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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生命的后半段才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觉醒。从盲目追随，盲目信仰，到一点一点拾回常识，建立自信。这不仅是袁伟时的经历，也是一代人的经历，更是好几代人共同走过乃至今天许多人仍在重复的过程，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成人。 文_浪子 实习生 钟紫薇 摄影_钟锐钧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  袁伟时送给自己的八十岁生日寄语。 12月15日，是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袁伟时80大寿。这位自称“80后”的老少年送给自己的生日寄语是：“笑看尘嚣，该说就说！”袁伟时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生命的后半段才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觉醒。他最初学经济学，而后哲学，再后来转向研究近代思想、近代史，一步步拓宽领域，发出声音，最终在学界内外有所建树。 袁伟时真正的学术生涯是在“文革”后才开始，以一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拓宽了整个思想文化史领域；以《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颠覆了传统学界的近现代人物研究。近些年，因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发的“冰点事件”，更是把袁伟时推上了风口浪尖，引来出乎意料的轩然大波。 “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袁伟时说。从盲目追随，盲目信仰，到一点一点拾回常识，建立自信，这不仅是袁伟时的经历，也是一代人的经历，更是好几代人共同走过乃至今天许多人仍在重复的过程，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成人。 在“80后”的名单上，还有茅于轼、江平、袁隆平、李泽厚、吴敬琏......以及已经离去的吴冠中、朱厚泽，这批知识分子，生于忧患，长于离乱，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进入二十一世纪，白发苍苍却依然立于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前端。那些丰富与跌宕的人生经历已不可复制，他们的精神跨度是从古到今、贯通中西的全息镜像，其思想学术观点得来更是不易，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最为宝贵的财富。 困惑 我在复旦大学念研究生时，1956年年初，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到英国去访问。那时全国学联是附属在团中央的一个机关，曾经邀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个学生代表到中国访问，对方按照惯例邀请中国两个念经济的学生回访。全国挑选了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宛樵、一个是我到英国回访。访问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很困难的，有一次在莫斯科的机场，在公认最好的吃饭地方，我们吃面包时奶油吃完了问服务员要，但说没有了。回程的时候，在莫斯科红场，看到最大的百货公司门前有很多人排队，干什么呢？排队买皮鞋，从二楼排到大楼外。我们感觉很奇怪，就到百货公司里面去看，货架没有多少货物。街上行人穿得很好—多数穿呢大衣；冬天，零下天气，但到处看见手持冰棍—广州人说的雪条在吃的人；这是莫斯科的印象。 后来到布拉格，是共产党领导的国际学联招待我们，住在布拉格最好的饭店，捷克斯洛伐克的团中央招待我们吃住。有一次他们问想吃什么，我随口就讲，想吃鸡。没有！布拉格最好的饭店也没有鸡。第二天他们很高兴说可以请我们吃鸡，盘子端上来，那一口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是咬不动的。他们带我们到街上看，供应也很困难。 但到了英国呢，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已经恢复正常了，供应完全不同。那时候两个对比非常强烈，但还没有怀疑到整个制度问题。我们还是很坚定地为自己祖国辩护的。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刚好有两个美国学生来到那里，学生会就组织我们和他们辩论，唇枪舌剑，争论很激烈；一些旁听的英国学生说，东方脑袋就是行，当时觉得很得意。 我研究生毕业回广州，一上火车就给了我一个很震动的消息：现在广州一个人一天只能买两毛钱的肉。两毛钱肉是什么概念呢？一块钱一斤肉，两毛钱就是2两肉，很少。上海和北京是全国保证的重点，无论怎么困难，那边的物质供应都很充足的。 毕业回来教政治经济学，但“大跃进”后经济完全没办法研究了。上课只能按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基本观点讲，讲自己的观点不行，而且经济资料是保密的、封锁的，完全看不到。我这个人又爱动脑筋，什么事情都要寻根问底，所以很不适应。我想，历史或许是个比较宽的天地。于是就开始读历史，回答自己的困惑。我研究的起点不是想教人，而是首先教自己，找出心中困惑的答案。这样我就转去研究中国历史，有空就往图书馆钻。“文革”后转到了哲学系，讲中国近现代哲学史。 后来下乡，我们去的是个很富裕的地方叫高明，围田区，土地很多，人均土地面积广，吃饭不成问题。后来搞起了“大跃进”。“大跃进”的做法令人生疑，因为没有什么新的生产力引进来，全靠拼体力、加夜班，很不合情理。没有肥料，就动员人家将老的泥砖屋拆掉做肥，其实作用不大。而且指标越来越高，最初说增加20%到50%，后来说100%。 