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楚平先生曾经在陈植锷追悼会上为我代笔撰写挽联：西窗剪烛添香三生有幸但得几年欢；东瀛携眷分身归国一病不起忽成千古恨。董先生是我与植锷在中学时代的老师，他最了解我俩，挽联道出我的心声。每每想起，真是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悔不该当年为什么会同意让他一个人回国，造成新的两地分居，生活无人照顾，酿成终身大恨。”
    ——2002年陈植锷的遗孀周秀蓉在整理了亡夫的《石介事迹著作编年》一书后，悲悔交加挥泪蘸墨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真是祸不单行。《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出版后不久，周秀蓉了却了心愿，可她自己也在杭州遭遇车祸身亡。英年早逝的一对伉俪，演绎了一出人间悲剧。
    我是几年前从马津龙口中得知这出惨剧的。津龙兄与陈植锷是同窗挚友，心心相印，交往甚密。喜欢唐诗宋词的马津龙，对这位老同学十分敬佩，有时会用诗句来比喻自己与陈植锷的情谊。
    经过一番努力，我找到了现居英国的陈植锷的女儿陈丹。
    陈丹16岁因父亲东渡日本，在日本生活了14年。她像父母亲一样，读书也很用功，一直优先获得奖学金，大学4年级开始还被授予日本文部省国费奖学金，直至硕士毕业。
    2003年，她与现在的丈夫结婚，并到英国留学，现在他们有一个女儿，生活得很幸福很平静。
    英国虽然遥远，但对父亲的缅怀犹如长长的黄丝带将陈丹与故乡连接了起来。我们仿佛又相会在瓯江之畔，与陈丹共话她的父亲陈植锷。
    陈植锷，1947年8月出生于永强沙村（今属龙湾区海滨街道沙村）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小学从当地沙村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于海滨中学，均为免费入学。高中毕业于温州第一中学。曾经在龙湾区海滨中学任教。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成为高考恢复后第一位考取北大的温州人。本科仅读一年半，便提前报考读研究生，并以优异成绩考取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中文系唐宋诗词专业，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浙江省委党校任教。1984年又考取北京大学博士生，师从著名史家邓广铭治宋代史，198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到杭州大学（今属浙江大学）任教。1991年被日本筑波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并东去访问研究。1992年4月回国，任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研究所教授。1994年2月28日，因病在杭州去世，享年46岁。
    陈植锷在浙江省委党校、杭州大学等曾经主讲中国通史、唐宋诗词、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文化史、古典文献等多门课程，指导国内外研究生多名。他先后完成的著作有校点《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和《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唐诗词汇意象论》（中华书局，1993年版）、《石介事迹著作编年》（中华书局2003年版）等。撰写定稿论文40篇，主要有《宋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关于中日古典诗歌之意象论》、（《日本思想史季刊》NO.34 1990年）等，字数达200多万字，多次获得史学、文学、哲学、美学等各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奖，并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优秀论文奖。他的学术成果曾受到同行专家很高的赞誉。著名宋史专家徐规先生，曾称他为“近世不可多得之人才，惜英年早逝，乃文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采访对象：陈丹——文史专家 原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与韩国研究所教授 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授 史学博士陈植锷之女（简称陈）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简称金）
    伟大无私的父亲
    金：令尊与马津龙是同窗好友，我与马津龙亦为多年挚友，虽然我未曾与令尊谋面，但仍引他为师友。我们先谈谈生活中你的父亲吧。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留给你难以忘却的故事吗？
    陈：在我眼里，父亲是世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父亲。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给我的父爱比别人更多，难以斗量车载。
    不论在北京读书还是在东京执教，他都忘不了给母亲写信，给我买儿童文学书等，而且还不顾路途遥远，以他羸弱的身体扛着带回送给我。至今家中还有一张他和一日本学者在北大的合影，手里提着的崭新书包和风筝，那就是他送给我的礼物。睹物思人，天人相隔，悲切涌现心头。
    他对我的成长，百般关心，万分牵挂。我从他身上总是有学不完的知识，文学、日语、数学等，甚至游泳、骑自行车，父亲都是我的启蒙老师。
    父亲不仅给了我生命，更教导我如何做人从事，珍惜时间。每当我学习累了，他总是鼓励我再坚持10分钟，之后再次鼓励我再坚持10分钟，使我又继续学习了半小时。他鼓励我这样做，他自己也是这样坚持的。从日本回国后到他离开人世，他时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奋发向上，每年的生日贺卡，总是写着：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珍惜每分每秒。
    勤奋好学的学生
    金：是啊，令尊勤奋好学，争分夺秒，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听说，在温州中学读书时，年轻的数学老师遇到一些难题也要向这位学生请教。你觉得他优异的成绩是如何得来的？
    陈：我祖父是永强沙村的农民，早年生病在家，因此父亲的出身家境贫寒，家庭也没有多少文化传承。父亲是长子，兄弟姐妹还小，18岁中学毕业时他便挑起家庭的重担，在海滨中学教书。
