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省吾先生及其学术贡献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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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先生，字思泊，号夙兴叟，斋名双剑誃、泽螺居。1896年12月23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诞生于辽宁省海城县西十五里中央堡，1984年7月17日病逝于长春。享年88岁。先生一生致力于古文字学、古籍整理、古代历史、古代文物等方面的研究，治学严谨，成绩卓著。毕生60余年学术生涯，笔耕不辍，著书14种(未正式出版者不计)、论文近百篇。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古籍整理专家。去世前，先生曾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吉林省政协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语言学会顾问兼学术委员、中国训话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顾问、吉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是吉林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先生少承庭训，学习勤奋。17岁入海城中学，后入奉天教育会国学专修科，未及结业，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沈阳国立高等师范，1919年毕业。此后，曾先后任安东县县志编辑、奉天交通银行职员、西北筹边使署文犊委员、奉天省教育厅科员兼临时省视学等职。1924年任奉天省城税捐局局长。1928年，张学良筹建奉天萃升书院，聘先生为院监。为开化东北、传播国学，先生曾亲自聘请国内一流知名学者为该院教师。如聘高步瀛先生主讲文选，聘王树枏先生主讲经学，聘吴廷燮先生主讲史学，聘吴闿生先生主讲古文。先生因此也曾受其影响，更喜爱“桐城派”古文。在此前.先生也曾有《未兆庐文钞》行于世。1931年“9•18”事变前夕，萃升书院停办，东北形势急剧变化，为避免日寇的奴役统治，先生毅然变卖了在奉天及海城的家产，辗转迁居北京。
到北京后，先生开始研究古文字及从事古籍经典的校订、研究工作。为了更深入地从事研究和著述，先生几乎动用了大部分资产，甚至不惜变卖夫人首饰，来收集甲骨、青铜器等文物，很多是有名的兵器，如吴王夫差剑、少虡剑、吴王光戈、楚王酓璋戈等。先生很得意收藏的上列两把剑，遂以“双剑誃”名斋。此后的著述便多冠以斋名“双剑誃”。先生珍藏的文物约有二百多件，解放后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为了辨别文物的真伪.先生曾潜心研究过青铜器的时代特征，并对收藏的文物作过精心的整理。先生辨别古文物真伪的功力，也是这时候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锻炼出来的。
在北京，先生一面从事著述，一面从事教学。30、40年代，先生先后担任辅仁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讲授古文字及古器物学等。此间出版专著有《双剑誃吉金文选》等十余部著作，还编撰有《双剑誃殷契骈枝四编》及《契文例》稿本(曾毅公助理)，发表论文近20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可见先生惊人的笔耕毅力及对学术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先生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5年，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匡亚明校长至京，聘请先生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先生欣然同意。同年6月正式奉调长春。从955年至1984年，先生在长春生活、工作了近30年。
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除去历次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先生主要是培养研究生和从事著述。1956年至1966年期间，先生曾先后招收三届6名研究生。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先生置年迈体弱于不顾，于82岁高龄继续招收研究生5名。1981年又继续指导博士研究生3名。1980年与1983年，受教育部委托，主办全国具有讲师以上水平的古文字进修班两期，共招收学员20余名，为全国高等院校及文博单位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在此期间，先生出版专著有《商周金文录遗》等多部著作，主编《甲骨文考释类编》，并发表论文60余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先生都没有停止从事著述及教书育人的工作。
综观先生一生所走的学术道路及取得的学术成就，其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这里，只是就下列几个方面谈一点认识和体会。
一、在考释古文字方面的贡献
先生研究古文字，是从30年代初寓居北京时开始的。那时先生已经30多岁接近40岁了。由于先生具有深厚的古典文献功底及古文字学基础，加上治学勤奋，所以后来居上。四十多年中共考释出一大批前人不识或误解误释之字，并提出了突破传统“六书”的文字学理论，为学术界所称道。
