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1930年出生，历史学家、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作品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译著有巴尔扎克的《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薇拉·凯瑟的《啊，拓荒者》，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等。
    　　坚持自我启蒙，坚守道德底线
    新京报：在1980年前后，您突然转型，从外事机构转入研究机构，这是酝酿已久，还是有什么事情触动了您？
    资中筠：年近半百，我对送往迎来的工作有点厌烦了，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外宾来之前做方案，来以后陪着人家参观。我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自己将一事无成。因为性格原因，我一直希望到一个相对来说不要处处服从上级意志的地方，有时你的领导还不一定比你更加智慧，所以我很向往在自我不受限的环境里做学术研究，相对来讲是比较独立的。
    有一件事情触动我很深。大概是1979年，我生病需要动手术，在被推入手术室之前，我想假如我就此离世，连“赍志以殁”都没有，因为我没有未完成的事情。所以痊愈之后，我想自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至少突然离世时还可以写“赍志以殁”。我开始写作时，第一篇就是写太史公，我很欣赏他，之后，对知识分子责任和命运的讨论，经常成为我的写作主题。
    新京报：您年轻时所接受的是中西并重的民国教育，但为何1949年之后，您也突然变得偏激，迅速接受了一套新的社会理念？
    资中筠：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在《知识分子的道统和启蒙》里面最后一部分阐述了这个问题。1949年，我十九岁，很幼稚，没有接触过真正的社会和社会科学。但是老一代有自己思想体系的人，也非常狂热地愿意改造思想。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大体上是在爱国情怀与强国梦想推动下，看到新时代的希望与光辉，看到新政权的务实和清廉，就趋身向前步入其中。具体而言，1949年之前，中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新的执政者在经济的调控上很成功，很得人心，像我父亲这样的银行家，也对新政权很拥护，还有很多大师级的教授都批判自己多年的成就，这不是用一句简单的话可以解释的，非亲身经历不能理解。我希望你再细读“道统”一文中的有关这部分，是我迄今为止想清楚的对主客观原因的分析。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父辈的阶级身份已成定论，而我们可以改造成新人，因此充满希望，现在看来有悖人情，当时确实符合情境与逻辑。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全民深刻地反思，现在还远远不够。
    　　在夹缝中仍需保持人格独立
    新京报：理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有时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资中筠：是的。我算是明白过来了，但是还有好多人至今没有明白过来。
    我现在觉得，顺从是有心理的基础的，在特殊的年代是如此，在正常时代也是如此。我在日常生活中就会遇到这样的朋友，明明心里非常反感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大家都在做，怕被人家说，就压制内心的反感顺从着做了。也许是很小的事情，但你想在并没有多大风险的普通事情上都有这样的从众心理，何况是在狂热的年代呢。
    我由此想到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层面，对于不正义不道德的事情，大家选择合作或顺从或默认，而不加以抵抗，除了权力的逼迫之外，其实也是从众心理在作祟，在一种类似舆论的压力下放弃抵抗，不敢特立独行。
    新京报：坚持自我，特立独行，都不是易事，但是顺从容易作恶，如何才能防之？
    资中筠：我最近在重新阅读《论自由》，约翰·穆勒说，为了自由，需要抵制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专制政权的力量，而还有一种是社会舆论的力量，在正常社会，后者特别需要警惕，就是说当大家都这么做这么想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威胁到个人的自由。
    我有过这样的思考，在日本侵略的时候，假如一个人被抓去了，哪怕严刑拷打，他也能顶得住，因为他坚信自己是正义的，而且如果他做了叛徒的话，全国人民都会谴责他，因此他的爱国与正义，也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得以巩固的。反之，如果舆论支持的是非正义的一方，人在它的压力之下就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因为反抗会使自己限于孤立的境地。
    所以在夹缝中保持人格的独立很重要。而且，很多时候，抵抗的代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都有责任逐步推动形成一种支持善、反对恶的舆论环境。
    人需要自我启蒙
    新京报：在回归自我之前，您也曾一度“迷失我心”，关于这段经历，您至今涉笔不多？
    资中筠：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写到自己在反右文革时的状态，这个是一言难尽的。对于我个人而言，因为工作关系，在反右最激进的时候，我不在国内。文革期间也下干校，等等，但是时间比较短，因为赶上中美破冰的契机，国家的对外事务还是要展开，我的工作生活还算比较平静，每天上班下班。当然，我当时是很幼稚的。到文革中期才觉醒过来，开始有所怀疑，开始对某些做法消极抵制。
    我有时候想，如果1957年大鸣放时，我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以我直率的性格，我肯定会说些真话，然后很难逃过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如果那时逃脱，而在反右运动高潮时回国，我很有可能变成反右积极分子。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运，两边都没有沾到。特别是后者，会伤害一些人，使我现在充满后悔，想想很可怕。
    在我自己觉醒之后，我就坚守自己的底线，遇到一些事情坚持消极不合作的姿态，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明白和不明白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到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所以我说人是需要自我启蒙的。
    新京报：您写的文章，虽然都有一个指向，那就是祛魅与启蒙，但内容涉及多个领域，非博览群书不可。
    资中筠：我写的很多文章，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发。但至于我的阅读，恰恰相反，我现在觉得自己读书的时间太少了，很缺安静连续的阅读，总是在杂乱地阅读，比如各种杂志、网上传来的资料文章，资讯很灵通，但完整的阅读反而少了。许多书是以前读的，现在很少从头到尾看完一本厚重的书。加上有很多文章要写，还要比较被动地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各种讲座。我总想静下来闭门谢客好好看书，还想写回忆录，现在写了一半还没写完。觉得自己应该静一静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