    父亲酷爱读书，不论是小学、中学，他的功课门门优秀。平日里，他的学习非常刻苦勤奋，简直废寝忘食。时常手不释卷，即便掩卷也在思考问题，从不浪费时间，常常把等候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同时，他认真好学，兴趣广泛，对西方文学他很感兴趣。记得父亲曾经让我帮他在卡片上抄写他引用需要的唐诗宋词，对此我也特别来劲，从中我发现他是阅览了无数的文献书籍，同时也发现他整理卡片文件井然有序，现在想来他也是在培养我的学习兴趣和习惯。
    我读中学时，有时会遇到数学难题，而到了父亲手里就迎刃而解了，再经他解释，我便恍然大悟。我曾纳闷他的专业为何选择古典文献，而不去攻数理化。不是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想，这与他兴趣广泛，门门功课优秀有关，加上老师的引导，考上了北京大学。
    金：天才就是具备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他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考上北京大学的温州人，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知道他在读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学位时的故事吗？
    陈：父亲在北京大学仅读一年半便报考研究生了。父亲的优异成绩，我是从他获得的奖章和别人口中得知的，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才能和成就。去年回国整理父亲的藏书及稿件等，发现他一直保存着在校时的许多笔记和稿件，字迹都非常工整漂亮，令我十分吃惊。
    他进北大读一年级，第一次交上的作业，竟是一篇五六万字的长篇论文，同学得知后震惊不已，至今仍有人说起。听母亲说，他在听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课时，讲到诗歌平仄问题，他有异议，不同意老师的说法，后来把《崔颢〈黄鹤楼〉和唐人七律》一文送给王先生批阅，王先生不但不生气，反而喜出望外，称赞他是位好学生，并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天津师院学报》发表。从父亲考取北大，一直到1994年患病去世的十多年中，他写出了200多万字的论著。这十几年，他像古罗马的角斗士那样奋力冲杀，把毅力、精力、智力全部调动起来，真是拼命啊！可惜最后落得个英年早逝。
    爱国报国的学人
    金：他是应日本政府邀请去筑波大学做客座教授的，你和你母亲后来也去了，你们在日本生活在一起，你能说说他在日本的情况吗？
    陈：父亲是公派去日本的，本来可以一家子一起去，因种种原因，母亲是迟些日子去，我则是母亲去后，作为子女团聚而赴日的。这里说起来也是心酸的，就在我办理护照获准赴日之时，也是父亲回国之日。当我在机场见到日本归来的父亲而喜悦时，又为马上离开父亲赴日而流泪了。
    本来他可以与我们团聚在日本，构筑一个温暖的巢，可是他是具有爱国情怀的学人，为了报国，为了他的专业，他决心回国。在当时的杭州大学，他兢兢业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安心学习，在平静的书桌上辛勤笔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相濡以沫的夫妻
    金：我在你母亲整理父亲的《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后记中看到，你父亲在母亲心中的身份是多面的，既为爱人，在生活中对她体贴入微；又是良师益友，他是活字典，什么都懂；当他们分居两地时，凭借鸿雁传书维系情感，据说他们的书信达几百札之多，可见他们的感情是深厚的。你是否见证了他们的恩爱？
    陈：是的。他们相濡以沫，忠贞恩爱。我两岁那年父亲去北大读本科，是母亲的理解和鼓励的结果，母亲支持他北上。北大毕业后，他到杭州省委党校教书，我在黎明小学读了一年后，先随父亲到杭州，母亲还留在温州。记得那一年父亲带我们去看电影《人世间》，剧终是一家人团圆的定格，观众散了，惟独父亲还凝视着画面，不愿离开，他是多么希望我们也像电影里一样团聚啊。
    父亲回国后，母亲一人带我在日本奋斗，虽然他们经常通电话，但他还是一直不间断给我们寄信。我想，这些信札记录了他们的情感，也记录了那个时代。
    金：《石介事迹著作编年》是你父亲生前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令人心疼的是书稿未出版他便去世了，是你母亲整理出版的。这里也倾注了你母亲对你父亲的情感。你知道过程吗？
    陈：这部书的整理确实倾注了母亲对父亲的情感。我当时一人留在日本继续留学，只是从电话里听我母亲谈起。她也是和我父亲一样坚强、开朗的人。她为《石介事迹著作编年》的问世感到非常的欣慰，她为我父亲的成果自始至终很自豪。我没有她坚强，父亲离开人世后她常平静地对我说起父亲艰苦奋斗的往事，我便会泪流满面, 她就不说了。我后来把对父亲的情感化作孝敬母亲的动力，从不愿逆着她的心愿，这样有时就忘记自己想做什么了。母亲也是非常刻苦勤奋的人，她在斑马线遭遇车祸那年，我曾提出让她早点退休，她说她还能做很多事。我说回国和她一起生活，她很高兴，但是仍激励我一定要干一番事业，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太刻苦，如果多考虑一点个人的享福，活得轻松一点就会让我觉得好受一点，也许现在都还健在呢。
    金：是啊，如果他们健在是多么美好啊！父亲及母亲的去世不仅是你们家庭的重大损失，也是温州乃至中国文史学界的损失。我发现你很了解你父亲，也很敬佩他，那么在你的人生中是否深受你父亲的影响？
    陈：父亲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渗透到我的方方面面，他非常重视自己作为父亲角色对孩子的责任，总是在引导我的努力方向，指出我需要克服的弱点等。他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或对我表示失望过，或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我，他总是对我的进步给予肯定，还非常尊重我的选择。我父亲45岁开始学韩国语, 竟然超过年轻人，连韩国语老师也赞叹不绝。我学外语接受力也很强，我想这大概是父亲的遗传，我6岁离开温州，温州话我一直没有忘记。
    金：龙应台说过：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看父母的背影，而是承受他们追逐的目光，承受他们不舍的、不放心的、满眼的目送。最后才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父母一样，爱我如生命。
    你现在为人妻，为人母，回眸父亲的一生，他的英年早逝对于你的最大遗憾是什么？
    陈：要说遗憾，我有很多，最大的遗憾就是懂事太迟。在父亲最需要亲人照顾的时候，我没有不顾一切，坚持己见挺身而出, 留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同时可以继续学习，何况再没有比我父亲更好的老师了。若有办法可以挽留父亲的生命，输血或是切除内脏，我能做的都愿意奉献，可惜我没有任何机会去尽作女儿的责任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