有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因为我是下乡干部的组长，也去列席。开到最后，县领导说：现在排队。认为晚稻能亩产800斤的往那边走，认为不行的就留下。一个秋季要将产量提高一倍，这是有常识的人都认为办不到的，但这却是县委的号召与决定，作为共产党员，要不要听？很多人跟风，走过去了。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我所在的高明县大楠合作社的支部书记杜鹏飞瞪了我一眼，说：你认为行？我不吭声，脚跟也不动。这对我终身影响很大。在关键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对就是对，不对就不对，不能含糊。 觉醒 幸好在那个时代还能够读书。可以说，鲁迅和胡适是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中学时候鲁迅是我的一个精神导师，1949年以前我几乎把鲁迅的书全读完了。胡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读的，那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弄得很乱，图书馆馆员何永钟先生费了很大劲把《胡适文存》帮我找齐。我把胡适的全部著作都拿来看，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何先生又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原版汇齐了一整套提供给我，我才知道梁启超是怎么回事。我读了以后，感觉他们讲得都对，与我中学时候读《观察》领会的东西很符合，就是教你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民主。 1980年，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彻底觉醒，但我找到了自己的治学方法。我撰就《论胡适20年代的世界观》，寄给《哲学研究》。过了几个月，突然有编辑部的人来找，诚恳地说，你的文章中哲史组一致叫好，推荐给主编；他认为要慎重，决定邀请五位全国知名的专家审查，结果认为观点不妥，不能发表，十分抱歉。来者是日后成为好友的蒙登进兄和一位姓张的女编辑（非常抱歉，我忘了她的名字）。其实它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仅是不同意把胡适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说成是唯心主义的渣滓。应该说明，这不是正常的匿名审稿。他们是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框为尺度，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五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我知道，一个是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表示应该发表；坚决反对的是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他是主流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就这样，文章不能够通过审查。三年后，此文才在《近代中国人物》第一辑上原文照刊。 鲁迅反专制，但他不知道现代社会是怎样的，所以他把苏联作为榜样和理想。其实真正了解人类理想、现代社会的人是胡适，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也研究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人。我是两方面看：一方面他们都赞成自由、民主，我很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我也认为是对的。 当时他们是从自由民主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像李大钊，他讲社会主义是从民主的角度讲，他认为社会主义也就是民主在现阶段的表现。 这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也有反映出来。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后半段近现代的哲学史。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实际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会接触到很多现实问题。我从原始资料做起，得出的结论就和别人不同。在当时，这本书拓宽了整个学科领域，也做出很多创见，对马克思主义还是肯定的。 我真正彻底地醒悟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所以我是后知后觉者。90年代初写了《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那是我学术生涯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这本书对传统的历史，对近现代人物的研究都是很颠覆性的。许多流行很多年关于晚清研究的历史观点，我都不同意的，例如对林则徐、郭嵩焘、李鸿章、曾国藩和对外国在华传教士的评论。 1994年我退休以后出了一系列的书，学术成果看起来更多些。退休前出了两部书，退休后有十来本吧。当然，之前大量阅读的那些书籍对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钊、梁启超、胡适、王星拱、杜亚泉等人的书籍。我的那本《中国现代哲学史稿》里有专章、专节的三十多个人，大体是别人没有好好研究的，后来好些研究这些人的都要来找我。 后面之所以能够不断有新的观点出来，那是跟治学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我要研究一个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读他的著作。