 关键词：城邦；雅典；经济性质 在对古希腊史的研究中，希腊社会的经济性质是中外史学界探讨的热点。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从19世纪迈尔与卡尔·布彻尔的争论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当时迈尔认为，希腊经济是现代化的工商业经济。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上半期欧美各国的学者，例如法国的格洛兹、杜丹，英国的戈麦都从工商业的角度分析问题，到了20世纪50年代则有更多的学者用现代化的理论解释经济史。与此同时的马克思·韦伯从城市史的角度阐述了他对古代历史的理解，认为古代的城市是消费性城市，这种观点并被其学生哈斯布鲁克继承和发展。但是由于该观点涉及古代经济的实质与特点，实际上是对迈尔等人观点的反对，因此遭到了兹巴特和戈麦等学者的反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希腊社会的农业特征，从而确立了“原始派”在西方古史学界的正统地位，代表人物主要有芬利、德·圣克罗阿，但是奥斯邦、穆瑞等学者仍然相信工商业发展对希腊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面对这些令人困惑的意见，笔者拟从城邦的两重性，即城邦既是一个公民集体，又是一个包括奴隶、外邦人、外侨在内的社会入手，专门以希腊社会中的典型个案——“雅典”为对象，从而对其经济性质作一探讨。 一 关于城邦是一个公民集体的本质特征，古代学者有大量的明确阐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政体是一种共同体。”、“城邦简而言之就是其人数足以维持自足活的公民组合体。”、 “城邦正是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1]（P1  297384）就雅典而言，它在本质上是以公民权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政治集体。在这个政治集体中，公民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只有公民才能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城邦的官职，或者在法庭上提出诉讼，并且也只有公民可以拥有土地和地产，可以说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具有密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土地应当属于武器的拥有者和参加了政体的成员。”[1](P247)现代学者奥斯丁和纳奎特则认为，雅典公民和非公民的真正经济区别在于土地所有权。[2]历史上的情况也的确如此，获取、拥有、转让阿提卡地产是公民独有的特权，而一个外邦人不管他有多么富有，也不能购买城邦的土地，而只能租赁房子。 在雅典历史上，虽然在梭伦和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允许给外邦人以公民权，甚至是在古典时期出现了将公民权授予被解放奴隶的现象，非雅典人获得公民权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但是获得雅典公民权的人数量有限。总体上讲，在雅典内部，包括民主政治顶峰时期的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公元前443－429年），在阶级、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拥有土地的公民。从梭伦改革到雅典被马其顿征服，虽然雅典的工商业发展程度在希腊诸邦中比较高，从事工商业的公民也参与了政治，但是他们经常受到公民集体中富有奴隶主的鄙视和排斥。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开始在雅典的工商业中日渐占有重要地位的异邦人，则没有公民权，无权干预雅典的政治活动。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民主政治都怀有好感，同情和支持雅典的民主政体，并且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在推翻斯巴达强加的寡头政治中做出来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获得雅典的公民权。外邦人和奴隶是被排除在城邦政治统治之外的，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因此也就不可能参加选举和投票。亚里士多德认为，“而享有各种荣誉或资格的人最应被称为公民”[1]（P81）而这里的荣誉主要是指政治权利以及财产所有权，诸如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以及拥有土地和房屋的权利。由此看来，雅典社会是一个公民集体，是一个排斥了外邦人与奴隶参政的公民集体。 在城邦的这一特征之下，就希腊社会是工商业社会的观点而言，它虽然是肯定了工商业在城邦经济中的地位，但是却是很明显地夸大了工商业对于城邦政治的作用。在城邦内，工商业领域几乎完全独立于城邦政府的管制与限制，自治（自我管理）与城邦最小程度的干预工商业高度的相容。港口当局大多是出于财政原因，确实也登记船只的货载内容，[3]实施一些有限的监督和管理功能，但是城邦并没有关于工商业的专门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由外邦人、奴隶掌握的工商业又怎么会对民主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说，“工商业和工商业者是民主政治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的言论有着极大的片面性和绝对性。 另外，就雅典的工商业而言，还有一个学者们普遍忽略的事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长时间足值货币的供应，雅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商品转运中心，在这里聚集了各地的产品，也许有一些商品并不是雅典所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对于雅典的重要性便要大大降低了。 相反倒是“农业论者”很好地看到城邦是一个公民集体的特征，从而将城邦社会经济性质的讨论纳入到这一体制之下来探讨。例如，哈斯布鲁克曾经试图把经济活动的分析纳入到城邦体制中去考察，他认为城邦公民拥有土地并且依靠土地出产过活；工业和商业主要控制在外邦人手中，自给自足是城邦的理想，商业是城邦的补充，提供它不能自给自足的必需品。[4]在我国，“农业论者”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黄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的，他通过对古代希腊人的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等方面的分析，认为农业是雅典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5]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农业、农民对于城邦政治的影响，该论断很有说服力，因此此论一出，立刻在我国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二 “原始派”目前在国外处于主流地位，而“农业论者”的论据和论断在我国当前也有相当的影响。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论断的合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的分析只是建立在城邦是一个公民集体的分析之上，这种分析很明显地忽视了城邦的另一个特性，即在一个城邦内，除了拥有公民，还有大量的奴隶、外邦人以及外侨。