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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学渊源 访谈开始，我请徐先生谈谈他的求学经历，徐先生娓娓道来。 徐先生是浙江省平阳县江南区半浦村（今属苍南县龙港镇新兰村）人，1920年生，初名毓珠，入学后，易名规，字仲矩。在省立温州中学高中部肄业时，国文教师董朴垞先生又为取字絜民。徐先生家学渊源很深，其先君早年从著名学者刘绍宽先生问学，后 考中清光绪二十七年温州府学生员，旋补廪生。清季即在家乡设帐授徒。民国初期，创办鹤浦初级小学，任校长，以善古文辞显名邑内。徐先生幼年入鹤浦小学，在其先君指导下，课余熟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四书集注》、《古文观止》等书；点读《御批通鉴辑览》，每天写大字数张，寒暑不辍；闲暇时，浏览《水浒》、《三国》、《红楼》、《西游》、《聊斋》等小说。徐先生说：“这对我日后学习中国历史大有裨益。” 1931年秋，徐先生考入平阳县立江南中心小学。1933—1939年在省立温州中学肄业。 1939年秋，西迁的国立浙江大学在本省龙泉县坊下村新办一所分校，招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学生就读。徐先生考入浙大龙泉分校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次年秋，长途跋涉，赴贵州遵义浙大总校继续学习，并转入史地学系读历史。当时系内名师荟萃，史学组先后聘有张荫麟、谭其骧、李源澄、方豪、陈乐素、钱穆等教授。徐先生在名师的指点下，受益颇多。如张荫麟先生（笔名素痴，1905-1942）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梁启超的高足，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和社会学。张先生兼通文史哲，才学识为当代第一流，是近世我国宋史研究的先驱者，也是名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的作者。抗日战争期间，张先生两度来浙大执教，开设“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历史研究法”等课程，指定学生要读《史记》、《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和梁先生著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等书。张先生讲课富有启发性，有哲理分析，有史实考订，有艺术描绘，使听者如坐春风，似饮甘泉！徐先生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李焘年表》就是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张先生对徐先生说：李焘是宋代著名史家，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为研究北宋史事最重要的典籍，近代学人罕有注意探索。又说：研究历史人物，必须由写年谱入手，搞清该人物的时代背景、家庭情况、师友关系、一生经历以及著作编年，才能作出正确而全面的结论。《李焘年表》于1943年获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优等奖。张先生在临终前，向当时的系主任张其昀教授举荐徐先生，请他留意栽培。后来徐先生留校任教，被竺可桢校长选派为洛氏基金研究员赴英国留学（因故未能成行），就是由于张其昀先生的推荐。1943年秋，徐先生升入浙大研究院从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1902-1990）学习。乐素先生是我国当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哲嗣，幼秉庭训，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专攻宋史，又精目录学、史料学、校勘学。他治学严谨、笃实，善于利用科学方法收集资料。徐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妇女的地位》就是在乐素先生的精心指导和审正下完成的，获得校外评阅委员姚从吾（北京大学）、贺昌群（中央大学）两先生的好评。该论文又呈教育部复审通过，1946年4月徐先生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陆上最后一次授予学位的活动。谈起恩师，徐先生感慨地说：“我之所以能在宋史研究得窥门径，多赖张、陈两师的谆谆教诲 。” 徐先生天资颖悟，勤奋好学，加上名师指点，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46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的次年，西迁的浙大开始复员回杭州，徐先生继续在史地系任教。在此后的岁月里，徐先生以教学、科研为事业，硕果累累，桃李遍天下。 二、治史基本功：义理、考证、文章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宋史专家，徐先生著述宏富，多达百余篇（种），从内容看，有年谱、文献订误、对人物、史事的考评、书评等等。《仰素集》是徐先生自选出77篇（种）重加编订而成的，取名《仰素集》，是为了纪念先师张荫麟（笔名素痴）、陈乐素两位先生。 当问起多年的治史心得时，徐先生说：“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要练好三方面的基本功，即义理、考证和文章。”他说清代姚鼐就持这个观点，“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1]章学诚也有类似的说法[2]。徐先生说：“我在多年的治史过程中，深感这一说法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行之有效的指针。”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义理”类似今天所说的理论，主要指的是哲学修养。哲学修养关系到是否具有正确的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我们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并解决问题。