鲁迅有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要知人论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年去读他的作品。很多人对前人的论述不对，只是笼统讲他的思想。而我是分几个段去讲一个人，脉络分得比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变就很准确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么讲，持怀疑态度。 我越来越体会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我的真话和自己的话从哪里来，我的学术成就就在哪个地方。我的学术重心有很多是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重任就是摧毁虚假的历史现象、摧毁那些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枷锁。 史观 我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不是从“五四”开始，不是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新文化运动就萌发了。即使后来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也是从辛亥革命后就开始了。现在再提出新文化运动，就要总结历史经验，要学习人类现代文明各种优秀的东西，不要再耽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我一直很坚定地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成果。1988年，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风靡全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我对其基本论点不敢苟同。适逢中国文化书院邀请为“五四”70周年撰文，于是，一口气写下《五四怨曲试析》寄给该院。但三年后才在山东《哲学杂志》刊出。 1990年，纽约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面邀为她主编的《胡适与他的朋友》或《胡适与他的论敌》写点什么。她想我写金岳霖与胡适，我冲口而出说：我写林毓生对胡适的批评吧。积郁已久，一泻千里，一篇《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便寄往美国。此文也还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林毓生教授观点的。可是，她编的《朋友》一一露面，《论敌》却渺无声息。后来在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编的《文化与传播》上才得以问世，时在1993年。 说回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其实是2002年就在《东方文化》刊出的旧文。因为只印刷几千份，影响不大。2005年年末，有一天李大同打电话来找我。他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他说在网上发现我这篇文章，感觉写得很好，在《冰点》发表好不好。我说这篇文章已经发表过，你要是愿意再发表，我同意。他很高兴，就发了。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我写那篇文章其实很谨慎，我认为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火烧圆明园和义和团事件—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史料非常充足。其他我还没有说，只挑了两个反驳不了的事实说。引起轩然大波是出乎意料的。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我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已经离休了。我个人认为我的责任就是写作，不参与其他事情。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人来找我谈话。我自己也很宁静，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我非常自信，我对，那我为什么要有压力？ 今年我感觉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9月份人民日报社主办主管的一个刊物，叫做《文史参考》，一位编辑打电话来约我写稿。说：今年是火烧圆明园150周年，希望我给他们写篇重点文章。我就说我的观点没变，你能发表吗？他说他们讨论过了，能发表。结果我就写了6000多字给他，《圆明园：苦难来自封闭与落后》，从题目就知道内容了。历史真相毕竟掩盖不住。 这篇文章其实跟当年《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观点是延续的，核心观点一点都没变，而且我补充很多材料，讲圆明园苦难的原因在哪里。这个与我的文明史观有很大关系。文明史观跟民粹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为什么我要批评中国人做错的事情，正是因为文明史观，不能从狭隘的国家民族范畴中来考虑，而是要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那么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的话，你这样来处理一些事情就是错的。 比如说为什么圆明园会有三天的大火。英法联军进兵到北京附近，蒙古的僧格林沁亲王率兵和他们打，结果打败了。北京当时要求谈判，英法联军派出大约40人去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协议。这个时候，僧格林沁亲王却把参与谈判的英法两国的人扣留起来。这就是涉及文明的问题，怎么可以扣留谈判人员呢？战火就再度燃起，但僧格林沁亲王的军队依然是不堪一击，不得不再度求和。