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汉史无大家，是史学界内多年以来的流行话。然而，劳幹先生是秦汉史名副其实的大家，只是因为他的学术活动分别在大陆、台湾和美国，聚焦分散，未能热炙成型而已。 劳幹先生的学术研究，几乎涵盖了历史学的各个分野。比如《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一书的论题，包括政治与历史、制度、思想、社会、地理与边疆、历法、考古与文字学、文学和古籍。如此博大的领域，非大家不能兼顾。 劳幹先生不仅研究领域宽广，他的学术关注所体现的思维厚度，从高层到基础，涵盖了历史学的各个层面，这也是非大家不能企及的事情。 中国王朝循环问题 从秦帝国的建立到清王朝的灭亡，在中华帝国时代的二千年中，王朝国家的治乱兴亡呈现一种不断反复的振荡循环，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周期问题，或者叫做王朝循环问题。中国历史的周期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世界历史的特异，不仅成为中国史家的关注点，也吸引了世界史学界的注目。《中国历史的周期及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就是劳幹先生对于这个至难的高层次的史学问题所做的一个大家风范的回答。 国家组织宛若生命有机体，其自身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天寿。除去暴病突变而言，中国王朝国家的天寿在三百年。人体的发令中心在大脑，王朝国家的核心在帝王家族。王朝的兴亡，就是某一家族统治的兴亡，“一个朝代的兴衰完全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合而为一”，劳幹先生所论单刀直入，一下子就切入了问题的核心。 皇子皇孙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与民间社会毫无接触，成为不通人情世故，缺乏正常的处事应变的“云中人”，国家权力的顶点由这样的人来世袭掌控，一代不如一代几乎就是必然。不仅智力如此，身体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缺乏野外生活的宫中皇族，宛如笼中圈养的宠物，数代繁衍下来，不仅个个身体孱弱，很多连儿女都生不出来。王朝的周期循环，首先要到皇族的生活环境、生理病理中去搜寻。人治国家的兴衰，首先要考察治国之人的体能和智能。看似淡淡道来的常识，正是大家方能有的返朴归真。 这些年来，各种舶来的理论在学界流行，常常使人眼花缭乱。我始终以为，理论只是用来分析事实的工具，滥用繁杂的理论，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使我们远离了事实。常态的历史中，常识常常是健全的认识工具。 入手在汉代，视野接当今 考察皇族宛若考察大脑，大脑诊断完毕再检查肢体。王朝国家的政治组织与王朝兴亡相关联自是不待言的事情，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最大欠缺是管臣管民不管君。制君、限君，将最高权力置于制度化的有效限制之下，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制君、限君，分散政治权力以减少政治风险，才是民主的起点。历史研究的最终关怀，还是要回到当今来。 文字是生命的寄语。书如其人，著作的内容正是作者精神关注的体现。“近代政治制度大多始于秦汉，至今虽有若干西方影响，但中国传统还是存在的……我过去之所以研究汉代历史，就是想研究中国历代制度与汉的关系。”入手在于汉代，视野连接历代数千年一直到当今，这是大家的又一种风范。 在中国历史上，恪守臣下之位而代行君王之事，有三位备受推崇的典范人物，一位是周公，一位是诸葛亮，还有一位是霍光。劳幹先生在《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中，对这位历史伟人做了平和易懂而又深入的论述。霍光是“根据事实，不尚理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收束了汉武帝晚年以来的濒危政局，安定国本，休养生息，开创了昭宣中兴的稳健发展局面。班固说霍光“不学无术”，批评他不通儒家经书，殊不知“出于客观的需要，并非有一个理论在后面指导”，这种实事求是的政风人物，正是维持汉代国运昌盛的中流砥柱。 事业的终极，在于实践。处理事情，要在务实。汉代务实政风的基点，在基层组织的建设。汉代的亭，一直是秦汉史学者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显得细小，那些纵论天下、臧否人物的说客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严谨的历史学看来，这个问题不但非常务实，而且非常重要，是汉代社会和行政结构的基础问题，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劳幹先生是汉简研究的开山者，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最早就是由劳幹先生整理研究的。他早年结合出土汉简，对于汉代的亭做过研究，写成《汉代的亭制》一文，本书中又收入他《再论汉代的亭制》，结合新出土的简牍材料，对此问题再做微观基层的研究。他的结论，亭“负治安警备的责任，但也监管道路邮驿”，应是实在而中肯的结论。 儒家与中国政治社会 思想与政治，特别是儒家与中国政治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开始于汉代。劳幹先生是精通汉代各个领域的大家，他的思想之论，自有一种与史实相联的启示性。 劳幹先生指出，儒家的成功主要是在教育上，这就使从学校出来的人大都有亲儒的倾向。想来确是如此，孔子开学校，教授弟子，整理古代文献，规范伦理道德，是他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孔子是教育之祖，是伟大的教育家和伦理学者，这应当算是他最基本的评价。孔子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功的人，后来将他塑造成政治导师般的圣人，处处都是当代政治意识的参入和利用，实在是偏离了历史的真象。 考察汉代社会，其思想的主流经历了初期的黄老道家，中期的儒法并用和后期的儒家独尊，国势也经历了有活力的上升弱势，开始僵化的下降强势和脱离现实的亡势。思想僵化的起因，正是在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是政治直接介入学术，思想和文化由此丧失创造力和活力；独尊儒术是学术和政治联姻，儒家思想由此僵化，政治也由此步入脱离现实的迷途。到了王莽将儒家的空想模式直接导入到政治和社会制度当中时，其结果就是天下大乱，王朝倾复。 大体而言，中国历史上凡是强盛而生气勃勃的时代，都不是儒术独尊的时代。从政治上尊儒，就是从思想发展上断送儒家思想的活力。同时，将儒家思想引入到政治思想中，其结果就是使政治思想走上迂腐僵化之路。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诸子百家为基础的博大文化。诸子百家并存互补，文化思想才能充满创造的活力，才可以基于丰富多彩的思想基因，嫁接现代世界的思想成果，应付人类社会千变万化的现实。 因为治秦汉史的缘故，我与劳幹先生宛转有些因缘。从北大的学生时代到最近，我一直关注劳幹先生和他的著作。对于劳幹先生和他的大著，我想要说的话还很多，限于篇幅，只有留待将来。今天用一句话收场：劳幹先生是我极为钦佩的一位大家学者，我读大家的书，仰慕大家的风范。 【原载】 《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