我们治史要重视理论学习，主要是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次，也需要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外国哲学的一般知识。学习理论又必须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徐先生举了人口理论的例子。他说，早在战国中期，商鞅就已经提出了人口与土地必须在数量上保持平衡的论点，“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3]战国末期，韩非又在《王蠹》篇中提出过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分配的关系问题。明朝万历后期，徐光启（1562-1633）明确提出“人口按照一定周期翻番”的观点，“生人之事，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4]这个论点比英国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说法早了近二百年，但从未引起后人的注意。清乾隆年间，洪亮吉（1746-1809）针对当时人口大量增加的现实，又明确提出人口繁殖率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率的看法，也没引起时人以及后人的关注。直到1926年1月，张荫麟先生在《东方杂志》第23卷第2号上刊布了《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一文，详细推荐和阐发了洪氏的人口论。张先生认为洪氏的人口论（1774年提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相类似，而时间稍早四年。可是学术界只熟悉马氏人口论，而对洪氏人口论则一无所知。本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也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过快的建议。1957年6月，马先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发言。次年，《新人口论》遭到批判和围攻，马先生被撤去北大校长的职务[5]。这是由于当时思想界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做到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而是片面地、机械地、教条地对待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终于酿成了今天人口负担过重的后果。 “考证”或称“考据”，就是要学会鉴别材料、考订史实的方法。治史必须求真，即要把事实搞清楚。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真伪杂陈，非下一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功夫不可。只有搞好这个工作，才有条件写出“信史”，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虚假的历史（伪史）终会被时代所淘汰。徐先生以“杯酒释兵权”为例来说明考证的重要性。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从北宋中期开始流传，直到现代绝大多数史家都深信不疑。在中国通史课本里，在专门史学论文里都加以叙述。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记载进行认真考证，徐先生发现最早记载此事的是仁宗初年丁谓（966-1037）的《谈录》（他的女婿潘汝士编写的）和王曾（978-1038）的《笔录》。比他俩迟半个世纪的司马光从他的前辈庞籍（988—10630那里听到“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把它记录在《涑水记闻》卷一中。到了南宋前期，李焘认为“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最大事件之一，深以史书未载为憾，因此在他所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建隆二年七月条追述了这件事。徐先生在《“杯酒释兵权”说献疑》[6]和《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7]两篇文章中，对上述记载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时代愈后，记载愈详，而且这些记载中的年代、情节多有抵牾，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件赞颂宋太祖的大事，在北宋官修的《太祖实录》、《三朝国史》中未见记载。况且，建隆二年七月正值太祖的母亲杜太后刚去世的国丧期间，朝廷上下不准举行宴饮之类的活动。徐先生通过以上考证，认为千百年来沿袭至今的“杯酒释兵权”说，因出处不明，疑点甚多，在未取得确证之前，似不宜引用，否则容易使宋初收兵权的措施简单化、戏剧化，背离历史事实。徐先生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宋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得到邓广铭先生与美籍华人刘子健先生等著名学者的赞同，并被一些宋史新著所采用。徐先生认为，搞考证犹如老吏断狱，一定要有坚实、充分的证据，最好能取得反证。不能单用默证，说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件事，就轻率断定必为虚假，这是很危险的做法。 “文章”或称“词章”，指的是要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徐先生认为，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影响深远，必须具备较好的文学修养。五四运动前后，多数学者文章写得很好，即使理工科的专家也不例外。如近代气象学大师竺可桢先生（1890-197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晚年写的《物候学》一书，单就文章而论，也不愧为第一流的作品。