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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苏州筹建民俗博物馆时，我们才真正感觉到民俗学方面人才的匮乏。正当我们求贤若渴的时候，一位业余作者带来一个信息，在金阊区一个很小的厂里，有一位看传达室的老人，是民俗学的内行。据说此人历史上有些问题，戴过“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问我们敢不敢用？我答应见见面再说，见了面我真不敢相信，这位一身工人穿着打扮的干老头，过去曾经是满腹经纶的民族专家、教授，他就是邹明诚老先生。 在我们建馆过程中，邹老先生给予了我们许多帮助，以后我们编《苏州民俗》、《民俗台历》，他都出了不少力。有一次，我冒失地登门拜访，只见他孤零零一个人，家徒四壁，到处堆满了书。问起他的家庭和经历，老人似有难言之隐。厂里上下只知道他是个“老传达”，工作勤勤恳恳，待人和和气气，从不过问政治。尽管他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早就摘了，但他从没向组织领导提出过任何要求。只有当我们找到他，尊敬地向他请教有关民俗学问题时，他才展开笑颜，有条有理，引经据典地谈他的看法，态度总是十分谦和。当时我想苏州真是藏龙卧虎，这样一位学者，竟埋没在一家小工厂的传达室里，人世沧桑，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这件事引起了苏州大学任教的程德琪老师的关注。程老师兼任苏州市民俗学会秘书长，教学任务又很繁重，但他抽空多次请邹明诚到学校促膝相谈。一个是旧中国曾做过中央民族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一个是新中国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研究生，两人相遇该有多少共同语言，何况他们又是无锡同乡。一个饱经风霜、历经折磨的老学者，与一个满怀壮志、血气方刚的当代大学教授，走在了一起，相见恨晚。 我认识程德琪老师，也是在筹建民俗博物馆时，当时我的老朋友程扬同志在苏州大学任历史系书记，是他向我推荐的。我对程德琪老师也是久闻其名，他原是无锡乡下的小学教师，因对历史学有兴趣，偶然参加一次史学界的论战，被历史学家赏识，后经努力，直接考取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毕业后本该留在北京，因有家庭之累才回到苏州。程老师是个广受学生、同事欢迎的老师，都说他能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得妙趣横生，但他时时为学校不能开设民俗学课程而苦恼，因为那才是他的专业，他的所爱。他的家在无锡，逢节假日要往返奔波，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他的宿舍里，书架占了一大半空间，朋友见了面，讲起买书、淘书、读书，他是滔滔不绝。当初成立民俗语学会，他是兴奋不已，但在推选学会领导人时，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他又谦虚地力主程扬书记出任副会长，结果大家推选他当秘书长。学会建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办讲座，普及民俗学知识，程德琪主讲第一课是《什么是民俗学》。 八十年代末，江苏省民俗学会承担了《江苏省民俗志》的写作任务。这是一本专志，前人没有做过，一切从头开始。程德琪找到了用武之地，从全省来看，当时大概也只有他这么一个正规大学培养出来的民俗专业研究生（后来不同了，但人数也不多）。成立了初步的编纂小组以后，程老师责无旁贷地担起了拟提纲、搭框架的任务，唯一能和他协调构思的只有邹明诚。提纲经过编纂组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决定先写出一个初稿，由邹明诚老先生执笔，省民俗学会每月只能给邹老ANG="EN-US">50元津贴。当时经费很困难，这50元钱还经常“脱班”，邹老含辛茹苦，勤奋笔耕，毫不计较。程德琪老师却不止一次大发脾气，忿忿不平地为邹老争待遇，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初稿拿出来后，大家据此讨论，分章分节地补充修改加工，邹老却成了幕后人物，并不居功。像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而程德琪老师慧眼识人，虚心求教，能在邹老半生潦倒，老境堪怜时给他送去温暖，成为知音，更是难得。以后他们又为无锡吴文化公园的规划与建设，出谋划策，做了不少工作。 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两位同舟共济的好友，竟先后乘鹤而去。邹明诚ANG="EN-US">1997年病逝于苏州，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弥留之际问他要不要通知家属，他摇摇头，哀莫大于心死。老人孤零零地离开人世，留下的只有许多笔迹工整的残稿和上千条民俗条目，令人肃然起敬。程德琪在1998年12月11日因急性胰腺炎，抢救无效，撒手而去，更加突然，年仅六十。他平时身体很好，很少生病。他总是忘我地工作，生前写了好几本专著，死后留下的除了书还是书。他的过早病逝，给生者带来无限悲痛！ 双星陨落，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如光，将永远照耀着后人前进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