首先是考释甲骨文字。殷商甲骨文，自清末发现以来，经过不少学者，尤其是罗振玉、王国维的不断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不易解决的疑难问题。仅就文字考释方面而言，越往后考释疑难文字的难度就越大。据初步统计，甲骨文不重复的字约有五千左右，能认识者也就千字左右，多数还不认识，这就影响到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先生认为“这是我们应当担负起的一个艰巨任务”。因此，先生知难而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40年至1943年间，连续出版了考释甲骨文的专著《双剑誃殷契骈枝》初编、续编、三编，在同行中崭露头角。1979年，先生总结了40多年来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删订《殷契骈枝》三编，与新释合为一编，题名《甲骨文字释林》，由中华书局精装出版。全书190篇，20万字左右。这是先生积一辈子心血研究甲骨文字的精华。全书用“分析偏旁以定形，声韵通假以定音，援据典籍以训话贯通形与音”(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等科学方法，新释或纠正前人误释及前人已释而不知其造字本义者，约有三百来字，论证简洁严谨，结论多属可信。如释气、释败、释襄、释大？风、释虹、释屯、释奚、释尼、释蝉、释𠂔、释勹、释庶等等，以及释小王为孝己、羌甲为沃甲、膏鱼为高鱼等，其例不胜枚举。是罗、王之后考释文字最多的学者。同时，先生在该书中所释的“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附划因声指事字”，则是对传统文字学理论“六书”说的发展和突破，开创了考释文字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先生的《双剑誃殷契骈枝》及《甲骨文字释林》的出版，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评价。如王宇信在《甲骨学通论》中指出：
于省吾在甲骨文字考释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超过了前人，不仅他考释或加以解说的三百多个甲骨文字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而且他将罗、王以来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加以继承并发展，对我们今后文字的考释工作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陈伟湛、唐钰明在《古文字学纲要》中，吴浩坤、潘悠在《中国甲骨学史》中，王宇信在《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以及曾宪通在《建国以来古文字研究概况及展望》(《中国语文》1988年1期)一文中，都对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了概括性的评述，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些评论，应该说是比较公允而符合实际的，代表了学术界的看法。郭沫若先生再版他的甲骨文重要著作《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时，就特别邀请于先生在文字考释方面进行校订，并将校改之处，录于该书的眉端。1977年，中华书局邀请先生主编《甲骨文考释类编》，先生去世前已完成部分资料长编，近经增补编辑抄正，不久即可面世。
先生考释甲骨文字的成就大于其它方面，但于金文的研究也下过一番苦功，提出了不少极富创见性的解释，也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先生曾计划继《甲骨文字释林》之后，总结对铜器铭文研究的成果，出一部《吉金文字释林》，预计考释文字二百个左右，并曾就书名一事还与他的研究生反复琢磨过。先生之意是，《甲骨文字释林》当初应取名《古文字释林》，以后所辑均同样命名，仅以一辑、二辑、三辑等以别之。可惜此书未能完稿而先生即溘然长逝。回忆先生当时谈起宏伟计划的情景，仿佛先生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已经是80多岁高龄老人似的。尽管我们今天已难以见到先生对二百字左右金文考释的全部内容，但从已发表的论文中可窥见其梗概。如《释中国》、《释？(举)》、《释盾》、《释两》、《释能和？以及从？的字》、《释从天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读金文杂记五则》、《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墙盘十二解》、《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等等，相当精辟地考释了一大批难度较大的铜器铭文，由于先生长于字形分析和音韵、训话，又善于利用出土文物等材料，因此，所考文字及所释字义多令人信服。如通过偏旁分析，释出了一批从能从？和从天从大从人的古文字；对武王克商时的利簋中“岁贞克闻”的解释，对？为管蔡之“管”的考证；利用出土文物与古文字字形的演变，论证“盾”的变化及“登盾，生皇画内”的含义；释秦公钟？为？？，读“趋文武”之？？为蔼蔼，训为威仪之盛；读蔡侯钟“？？为政”之“？？”为“懋懋”，训为“黾勉”；读墙盘“方蛮亡不？见”之？为踝，训踵，解为方蛮无不接踵而至，等等，于形、音、义等均密合贯通。又如《释？》一文，先生根据甲骨、金文中？字的构形.以纳西族文和古代典籍为证，释此字为“举”，为进一步研究族氏文字树立了榜样。另外，《甲骨文字释林》中也包含了不少先生对金文考释的意见，早年出版的《双剑誃吉金文选》，对青铜器铭文的训释，也多有独到之外，其著录的金文书籍，如《商周金文录遗》等，为促进金文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先生研究战国文字及汉隶“古文”等方面，也有不少新的见解。这一方面，以前似乎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其实，早在先生开始研究古文字时，就曾注意到战国古文及秦汉篆隶对于研究甲骨、金文的重要性，考释文章中不乏征引这类材料以阐明文字的源流。1943年出版的《双剑誃殷契骄枝三编》中就专附有“古文杂释”。其中考释战国文字者.如释古玺质、阴、？等字，释古货币文？阳、铸、均、居、？、堂等字，释古陶文咨满等字，等等，多准确无误。《论俗书每合于古文》，是继罗振玉《古文间存于今隶说》之后，主张研究商周古文字及《说文》古文等还要注意秦汉以后所谓“俗体”中所保存的“古文”形体的又一篇力作。全文共举64字为例.逐字进行分析论证，亦多准确无误。