接受协议以后，英法联军就要求交还扣留人质，但清政府拖延接近一个星期依然交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其实只放回了一半的人，另一半死了，放回的一半还受了酷刑，一个法国人的生殖器被割掉了。英法联军非常愤怒，他们就商量要惩罚清政府，又不致伤害平民百姓，就决定把圆明园和附近的皇家园林烧掉。之前有过抢夺圆明园的事情发生，但还是小规模。当然抢掠和火烧也是罪行，但起因是在这个方面的。 我批评的出发点，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维护人的尊严，人类文明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来束缚人类的野蛮性。所以，我今年明确提出了我们要树立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就是要跳出民族主义的局限来解释历史现象，我对这个一贯都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说人类一开始就讲自由，讲法治，讲文明，讲民主的。从古到今的历史要怎么去解释，对古代历史的判断，我认为文明史观是最为准确的。不论渐进也好，还是革命的方式也好，文明进展到哪一步，都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而且是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这个就是文明史观。 （本刊记者罗小敷及孙红璎小姐对本文亦有贡献） 附一篇：慧心：何止百年歌寿域——贺袁伟时先生八十大寿 （作者博客） 一周前，杂志社的编辑电邮来约稿为袁伟时先生祝寿，才提醒我袁先生的８０大寿就在这个月了。想起月前，袁先生也提起过圣诞期间回不回国的话题，竟让我给疏忽掉了。 时光流逝，两年多的时间匆匆而过。与先生的认识和交往情形如在昨日。写下这篇短文，祝贺袁先生的８０大寿。 我和袁伟时先生的缘分，始于刘再复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书斋。满满的几壁书籍，我取下袁先生《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这本书，看得爱不释手。从刘先生那里知道了他的道德文章。刘再复先生去国后首次归国的演讲就是袁伟时先生在广州的安排，这更让我佩服。以后在胡佛研究所我们真的认识了。尽管我是晚辈，但他热情、谦逊、平等的态度使我们轻易成了朋友，这样的缘分让人感怀，而回味悠长。 我读史，源于好奇，大概因为有太多扭曲和隐藏。袁先生的书激起我对于历史演进、历史形成与转折的兴趣。我提起久置生涩的笔，写下一些对于历史的粗浅感想，寄给袁先生；想不到得到极大的鼓励和指导，特别在思考的深度，史料的选择和分析上，他给我很多的启发。我们还曾因着对于同一历史人物的爱好，袁先生提议一起写作。这样的提携后学，真是让人感动。他是我的良师。 袁伟时先生以论史名，近几年他在史料中不断思索，视野也在不断地扩大。作为一位１９４９年前就参加中共地下组织的体制内人，先生的可贵在于他能走出几十年控制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禁锢。先生说他的学术成就始于退休以后，看了这句话，为先生喜，也为先生悲。以先生的学养和气质，敏锐的直觉，观察力和细密的思想方法，如果年轻而精力更为旺盛，自可以为梳理中国的思想史做出更多的贡献。我知道的先生心中就有对于好几位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和思潮的可贵思索。整理这些历史和思潮对于认识中国近现代困境的实质，实在应该是非常有实际的意义。 先生虽是学界的人，但他是面对现实的。他不是脱离现实空而论道的人。他以自由主义者对于真理的服从和追求，论事重分析，待人不以意见和理念的不同划界，能够倾听和接受不同的意见。在他的文章里，看不到多少中国学人界常有的罗列考据或清谈，他的文章和学术书籍充满了逻辑的分析和解析，在这点上，他是脱离了中国传统的文风的。 他在生活中细腻又周到，总是笑哈哈而又幽默。他有一颗柔软的心灵。记得有次我买过一本回忆孙立人将军的书送给先生，他回信说他看到某些章节时，是流泪看完的。而我每每向他抱怨家务的琐细，生活和看书写字之间的不能兼顾，袁先生在表示理解之余，也以他的朋友龙应台的写作为例，鼓励我寻找平衡点，尝试新的适合自己的写作领域。他是一个寻求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解决方案的人。他追求真理，也寻求出路。 我有时想，如果袁先生这几十年生活海外，以他的敏锐和思维的严谨，是不是可以跳出大陆现实和思想界对于某些问题的对垒的限定，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呢？但是我知道他即使有这样的条件，也不见得会这样去做。因为他的心灵关注的是这个又走在了十字路口的，寻求变革，却大多数人在随波逐流，少有人在追求真理，寻求出路的时代。他关注学术界的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学风，他把他的学术和精力放在一些似乎低了些的落脚点上，却映照着他人格上的巨大关怀。他对于国家和民族长远福祉的追求，是远过于自己名利的考虑的，这一点上，让我想起他敬佩的蒋廷黻先生来。我们的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并没有提供给这样的学人这样的奢侈来埋首书斋，做纯粹的学术的研究，奠定将来其在学术上的长远地位。现实的窘迫必然让他们以自己学者的知识广度和深度和受欢迎的公众身份来为现实呐喊。他们所做的贡献，就是让将来的学者们能有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宽松的环境来成就更大的事业。有时，我们更要纪念的是旷野的先知，我们要有更多的学人来做这样的呐喊。 时值先生大寿，来日方长，何止百年歌寿域，我衷心祝愿袁先生健康长寿！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写于美国旧金山 袁伟时先生近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 》的新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上海三联书店 《告别中世纪 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