张荫麟先生著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整个结构独具匠心，选择少数节目为主题，以说故事的方式来叙述；篇章之间，联系紧密，天衣无缝，文辞优美。徐先生认为，想写好文章，就要选读、熟读一些名家的力作，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水浒》、《红楼》、《聊斋》，以及唐宋古文、唐宋诗词、宋明话本和“五四” 新文学的优秀篇章。要多写短文，多同师友切磋，勤加修改。徐先生又补充说，文章语 句务必要简练，用两个字就能表达清楚的绝不用三个字，以免拖沓、冗长；最好少用重复的词句。 徐先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总的史学思想是务实，不尚空论，因此偏重史实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并力求以正确完备的史料和精练流畅的文笔来解答一些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继承与发扬张、陈两师对宋史研究的业绩。《“杯酒释兵权”说献疑》、《再论“杯酒释兵权”》、《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宋太祖誓约辨析》、《浅论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关于李顺之死》、《沈括事迹编年》、《劉錡事迹编年》、《〈宋史·地理志〉初正》、《取证族谱必须审慎》等论文，以及专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等，是徐先生的代表作。徐先生认为，做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家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决不图名利、赶浪头、凑热闹。那些仰人鼻息的文章，或可逞快于一时，但终究为天下人所耻笑，被时代所淘汰，也使自己感到汗颜！ 三、治学要严谨 我问徐先生：“研究历史，除了您上面所说的要掌握义理、考证、文章的基本功外，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徐先生回答说：“治学一定要严谨，来不得半点马虎。” “严谨”，即是徐先生一贯坚持的治学原则，也是徐先生的治学风格。从琳琅满目的书架上任意取一本书翻阅，都会发现徐先生认真校正的笔迹。这使我记起一个雨天的下午，徐先生来到中国古代史研究所，让学生从书架上取下他点校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原来他冒雨来是为了改正一个小小的错误。为了继承、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也为了使后学者少走弯路，徐先生特别重视古籍整理工作，他先后完成对《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古籍的整理。《仰素集》中的文献订误卷收录这方面的论文19篇，订误、补正史料1417条，涉及内容不仅仅是文字的校勘，还包括人物、史事、制度、历史地理、目录、版本等方面。如《〈宋史·地理志〉补正》一文，广征博引各种文献，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8处[8]。华林甫先生称赞这篇文章“堪称传世佳作”，“诚为不刊之论”。[9]又如《〈全宋文·王禹偁文〉》[10]，订误、补正《全宋文》所收王禹偁文300多条；《〈挥麈录〉证误》[11]订误、补正160条。从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徐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渊博的常识。徐先生认为，文章必须反复推敲、修改，才能日臻完美。如《李焘年表》20世纪60年代在中华书局《文史》第2辑发表后，徐先生又进行了两次修订，分别题为《李焘年表补正》、《李焘年表再补正》，在《文史》第 4辑、第16辑刊行，后收入中华书局点校本《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补正稿和再补正稿相隔近二十年，重加订误13处。如原《李焘年表》中绍兴十四年（1144）条载：“四月，秦桧请禁野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一），李焘尝以此重得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六）。”此条记事，是根据《丛书集成初编》本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六“嘉泰禁私史”条记事：“顷秦丞相既主议和，始有私史之禁，时李文简焘以此得罪。”（《国学基本丛书》本同）近人金毓黻教授《中国史学史》及今人涉及此事的所有论著中都沿袭此条记事。徐先生详细查阅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其他本子，发现光绪癸已年井研萧氏刻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著录该条，乃作“ 李忠简焘”，而《适园丛书》本作“李忠简光”，非“李文简焘”。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各本《乙集·序》云：“近世李庄简（李光谥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根据这些资料，徐先生进一步考证了这次文字狱的来龙去脉，结论是绍兴十四年因秦桧禁野史而获罪的是李光而非李焘，从而订正了因典籍记载歧异导致以讹传讹的错误。再补正稿在《李焘年表》和补正稿基础上又增补事迹七十多条。以后，徐先生又继续补正。收入《仰素集》时，徐先生又认真作了修改。方建新教授这样说：“《李焘年表》的撰写，何止十年！它是徐先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坚持不懈的探索研究才写成的，真可谓呕心沥血！……此文对李焘生平事迹、著作材料搜罗之完备，考订之精审，辨析之缜密，殆无可挑剔，是一篇名副其实的学术精品”[12]。