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著名学者王汎森。 本报记者李怀宇摄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第四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的讲者是王汎森先生。2012年3月底到4月初，王汎森的讲座总题是《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第一讲为《近世私人领域的公开化—明清的修身日记、蒋介石的〈省克记〉及其他》，第二讲为《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私人领域的政治化》。 清明探访先贤足迹 王汎森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是台湾文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1987年王汎森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师从余英时教授，1993年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后任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2003-2004）、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03-2009）。王汎森的研究重点是从明清到近代的中国思想史。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傅斯年的思想和学术，深入地分析“五四”一代知识人在时代和政治之间的彷徨与抉择。而对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胡适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奋斗与思考，王汎森有独到的见解。 此次赴港讲学，正值清明时节，王汎森由何光诚博士带路，专程到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向蔡元培先生致敬。大约20年前，王汎森偶然在《中国时报》副刊上看到蔡元培墓的照片，叶恭绰的书法“蔡孑民先生之墓”写得雄强有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元培晚年居于香港，1940年3月5日病逝，安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王汎森还寻访了蔡元培和胡适在香港的游踪。蔡元培《旅港日记》提到在道风山看教堂，一个十字架是在佛塔上面，另一个十字架则在莲花座上面，结合两种风格，有宗教包容之象。王汎森便去看了那一对十字架。蔡元培日记中提到曾到狮子山看猴子，王汎森也去了狮子山看猴子。胡适《南游杂忆》里则提到游过九龙水塘，发现风景很美，所以劝香港应该发展观光。王汎森也去看了九龙水塘。 台湾已经忘掉胡适了 当年王汎森任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时，常常有游客想参观蔡元培的文物，结果只见那一尊蔡元培铜像，并无其他文物。事实上，蔡元培的文物主要放在三个地方：“中研院”近史所的院史室，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院总办事处的公文档。王汎森说：“蔡元培先生是‘中研院’创院院长，功劳很大，尤其在战乱的时代，国民政府其实没什么钱，所以蔡元培运用他的威望，从蒋介石那边争取到一笔钱，建立专门从事近代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国立机构—‘中研院’。最初蔡元培跟蒋介石的关系还不错，后来双方关系陷入紧张，蒋介石拨给‘中研院’的经费都是打折的。蔡元培跟吴稚晖很熟，吴稚晖跟蒋介石关系比较好，每当‘中研院’经费有困难而需要向政府疏通的时候，常常要靠吴稚晖出面。那时宋子文掌握财政大权，蔡元培也往往得同他周旋。缅怀这些前辈们，为了建立‘中研院’吃了很多苦头，也很有远见。” 去年是胡适诞辰120周年，今年则是胡适逝世50周年，海峡两岸学界皆有纪念活动。王汎森说他很喜欢读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依稀记得书中一个特别的情景：文艺复兴时代在伟人的墓前作生日纪念讲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适诞辰120周年时，王汎森有幸在胡适的墓前作了十分钟讲话。然而，当学界在纪念胡适之际，台湾报纸上也有评论家感慨：台湾已经忘掉胡适了。没过多久，马英九就到胡适纪念馆参观，表示从高中就崇仰胡适，并没有忘记他。 回顾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前辈的风采，王汎森有感而发：“现代社会是一个历史记忆保存很短的时代，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蒋经国是谁了，何况是胡适？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启超这种我们耳熟能详的人，一般人知道得就更少了。” 老翰林为何学德语 时代周报：蔡元培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对近百年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汎森：我觉得他代表近代追求新学术的新气象，在今天看来好像理所当然，可在当时的环境并不容易。