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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读赵俪生先生的《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其中有一篇，是纪念他的老友童书业先生的，叫做《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为童书业逝世二十周年而作》。文章不长，但出自史才、史识俱佳的赵先生之手，却蕴涵了很多感慨。童先生作为著名历史学家，而且多才多艺，我就不再赘述，仅录赵先生所记童先生之事。 童先生的女婿是著名学者黄永年先生，黄先生纪念岳父的文章，我似乎也看过了，但不甚记得其中具体的内容。赵先生认为，黄先生文章颇为形式化，从中看不出童先生的一些特点。作为老友，却可不避讳，似乎从中也可见那个恐怖的时代。“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一位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在此还要说明，这里的运动，非指体育运动，而是指政治运动，这一项是他最怕的。”（第159页） 童先生何以如此害怕运动？赵先生举了一个例子。1955年肃反，山东大学先批胡风，后来揪出山大校长华岗。接着要落实到具体单位。在当时实力鼎盛的山大历史系，揪出三个人：张维华、韩连琪和童书业。人们指控童先生什么呢？说来既可怕，也很可笑：“童书业有血债，他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听了吹风会的赵俪生先生，回来就对夫人高昭一先生说：“童先生看见咱家杀鸡都吓得捂着脸，他怎么会一夜之间杀死一千个党员呢？”（第160页） 对于赵先生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考证这样一件事情的真伪，实在容易得很。原来，抗战时，童先生与父亲关系不好，其父之妾挑唆，把童先生夫妇赶出家门。中共夺取政权后，其父给童先生去信，说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应该给我赡养费。不知为何钱没寄，或许是童先生对于父亲有意见吧，上海那边的父亲之妾就写来检举信。其实，1948年顾祝同邀请学者去徐州讲学，在车上童先生听到很多枪声，不知是什么，就问国民党士兵，士兵回答：“打共产党，我们一夜可以消灭他们千把。”回到上海，童先生谈起这些事情，不知怎么，以讹传讹，其父之妾就当作是童先生消灭共产党。 另一件事，是有一天，赵先生小女儿三岁的赵红跑回家，看到正在午睡的妈妈高昭一床头跪着一个瘦老头。高先生醒来，才发现是童先生。原来，童先生写过一份交代材料，想取回来，又不敢自己去，想找高先生代劳。看到高先生在午睡，就不敢惊醒，或许因为紧张，只好跪在那里。这份材料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的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头是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各地有代理人，上海是杨宽，山东是王仲荦，东北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赵先生马上找到组织部长，要来这份材料，当着童先生的面，把材料在一个盆子里烧了，童先生方始释然。（第162页） 有人因此指责童先生为了自保，不惜陷害师友，主张保留这份文件，作为朋友，赵先生却觉得童先生之所以如此做，不过是因为他的心理是扭曲的，与他的人品没有关系。要不然，怎么还会把自己也交代了呢？赵先生了解童先生这一点，其实是跟童先生学的。现在想想，童先生的求知欲和才能，真是令人惊叹的，他很喜欢读弗洛伊德，赵先生自言，自己的一些关于弗洛伊德的思想，都来自于童先生。同样，他也利用这个分析了童先生：“弗氏在谈到妥斯妥耶夫斯基时，说他有时对别人是个施虐狂者，有时对自己是施虐狂者，但在最终结点上却是歌受虐狂者。这话高明极了，并且完全可以适用于童书业。”（第163页） 童先生的怕，既让人感到可悲，又让人觉得幼稚得可笑。我们这些后辈学子，今天再看起来后面这些事情，或许会不免发笑。可是，在赵先生心里，写着老友这些轶闻趣事的同时，大概不能不想自己在山大、兰州大学遭遇的数十年的迫害，甚至差一点丧命的经历。恐怕内心是凄凉而愤懑的。 有一次，大陆宣传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童先生找到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要我带他去抓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咳嗽声，马上躲起来就是了。”（第163页） 虽然政治上很幼稚，但童先生对学问却是挚爱的。平日最爱谈学问，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不管人家是否爱听，他都可以一直谈下去，乃至到午夜以后。他很怕黑夜出事，但一谈学问，就不怕了。因此，经常会出现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在校园里迷路，最后要警察给他送回来。除了赵先生在此提到的，我还听说，他曾迷路，因此摸到学生宿舍，跟学生说：“我是历史系教授童书业，找不到家了，麻烦你们把我带回去。”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事。 因为是朋友，赵先生夫妇又都是历史学家，就能耐心听他讲，一到周末就来到赵家。虽然童夫人做饭要远好过赵家的，但他为了谈学问，就到处跟人说赵家饭很好吃。但他吃东西也有怪癖，不能吃裸露的肉，但包起来的肉，他却可以大口大口吃。赵先生他们也很照顾他，每次都做肉，都要包起来。虽然童先生很单纯，但有时也挺精明，他和人家谈了学问，一旦发现他的想法被人用在论文里，下次就再也不去那家谈学问。 童先生和赵先生都喜欢听京剧，但他只喜欢看便宜的戏，而且只喜欢看武戏，对于老生、旦角的戏，全无兴趣。文戏他就出去抽烟，到了武戏，他就神采奕奕。并且告诉赵先生：听了这样的戏，明天第一堂课一定讲得特别精彩。甚至约请赵先生去听他那堂课。 有趣又令人倍感辛酸的童先生，到了文革的时候，就在劫难逃了。红卫兵小将让老先生们站着拔草，这对于老人可真是一种折磨。但似乎对童先生和小脚的冯沅君先生，据说可以坐着拔草。赵先生劫后余生就此问知道当时情形的老友杨向奎先生，杨先生说：“哪里？！板凳已经坐不住了，是躺着拔；后来是童太太代拔。” 最后，赵先生记录了一件更为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王仲荦先生告诉他，当童先生噩耗传来时，一位讲师的夫人在阳台上说：“又替人民节约了二百多元人民币。” 在那个荒唐、荒谬而恐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已经被扭曲、人性已经泯灭到何种程度！这大概就是最近仙去的赵先生在二十年前写下这篇纪念老友文章的本意吧。本想用一句大家都知道的“最是文人不自由”，作为这段抄录文字的题目。后来想想，还是太无新意，就自己胡诌了这样一个题目：“纵使俊才亦神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