城邦是一个公民集体的定义仅仅是城邦的一个定义，但这不是它的唯一含义。其实政治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曾经说：“城邦一词是有多种含义的”，并且用此来解决各种理论难题。[1]（P75－76）在论及公元前4世纪雅典城邦的社会成分时他指出：“城邦不仅是由多个人组合而成，而且是由不同种类的人组成。种类相同就不可能产生出一个城邦。”、“在诸城邦中几乎必然有大量的奴隶、侨居者和外邦人。”[1]（P30-31；P236）外邦人、外侨和公民一样是城邦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喜剧家阿里斯多芬的《阿卡奈人》中，他借主人公开俄波利斯之口说出了外邦人的重要性，“我们是麦子，外邦人是壳子，现在壳子是簸的干干净净，至于外邦侨民，那又当别论，他们虽不是公民，总得算面粉里的麸子。”[6] 就我国“农业论者”的论据和论点而言，这样可以看出其立论的出发点存在明显的缺陷，从雅典是一个包括奴隶、外邦人以及外侨在内的社会可以看出，从事农业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必然有所下降。另外所谓的“80％以上的人口有土地”，[5](P100)并非是指这些人拥有足够维持自给自足生活的土地，而是或多或少地拥有土地，其数量和规模并不一定能够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因为公民权体系的形成是在土地所有制出现之后，公民权体系只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构成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也即公民权体系只是规定了非公民无权占有土地，并不保证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一定拥有土地。最后，我们还要注意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被用于了农业生产。[7]因此这样可以推断出仅仅在公民内部至少就有20％的人口从事手工业、商业等非农产业，除此之外还有相当的人靠从事类似的活动贴济自己的生活。而在公民之外，有大量的奴隶、外邦人和外侨从事工商业活动。有的学者估计，“在公元前4世纪，有为数一万的外邦人因为无法占有土地被迫以从事贸易或手工业等谋生。”[8]( P67)再加上从事该活动的奴隶，所以“至少雅典人口的一半参与了贸易，这一点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存在。”[8]（P51） 虽然“原始派”和“农业论者”都强调农业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但是这却无法否认工商业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关于工商业对民主政治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雅典民主政治建立的过程中，它促进了民主政治的确立。二是在民主政治确立后，它维护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 工商业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促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工商业孕育了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和平等。与专注于农业的农民不同，从事工商业的人只能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实现其经济价值，因此他们往往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充满了热情。实际上，公元前500年以前的工商业主要掌握在贵族手中，因为他们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使得他们可以顺利地开展对外商业联系、从事国内商业流通以及手工艺品的制作。“希腊的贵族，和其他的贵族自驾长船航行，也许还有他们的仆人，他们承担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625年海上货物交换的向相当部分。”[9]此时的贵族，也诚如科德瑞斯所评价的那样，“公元前8、7世纪的贵族并不像后来的希腊贵族，他们并不鄙视商人。”[10]在工商业氛围的影响之下，贵族在社会变革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在雅典贵族向平民的让步。贵族中一个杰出代表便是立法者梭伦，他在少年时代经商游历，在上台之前他就通过诗歌表达了对雅典政治的看法，在其走上政坛以后更是别出心裁的进行了改革，使雅典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一点对于雅典的影响极大，因为公民人格的平等与自由正是民主政治的灵魂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古典时代雅典与周边商业联系的中心庇雷埃夫斯海港。在古典作家的笔下，该港的居民“比雅典城的更民主”[1]（P166）罗伯特·嘎兰德在其专著《庇雷埃夫斯海港》中提到庇港是“雅典国家的民主中心”[11]（P3）可能这一论断诚如作者在第二版前言中所承认的那样，是“一个最大胆的论断”、“是推测性的”[11]（Px）但是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工商业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其二、它促进了民主政治的障碍——氏族组织的瓦解，加速了贵族政治的崩溃。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希腊，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末期”，已经产生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而“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12]可以说它促进了氏族组织的瓦解，贵族的特权于是日益削弱。同时，公民个人也从古老的氏族组织中解放出来，其权利也不断增加。贵族特权的日益削弱和平民权利的不断扩张的结果，便是民主政治的建立。 工商业对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它使大量的人力资源保存在国内。在希腊世界的殖民运动中，雅典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看客，当别国把大量人口输送到殖民地时，它的大量人口积聚在国内。无疑雅典的工商业为这些人口提供了谋生的机会：这其中既包括大量谷物的进口，还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大量的人力资源积聚在国内对雅典的军事实力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为它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其二，加强了雅典的财政收入。正是因为工商业的发达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达，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和战后分别征收5%和2%的进出口的税收才有意义。在伪亚里斯多德的《家庭经济》中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已经成为仅次于农业收入的第二大收入。