另外，先生所藏有关书籍及资料中，也每见有眉批，其中不乏先生的精辟见解。如能将先生的笔记(先生不作卡片，以防丢失)及眉批等综合整理出来，可以看出先生有很多考释文字的意见未能来得及整理发表。如50年代商承祚先生赠送“思泊先生考正”的《信阳出土战国楚竹简摹本》(晒蓝本)中，先生就有不少旁注及眉批。现罗列几条如下：（举例从略）
先生曾有撰写《战国文字释林》(开始叫《古文字释林》，见《文献》19辑)一书的计划，可惜未能实现。
如果将先生所释之甲骨文(三百)、金文(二百)、战国文字及尚未整理之考释文字的意见一起计算，先生一生考释、训释的文字，估计有六、七百字之多。
总之，先生在考释古文字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在整理校订古籍方面的贡献
先生学术贡献的另一很重要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就是利用古文字材料及研究成果，参以旧书写本及出土文物等材料来校订古代典籍，开创了科学整理古籍的一个新途径。先生一贯认为，先秦典籍原是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其在流传中出现的种种错误，与当时的古文字在形、音、义各方面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又因汉代学者译释先秦古文献时已不能完全认识古文字，再加以口耳相受及辗转传抄，以至错误较多。今天纠正其错误，不仅要直接利用或联系当时文字的形、音、义的特点加以研究，而且还要利用同一时代的典籍及出土文物等相互验证，才能有所创获。清代乾嘉学者，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虽然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书相互比勘以校证本文和训释的错误，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今夭能有条件用古文字校勘典籍，这是一种直接有效的方法。同时，先生又主张地下出土的资料与文献资料有主辅之别，要以发掘的文字资料为主，以古典文献为辅。既要用发掘的文字资料来纠正古典文献之讹误，又要用古典文献来补充发掘的文字资料之不足。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交验互证，才能全面研究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先生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30年代初，先生一到北京后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将对古文字的研究与校订古籍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大成就。解放前就连续发表并出版了多部著作。由于先生精通古文字，又具有群经诸子、目录版本、典籍校勘、考古发掘、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修养，所以所阐述的问题能左右逢源，所校所释多令人信服。下面仅据修改增订后的《诗经•楚辞新证》，各举一例，以见一斑。
《诗•绵》“古公亶父，陶复陶穴”之“陶复陶穴”一句，二千年来旧注及解说《诗》者对于“陶”和“复”字一向训释不清，而清儒又多拘泥于《说文》，误以为“陶复”是于地上复筑土室。先生根据典籍，及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的龙山文化等墓葬和遗址中有红烧土的发现，交验互证，认为此句的“陶”字为动词，义为“烧制”，是说住穴与复穴的内部都用陶冶出来的红烧土所筑成，为的是质地坚固，以防潮湿。又指出，“陶复”的“复”字应在句末，为与上下句压韵而与“穴”字颠倒，本应作“陶穴陶复”。“复”系开掘于住穴内的地窖，用以储藏谷物之类。这是周人詠太王在豳穴居之事。
《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句，旧注虽知“鲜卑”为带钩，由于未能验诸实物，每语意笼统不清。先生以郑州战国墓中出土的带钩实物为例，详细指明带钩各部位的名称，最后指出，此句“是以带钩之形制比拟女人之腰颈。‘小腰’指带钩身部中间言之，‘秀颈’指带钩左端弯曲处言之”。
这样交验互证地校订古代典籍，不仅文义较旧注通达，细微而准确，令人信服，而且开创了整理古代典籍的新路，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称赞。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中，认为先生这种整理、校订古籍的方法有“筚路篮篓，以启山林”之功，为训话学开辟了新的途径。并推崇先生为“新证派”的代表。
三、在利用甲骨金文研究商周历史方面的贡献
先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利用古文字研究成果及古代典籍，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及民族志等，来研究、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及有关制度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先生研究古文字与古代典籍，并非仅仅是为了解决其中的疑难问题，而是要透过这些材料来探讨当时的历史面貌。在《甲骨文字释林•序》中，先生曾明确阐述了“研究中国古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探讨古代史”的观点，并就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先生说：
中国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和会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可见文字的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在本书中，我利用甲骨文字的构形和甲骨文的记事，对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墓础和上层建筑，都进行了一些研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商代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践踏和刑杀，在这里有必 要概括地阐述这一问题。
