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致治，1929年11月生，湖南省邵阳武冈市人。196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萧致治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是我国著名的近代史研究专家，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黄兴研究室主任、湖南黄兴研究中心顾问、鸦片战争博物馆高级历史顾问、林则徐基金会特约研究员，曾兼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教授、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1960年，萧致治开始执教于武汉大学，随后作为助教协助著名史学家姚薇元教学。此后数十年中，萧致治以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及与之相关的中西关系研究为核心，发表了诸多有影响的著述。迄今为止，萧致治独立完成、主持或参与撰写的著作共23部，发表学术文章230余篇。
    围绕鸦片战争的研究, 萧致治先后撰写或编著了《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鸦片战争史》、《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并主持编译了外国学者所著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等著作。其中，《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一书填补了鸦片战争前300多年间中西关系长期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1996年出版的《鸦片战争史》（上、下册）是萧致治数十年来研究鸦片战争的总结性成果。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香港《大公报》等数十家媒体纷纷发表书评，盛赞该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新突破”，“是目前鸦片战争史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对由鸦片战争引发的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作了精辟的阐述”，“堪称经典的鸦片战争史”。21世纪初，上海社会科学界组织200多位专家对20世纪的社会科学著作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全面评估，编纂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库》13卷，《鸦片战争史》被列为1978年后鸦片战争史研究的三大代表性成果之一。
    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萧致治早年参加了由章开沅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的撰写。1988年，该书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2010年又因入选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库》而再版。80年代后，萧致治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作为“开国二杰”之一黄兴的研究上。他认为黄兴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仅次于孙中山，应正视黄兴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为此，萧致治先后编著了《黄兴新论》、《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黄兴评传》、《黄兴研究著作述要》等书，相继发表了《黄兴家世及其早年研究》、《论民国初年黄兴的基本政治倾向》等多篇论文。在萧致治的不懈努力下，武汉大学成为全国黄兴研究的中心。
    作为历史学家，萧致治在研究和宣传历史发展规律，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学术界誉为“穿越于中国近代史时空的历史学家”。萧致治带领并指导武汉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团队，加强历史规律与爱国主义的教育与研究，不断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课题，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视阈，使武汉大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是鸦片战争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
    萧致治将其数十年学术生涯的感悟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求真务实，力求使历史研究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萧致治认为，历史是一门求真务实的科学，容不得半点虚假。历史研究必须以真实可靠的史料做依据，阐明自己的观点，才能有说服力，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了求真务实，史学研究者必须在史料发掘和鉴别上下苦工夫、花大力气，切戒急于求成。
    二是注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李大钊曾说，“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主张“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在萧致治看来，“历史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世界观、人生观教科书，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什么是先进、落后或者倒退，一个人如何才能最有意义的度过自己的一生……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和学习的模板”。
    三是加强爱国主义研究，激励国人立志干大事、创大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萧致治在多次谈话中谈到，一部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爱国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展开一系列斗争的强大动力，爱国主义更是一个永不会褪色的话题。通过历史研究，弘扬爱国人士的业绩，表彰他们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所作的贡献，就是对广大人民进行具体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对全社会形成伟大爱国情操会起到潜移默化、砥砺熏陶的重大作用。
    四是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萧致治认为，历史学并不等同于考据学，而是要为现实服务，以史鉴今，古为今用。历史研究者要从史学宝库中发掘出时代需要的资源，生产出现实需要的学术精品，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把历史宝藏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举了几个例子：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确表示要“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顾炎武自称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萧致治说：“我是选择那些切合社会需要的，对现实有启发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来研究。这样研究之后，能够在社会上为人民提供一点精神食粮，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司马迁“著成信史照尘寰”，而萧致治的精神与中国先贤的精神一脉相传。
    在他弟子眼里，萧致治能让他们零距离地感受到他的作风、他的精神、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脉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萧致治在弟子心中的真实写照。2010年2月，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版了萧致治37万字的《薪火文集》，意为“薪尽火传，时代相继”，勉励青年一代继承老一辈的学术传统，为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继续奋斗。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