徐先生的另一名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13]，“按年月编排了王禹偁事迹及有关当代大事，纠正了史籍上许多记载错误；考订了王禹偁几乎全部著作的写作年代；钩沉和著录了王禹偁的许多散佚的诗文，并对《小畜外集》内误收的诗歌进行了考证；补正了文集内的脱漏及刊误字句，包括影印宋本及王禹偁本人的误引原文；评述了王禹偁在历史上的地位。”[14]这部著作被列入全国优秀书目，获1978-1982年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书出版后，徐先生又不断补正，收入《仰素集》时，再次进行了校订。引用史料要采用最好的版本，一定要仔细核对原文出处。 徐先生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述，都是他严谨治学，将义理、考证、文章有机结合的结果。徐先生的同门学侣李埏先生这样评价徐先生的著述：“没有一篇是陈言空论，都是严格运用科学的考据方法，探微发覆的力作。我们知道，运用这种方法，要求作者必先博极群书，广征文献，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条分缕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乃据以作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结论。”[15]近来，徐先生为明年纪念陈乐素先生诞辰一百年新撰《〈涑水记闻〉证误》一文，约1万5千字，字工句饬，考证精核，论断稳妥，是关于宋代史料书研究的又一力作。 四、悉心育桃李 徐先生在教坛耕耘已近60个春秋，为史学界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他的学生很多已成为杰出学者、博士生导师。他们秉承师训，兢兢业业，为史学研究做出贡献。徐先生常以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名言来教育青年学生要安于寂寞，要做到“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徐先生注意到，近些年来，有部分青年学生的文章基本功欠扎实，字迹潦草，错别字不少，他希望青年人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徐先生平易近人，乐于提携后进，甘为人梯，许多学生敬佩先生的博学，拿文章请他指点。对此，徐先生总是一丝不苟，字斟句酌，认真批改，推荐发表，这对于初窥门径的后生来说，真是莫大的鼓励和栽培。师爱是博大而无私的，这在可敬的徐先生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经常向学生提供撰写论文所需要的资料和参考书。有的学者请徐先生为专著作序，徐先生总是仔细通读厚厚的书稿，提出一些建议，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徐先生建议学生多掌握几门外语，比如研究宋史，最好是精通日语，因为日本学者在宋史研究方面做得比较好，他们的一些观点、治史方法等，我们都可以借鉴。徐先生严谨的治学风格也体现在授课方面。他家在校外，而且还要穿过一条宽阔的马路，但每次上课时，徐先生到校的时间比学生还要早。徐先生现在为博士生开设“宋代史料书评介”、“宋史专题研究”等课程。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史经验，按照体例分类，向学生系统介绍史书的编纂过程、主要内容、版本优劣、参考书目等等。“宋史专题研究”包括“前人治史名言”、“略谈中国古代的史学遗产”、“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宋代政治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南宋时的永嘉事功学派”、宋代浙江海外贸易述略”等内容。我们经常见徐先生到资料室、图书馆查资料，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讲义不断更新。徐先生的讲授，内容丰富，条理分明，板书清晰，有理论分析，有史料考证，旁征博引，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使学生受益非浅。讲课是一门艺术，把枯燥的历史讲活，更需要相当的精力和学识，徐先生是深谙授课艺术的学者，许多外系的研究生也慕名来听课。学生们有了疑难，喜欢向徐先生请教，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问问徐先生。”因为徐先生那里蕴藏着宝贵的知识，他总是耐心解答学生的疑问。他的博学，他的平易近人，他的淡泊名利的品格，都是学生愿意接近的原因。金普森教授在徐先生执教五十周年庆贺会上作了这样一副对联： 师道楷模才德举世景仰 考辨精辟著述百代流芳[16] 这个评价可以说一点也不为过誉。 谈话间，徐先生对青年学生寄予厚望，他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先生严谨的治学风范，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是我辈学习的楷模。 [1]《惜抱轩文集》卷4《述庵文钞序》。 [2]《章学诚遗书》卷9《答沈枫墀论学》。 [3]《商君书·算地第六》。 [4]《农政全书》卷4《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5]见《竺可桢日记》第4册，第419页，1960年4月1日。 [6]《文史》第14辑，1982年；《仰素集》，第526-532页。 [7]原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3月出版的《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仰素集》，第616-633页。 [8]方建新：《义理、考证、文章三结合的学术精品——读徐规教授的〈仰素集〉》，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73页。 [9]华林甫：《1998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1期，第27页。 [10]原载《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仰素集》，第756-796页。 [11]原载《学术集林》卷3，王元化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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