紧接着，先生通过列举甲骨文中有关“人身的蹂躏”、“捆缚”、“械具和囹圄”、“肉刑”、“火刑”、“陷人以祭”、“砍头以祭”、剖腹刳肠的“（宅攵）与乇”为例，说明商代统治阶级践踏和刑杀人民的残酷性，进而指出文献中所载关于商王统治时期的所谓“修正刑德，天下咸欢”(《史记•殷木纪》)多为颂扬粉饰之词。
先生所发表的单篇论文，也多具这个特点，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通过对古文字的考释来研究商周历史。如《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略论图腾与宗教的起源和夏商图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商代的谷类作物》、《从甲骨文看商代的农田垦殖》、《关于商周时代对于“禾”、“积”或土地有限度的赏赐》、《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岁、时起源初考》、《“皇帝”称号由来和“秦始皇”的正始称号》等，就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古代的图腾制度、商周时代的社会性质及阶级斗争、农业生产、土地制度、驿传交通等等方面，都提出了比较新颖的见解，“做了创造性的探索”（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如通过辨析甲骨文中的黍、稷、菽、麦、稻等，证明我国商代已经具备了后世所习称的“五谷”。据典籍，垦田始见于《国语•周语》。先生通过对甲骨文？字的考释，认为圣田即垦田，说明商代武丁时已有农田垦殖。先生根据甲骨文、金文及文物考古资料等与古籍记载相互印证，说明殷代不仅有了车马、步辇和舟等交通工具，而且也盛行单骑与骑射；先生又根据甲骨文？与？字的形义演变及“？入”、“？往”、“？来归”等辞例，以金文及传记资料为佐证，将过去多认为“驲传”起源于春秋的时间推前至殷代。等等这些，虽不能都视为定论，但先生是在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探索商周历史及其有关制度。
关于古文字资料在研究古代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先生也一向认为(见《甲骨文字释林•序》)：
我过去一再强调要以地下发掘的文字资料为主，以古典文献为辅。象甲骨文这种保存在地下的文字材料，是三千多年来原封不动的。而古典文献则有许多人为的演绎说法和辗转传讹之处。……当然，我们同时也要用古典文献来补充地下发掘的文字资料的不足，特别还需要用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来补充文字资料的不足，把这几方面辩证地结合起来，交验互证，才能使我国古代史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先生研究古史的论文及所取得的成就基本体现了他一向主张的这种思想。先生“通过古文字考释研究商史，为恢复我国古代社会面貌做出了贡献”(王宇信《甲骨学通论》)。
四、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
先生对学术事业的另一贡献是教书育人。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除从事研究和著述外，就是培养人才。
先生培养学生，认真负责，方法得当，效果好。归纳起来，约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教导学生熟读原始材料，掌握好学习方法。先生指导研究生，学甲骨文时，就以《甲骨文合集》为课本；学金文，就以《殷文存》、《续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等为课本，叫学生老老实实地一片片、一篇篇阅读，有疑问者，研究生先行讨论，实在不明者，由先生答疑。学习中要学生随时记下重要材料及心得。对前人的解释，先生教导学生不要一味盲从“大家”或“权威”，要以怀疑的态度去思考每一问题，进而才能发现问题，久而久之，积少成多，自然会有不少收获。
二是教导学生治学要勤奋，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先生做学问一向是一丝不苟、勤勤恳恳的。到晚年每天都是清晨三、四点钟就起床从事著述，因此以“夙兴叟”名号。先生经常用美国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来告诫、勉励学生。先生常说，“念兹在兹，食兹在兹。做学问贵有恒，功到自然成”，“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这些风趣而带有哲理性的教导，至今还在先生的学生中广为流传。先生在生命的垂危之际，于病床上还用手指比画字形以教导学生，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是强调学生做学问要严谨，要知道“阙疑”。先生做学问以严谨著称，对乾嘉学者中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治学严谨、无证不信的精神倍加推崇。先生在整理《甲骨文字释林》时，对早期研究中误释或有疑问者“大加删订”，几乎删去一半，意在“宁缺毋滥”。先生常说，做文章要“流于既溢之外”(苏东坡语)，论证一个问题要“严丝合缝”，文章要短小精练，少说废话。
先生不仅对他的研究生是如此，凡是登门或书信求教者，都一视同仁，耐心指教。1975--1978年间，先生对浙江的一位下乡插队但热爱甲骨文的青年，为鼓励他学习，帮助他寻找学习的机会，在年迈多病的情况下，短期内竟回复书信达17封之多(见《于省吾先生书简))，可见先生对后学的关心和爱护之情。
先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此文记述的仅是其中的几个方面。明年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对先师思泊先生的怀念。
最后，敬以自撰之联，献于先生之灵：
校群经诸子，育中华英才，鞠躬尽瘁；
考甲骨金文，写商周历史，博大精深。
（《社会科学战线》，1995（2）：257—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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