他研究的东西都不为功利，蔡元培全集的文章，还有帮人家写序的文章，他所重视的学问，不管有用没用，都是非常基础性的学问。现在全世界都在疯狂地追求生物科技，生物科学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健康要有好的治疗，确实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这点我非常了解，可是也不能整个学术界的天平都往那边倾斜，这个时候重新回味一下蔡元培的学问观，很有意思。他重视体育、哲学、民俗、美术、人类学、史学、语言学、考古等，这些都非常意味深长。他是一个老翰林，先是为“苏报案”避难，跑到青岛去从字母开始学起德文，然后到德国去求学。民国成立后做过教育总长，再度赴德念书。一个老翰林在以前是可以躺着不用干事的，光靠写对联、写墓志铭就已经够混日子的了。但他从头学德文，然后跑到德国留学，修的那些课都是气象很新，而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处世为人都特别平和，有决断但又平和。蔡元培在抗战时期，人在香港，一度还帮史语所向陈彬龢分租了《港报》的房子，想让史语所的同人和眷属，以及整理汉简的人到港后有个居停的地方。 时代周报：蔡元培跟胡适的关系怎么样？ 王汎森：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说，胡适回忆道，他在青年期如果没有蔡元培的着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蔡元培还为之写序，褒奖备至。不过，蔡元培跟胡适之间还是有争论的，如蔡元培写《石头记》索隐，胡适写文章批评过，因为胡适对《红楼梦》是另外一套看法。双方这样子激烈争辩，还可以做同志、做朋友，他们的气量很大。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蔡元培是北大校长，胡适是北大文科的教授，两人虽不是同一辈的人，但是惺惺相惜。 “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 时代周报：胡适晚年从美国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对台湾学术的推动有何意义？ 王汎森：胡适来台湾有几点重要意义。第一，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在台湾学界的影响。第二，胡适把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带到台湾，在当时的台湾未必能有制衡政治的权力，却是成了一股潜流的，留下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是会随时发生作用的。当时台湾许多民主人士与他有来往，他支持组织在野党，但是他说：不要叫反对党，反对党派太不民主了，在野在朝，互相制衡，才是民主精神。第三，他提倡学术。我在胡适墓前讲话也有提到，他讲：“学术是一个国家无形的财富”，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简要，要能真心这样想并不容易，而且他一以贯之。胡适在北大当校长的时候就曾经提出一个学术独立十年计划，可是因为情势急转，没有机会实践。后来他回“中研院”当院长，1958年，他就把这个方案写成了“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因这个纲领而成立了“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他当主席，由当时的“教育部长”梅贻琦当副主席，后来又改成“国科会”。“国科会”对台湾几十年的学术影响非常大，有一个稳定的研究经费，不计产出的现实利益支持学术。 胡适来到台湾以后，成为很多人的人生导师。我所熟悉的高信疆先生生前曾经告诉过我，他十几岁的时候很苦闷，整天唉声叹气。后来他读《胡适文存》，此书至少就指出了他一条路。胡适在台湾，对“中研院”的左邻右舍非常好，他去参加小学毕业典礼，跟里长打交道。在西方，大学所在地方的居民跟教授、学生一向都是敌对的。剑桥、牛津如此，我念书的普林斯顿大学跟当地的关系好像也不是很融洽。胡适做院长的时候，和他们处得很好，没有贵贱观念，所以胡适去世后，灵车经过南港地区时，家家户户都主动摆设香案悼祭。 “‘总统’你错了” 时代周报：蔡元培跟蒋介石的关系非常紧张，那么，胡适跟蒋介石的关系怎么样？ 王汎森：胡适对蒋介石有很多批评。1929年当国民党训政体制初建之时，胡适曾批判蒋介石是“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人物。可是，基本上他对蒋介石在紧急的关头都是支持的。当然像胡适这种人，对近代的军事家、政客，不可能心悦诚服的。蒋当年花很多力气在拉他，包括要让他选‘总统’，即使后来这个事没有成，但我想，胡适心里一定很受用。但是令人不无惊讶的是有些学者去看蒋的日记，发现蒋对胡适是非常不满意的。蒋认为一生有两次受人严重羞辱，一次是宁汉分裂的时候，在武汉被鲍罗廷当众羞辱，一次就是胡适回来当“中研院”院长的时候，在蒋介石致词之后说：“‘总统’你错了。”他心中始终觉得胡适总是不能跟他一条心。蒋介石日记中还有一条说：赵元任更像纯学者，好像责备胡适沾染了政客的味道之类。胡适出名很早，当年孙中山在广州时代出书，还要请胡适批评，希望得到胡适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的评介。胡适还给他提了个意见，说孙中山讲“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化”是错的。