[13]可以说自公元前405年同盟贡赋被取消之后，雅典城邦就更多的是依靠剥削外邦人和奴隶。[14]之所以把对雅典的财政收入的影响放在这里，主要是因为在古代社会国家间实力的比较，不在于经济实力，而在于军事力量；财政收入的增加意味着雅典可资利用的战争资源的增加。而且公共财政的增加也有利于降低雅典贵族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因为原先雅典贵族承担了国家财政的大部分，这样相应地减轻了他们的财政压力，同时也就减少了贵族的不满情绪，从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其三，通过发展工商业，一些原本拥有少量或没有土地的公民，他们也获取了谋生的手段，甚至是致富了。这些致富后的公民也可以购买装备重装步兵的军事配置，这极大地壮大了重装步兵的力量。而且，谋生手段的多样化也减轻了贫困公民对土地的渴求程度，从而有利于缓和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有利于城邦的稳定。而外邦人除了交纳外邦人税，在需要的时候还要和公民一起在军队中服兵役，这时外邦人提供的也往往是重装步兵。外邦人除了提供重装步兵，他们在雅典需要时还可以登上舰船，充当海上力量。M·艾米特（M Amit）令人信服地争辩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和公元前411年平定萨摩斯叛乱时，外邦人和雅典公民一起组成了船员的核心。”[15]而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更是盛赞外邦人对于雅典的重要性，“主要凭借他们的力量，雅典的舰队才得以维持，帝国才得以延续，商业的优势才得以保存。”[16]虽然在这里外邦人并没有参与政权，但是他们和平民共同构成了海军的力量，这恰恰是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称霸海上的力量和源泉。最后，外邦人大多对民主政治有好感、同情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帮助维护民主政治的。 就城邦政治对于工商业的政策而言，虽然农业论者声称雅典对其没有特殊的政策，但是在雅典的历史上，梭伦、庇西特拉图、客蒙以及伯里克利时代都有推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奔尼撒战争失败以后，雅典更是对于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粮食进口有着更明确的措施。[17]雅典开始设有专职的工商管理人员，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雅典更设有特别法庭（dicai 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在庇雷埃夫斯海港和雅典城内的市场设有5位抽签选任的市场监督员，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 结论 综上我们认为，雅典人并不仅仅是农民和政治家，其实也正如修昔底德所认为的那样，希腊人认为他们的文明与航海、商业有着密切的联系，统治阶层并不仅仅是从土地中获得财富和荣誉。对于雅典社会经济性质的分析无论是认为它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还是认为它是现代化的工商业经济，这两者的分析都是不可避免地过于简单化。我们必须看到古代雅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农业和工商业对于城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和其他城邦相比，雅典工商业的发达程度是斯巴达等其他城邦所无可比拟的。可以说在雅典，农业和工商业像酒精和水一样交融在一起，没有农业、没有农民的雅典不是真实的雅典，同样，没有工商业，没有工商业者的雅典也不是真正的雅典。从总体上讲，雅典的工商业高度发达，但是它们对于城邦政治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工商业和工商业者没有构成民主政治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但是这种影响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们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形成，并且是维护了民主政治的稳定，可以说是工商业和工商业者与农业和农民共同支撑了民主政治的长久存在。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颜一 秦典华译.政治学 [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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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ity of the polis’s Character and the analysis about the nature of Athenian society-economy Li Shen-ling, Jia Wen-yan (laceType w:st="on">SchoollaceTyp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Department of Politics-Law and Histor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Zaozhaung, Zaozhuang 277160, China) Abstract: The Polis was the society including Salve and the Metics and foreigner as well as the community that orients in citizenship. The nature of the Athenian society-economy show great complexities under the duality of the character. The peasants that own the land have the decisive impact on the Polis’s politics in the community, but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on the politics of polis was objective existence. The influence not only reflect in the promoting the erection of the democracy, but also reflect in the safeguarding the stability of it, in a world, we may say that it was the industry-commerce and the agriculture common support the long time existence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 Key Words: Polis; Athens; the nature of economy 作者：李慎令，1964年7月出生，山东省莱西市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贾文言，1981年4月出生，山东省泰安市人，枣庄学院政法与历史学系讲师。 原文发表于：《齐鲁学刊》，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