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重远曾撰写、主编、合编出版《战后西欧社会党》、《20世纪的法兰西》、《百年巴尔干风云》、《法国通史》、《20世纪的世界》等重要学术著作。
    年初的某一天，金重远老师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刚刚定好了今年全年的写作计划，然后一篇篇地将文章的构想讲给我听。金老师的交稿时间表排得很准很满，从1月一直排到12月，每一篇文章我都很喜欢。
    下个月，金老师本该再给我一篇稿子，关于拉美革命的，他应该写得差不多了。金老师是个非常守信的人，从不拖稿，往往就在约定时间之前的几天，一封装着几十页手稿的挂号信就寄到了我手中。我不会忘记，1月31日，过年前两天，您来信说：“明扬同志，终于在一片鞭炮声中完成两文。”
    金老师，这是您第一次拖稿吧，您能把它写完么？有那么多那么多“穿越剧”，怎么就没有一部能让我在6月7日早晨6点穿越到凉城路的老公房中，帮您捶捶背，揉揉胸，再提醒您一声：“您还有很多很多文章要写。”
    2010年4月，76岁的金老师给了我第一篇稿子，那时，距离他在复旦的最后一堂课恰好一整年。金老师老了，再也站不动那一站就是50年的讲台了，但他还能坐在床边读书写作，延续着书生本色。那时，他是否会想起1950年代列宁格勒的冬夜，每天读书12个小时的那个中国学生。
    去年10月，我和同事跑到金老师家里采访，那是一个很有些年头的小区。金老师一个人在家等我们，准备了很多糖果和水果，说话时一直劝我们“吃呀，吃呀”。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老派”的待客之道，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过年去亲戚家做客。那次，金老师结合他的留学生活和我们谈了“五十年代的苏联”，与时下流行的那些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解读不一样，金老师坦承，当年留学时虽然也发现了苏联一些问题，更多的是觉得“还不错”，对于后来解体的原因也是坚持有一说一，完全没有显示自己如何高明的“后见之明”。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对历史人物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千万不能偏颇，一会儿捧上天，一会儿说得一塌糊涂，那是不行的”。
    金老师身上有那种老派知识分子浓重的“家国情怀”，据说这也是过时的。金老师在和我聊很多选题时，其间都会提到这个选题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对于很多世界史的题目在国内面临无人关心的境遇很忧虑。他多次说，我们现在只关心美国欧洲，却忘记了还有个拉美，“拉美独立战争两百周年”这么重要的事情，关心的人很少。我知道，金老师2010年专门在《探索与争鸣》上写了篇《拉美两百年风雨评述》的论文，“遗憾的是竟无人回应”。我还知道，当金老师在复旦做最后一次讲座《北约将走向何方——评北约建立六十周年》时，同样面对的是稀稀拉拉的听众，他只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是我看到过人数来得最少的一次讲座……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但我看到我们上海的媒体几乎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我一直忘记告诉金老师一件“趣事”。金老师今年1月看见一个叫“帕勃罗”的笔名在《上海书评》上发表了一篇写西班牙现代史的小文章，看完当即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文中称“我国学界有关西班牙历史的论著真可谓凤毛麟角，少得可怜”，读到帕勃罗的文章“不禁喜出望外”，最后还说“帕勃罗先生采用西班牙姓氏作为自己的笔名，想来精通西班牙史，预祝他取得更大成就”。金老师不知道的是，这位“帕勃罗”既不是先生，也不“精通西班牙史”，她只是一位对西班牙史有兴趣的小姑娘罢了。
    但我想，金老师即使知道自己“识人不明”也会非常开心，因为，有年轻人对他钟爱了一辈子的世界史有兴趣是他最高兴的事。
    对于“帕勃罗”这样的后学，金老师一贯是鼓励有加，连句重话都舍不得说。北京几个年轻人鼓捣出了一本不错的书叫《塞尔维亚的轮回》，但书里却一个注释也没有，对此金老师在书评中远没有以学术规范来兴师问罪，只是提醒了一句“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个注释，在当今我国学者十分关注巴尔干的时候，应该努力做到资源共享，希望该书的作者以后能把这个空白补上”。用“资源共享”来提醒“不加注释”，我想，这样的宽厚只属于金老师一个人吧。
    金老师，前一段我给您寄了很多书，您说都很有兴趣。等把今年的计划完成了就去慢慢写。您还欠我很多稿子，我等着您还，等着您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