孙中山马上要廖仲恺写了一封信，表示那个论点不过是中山先生“随便拾来作衬，非潜深研究之结果”。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得大名的时候，蒋还没发迹，在胡适心目中，对孙当然是比较尊敬，对蒋介石等人恐怕是平视之。 时代周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当面跟蒋介石说：“‘总统’你错了”，到底有什么背景？ 王汎森：1958年4月10日，胡适院长的就职典礼在“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馆举行。蒋介石当天到场致词，讲了很久，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及自由主义，在褒扬中有挖苦之词。胡适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并说“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的事，共产党坐大是十几年后的事，与“五四”无关。胡适这番话让在场的人相当紧张。据当天在场的人告诉我，蒋本来有要站起来离去之意，陈诚这时拉了他一下，蒋当场没说什么，但是直到蒋逝世，他皆未再到“中研院”。我后来看帮胡适做事的杨树人写过一篇文章，说胡适因为熬夜很厉害，那时候刚长途飞行回来，客人又多，没有好好休息，讲话可能控制得不好，所以出言不客气，据杨说胡适当天晚宴时曾小声说“我恐怕得罪了他吧！” 傅斯年的彷徨 时代周报：傅斯年有“傅大炮”之称，当年以抨击政坛上腐败的权贵闻名，他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有什么彷徨与抉择？ 王汎森：我最近读《夏鼐日记》，其中有些提到傅斯年，有一段说，原来傅斯年在宣统三年考过清华留美，当时人认为能考清华然后出国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傅斯年说他当时的兴趣是要读武备学校，所以他没有认真考。《夏鼐日记》中说：当时清华监督周自齐是傅斯年的父执，清华的一位国文教员也是他的父执，两个人都想帮他考上，故考国文时，周亲来观其答卷，但傅不肯作弊，以手掩卷，不让周看到，事后那位国文教员问其作文的开端数语，傅亦以他文随意应答搪塞之。最后一天（或一科），傅斯年竟未去考，故最后并未录取。当时傅斯年本来就觉得天下这么糟，有志当个军人。有一次他喝醉酒，跟蔡元培聊天，大发狂言：将来如果中国强了，从苏伊士运河到那里全部要归到中国领土。结果蔡元培冷冷地跟他讲：“除非你作大将军。”那是喝醉酒以后的狂语，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关心现实，有志从军。他后来说过：他因为关心国家大事，所以在书房里面坐不住，又因性喜学问，所以在外面呆不久，结果弄得屋里屋外冲进冲出，坐也坐不久，出也出不远，两边都想管，一直在矛盾中。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他都忍不住要去管。可是他又觉得学术很重要，对学术有很大的使命感。傅斯年是以建立学术标准自命的人。有一个例子是他反对天文所聘用李国鼎当研究员，当时天文所认为剑桥大学出身的李国鼎，研究天文物理，老师是诺贝尔奖得主，是天文所不可或缺的人才，一进来就想让他当正研究员。傅斯年说：以他的学历跟他发表的东西，“中研院”最多只能用副研究员聘，后来李国鼎没来了。如果李国鼎来了，就没有后来的台湾经济之父李国鼎。从这个例子看来，傅斯年是个学术标准很严的人。 蒋介石羡慕“延安整风” 时代周报：从蒋介石的《省克记》所显露出来，他对这些学术界领袖的态度如何？ 王汎森：从《省克记》、《学记》等书看起来，蒋有几种心态是非常好玩的，蒋一直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老师。我当年在整理傅斯年的东西时，发现一张纸条，是傅斯年跟陈布雷的笔谈。傅斯年在上面写着蒋先生对上海市民言：“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此乃国家元首所以责其公务员而负责做到者，非对人民之言也。”陈布雷答：“此语我一半同意。蒋先生向来总是以‘作之师’的精神讲话，其讲话之对象，都认为他的学生，不问官民也。亦尝进言，但他看了不感十分兴趣，知之而亦不能行。” 我读蒋的《省克记》，发现他把全国当作一所大学校，所以他的口头禅常常说：他自己如果不能好好修身的话，何以教人？这是他对政府机关的腐败不灵所发的，但往往都是老师的口吻。第二，他非常重视写文章，把写文章、改文章看得很重。我们以为很多蒋的册子是陶希圣他们写的。但是《省克记》里面，蒋往往自喜说他改写了多少。所以他对写成好文章非常重视，这很像以前的旧文人。有一个地方，他还说对《易经》始终没有读通，所以影响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了解。他对黑格尔、朱熹非常有兴趣。对宋明理学的宇宙论、心性论这两个部分的东西，他都非常感兴趣。所以他花了大量时间读宋明理学的书，像卷帙庞大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蒋是排日读毕的；像读明代胡居仁的《居业录》时，就说爱之不忍释手。这一类的话在《学记》中还有不少。当然很多时候他反省自己，好名、好杀、好色等。他的旧文人、理学家的那一面，其实非常强烈。他对知识分子是想控制，但没有能力。蒋曾经表示他羡慕延安整风，可他毕竟没有做过，也做不到。 实习生肖丽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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