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赵宝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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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属狗的出了不少名人。中国有焦裕禄、美国有杨振宁、法国有皮尔·卡丹、柬埔寨有西哈努克亲王……”
新中国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赵宝煦先生，闲聊起1922年出生的同龄人历历如数家珍。今年11月6日，是先生九十华诞和从教六十五周年，届时，北京大学将会举办隆重的庆典活动。
说老实话，我原先对教政治学的人没有多少好感，但听何兆武、吴小如等先生说，赵先生能书、善画、擅诗后，便对先生另眼相看，萌发了求赐墨宝的念头。
第一次见面约定在先生的办公室，八十五岁高龄的先生骑着服役三十二年的二八型永久牌自行车，从蓝旗营小区徐徐而来，令我心里暗暗称奇。先生仔细翻阅着我收藏的“名家诗稿手迹”、“皓首时贤跋郑孝胥伪满国歌手迹”，愉快答应了我求跋、求诗、求对联的要求。他还主动将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先生、西南联大校友闻山先生的通信方式和住宅电话抄录给我：“这两个人的诗书可加入你的收藏行列。”临别时，先生赠我一册《杏坛春永》，上书“跃华同志留念并请指谬，赵宝煦时年八十又五”。
这本书是“祝贺赵宝煦教授从教五十五周年暨八十华诞”出版的专集，由费孝通先生题写书名、沈鹏先生题写内签，全书共分：个人档案、结缘政治学、教书育人、学术交流、书画作品等八辑，其中收录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丁石孙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先生等发来的贺信。
我认真拜读着这本专集，发现跨越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曲折与光明等不同时期的先生，竟有如此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
1943年1月21日清晨，不知旧中国还有共产党的“伪北大”工学院化工系一年级学生赵宝煦，悄悄踏上逃离沦陷区北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万里征程。他和三个同学由京浦线而陇海线，由长途汽车改乘木板车，跨过一道道日伪封锁线，经徐州、商丘、亳州进入国统区界首的一片旷野荒郊，远远看到有军人站岗。
“那就是国军。”车夫指着杉篙搭成的牌坊下的士兵说。先生等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路小跑过去紧紧抓住他们的双手，得到的却是冷冰冰地答复：“检查行李。”
“这个给我吧！”国军士兵看到先生柳条包里的两块香皂，毫无生机的脸上才露出笑容。先生一路经过日本兵和汪（精卫）伪军的检查，都不曾有过这种经历，国军的恶劣作风给先生火热的心头吹进了一丝凉意。
界首找不到接待沦陷区学生的单位，先生一行囊中羞涩，困在小店里。“有馍吃处且勾留。”此时，先生等唯一出路就是接受国民党西安“抗战干部训练团”的招募。他们徒步十三天抵达洛阳，又被迫挤上玻璃全无的难民车走走停停来到西安。先生进入“战干团”后遇到了种种荒唐的事情，又在青年会的军人服务部听北平来的同学不断说军官克扣军饷、“代管”家里寄来钱的怪事，遂毅然逃离西安，辗转奔赴成都、重庆，为生活计沿途干过工厂绘图员、家庭教师，还当过国军营部的中士秘书。后来，先生参加教育部“保送考试”后舍近求远，选择去大师云集、自由民主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这时，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动找上门来，动员先生加入该组织，许诺不仅提供路费，而且入学后每月还有津贴。先生一路风尘，对国民党早有认识，宁肯滞留陪都也不肯出卖自由，困顿重庆五十一天，最后经人照顾才爬上敞篷大货车，颠簸十六天来到昆明。从“伪北大”到西南联大，先生走了九个月零十天。
此时，联大新生注册工作全部结束，先生不得已直接给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校长写信，痛陈“生万里来归，如不能注册，则生活无着，必将流落街头……”梅校长网开一面批准入学，但不准选满学分，于是，先生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四处打工，安定生活后，立即抱着殉道精神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
联大新诗社，先生是重要成员之一。联大阳光美术社，先生既是发起人又是组织者。他邀请闻一多先生当艺术导师，张罗各方，外请画家，安排场地，组织画展。先生对理工无兴趣，想当作家，萌发了去中文系的念头。闻先生说：“中文系只培养古典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人才，想当作家就应去念社会科学。”那时候，民主斗士钱端升、张奚若先生骂国民党毫不留情，先生出于英雄崇拜心理从化工系转到政治系，开始读第三个大学一年级，从此与政治学结下了六十七年的不解之缘。
阳光美术社是西南联大反内战、反专制的轻骑兵，社员们思维敏锐，朝气蓬勃，反应迅速。社会上一有突发事件，或校内民主墙上打起仗来，他们画几幅漫画，配上讽刺诗往墙上一贴，刹那间观者云集。冯姓教授著书立说颂扬国民党统治是“贞观之治”，先生画一幅那位教授先生把三本大书当梯子往上爬的漫画，题名“登龙有术”，贴在校门右侧的墙报上，轰动了整个校园。
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全面挑起内战后，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的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民主战士潘琰、于再、李鲁连、张华昌惨遭国民党军警杀害，许多学生遭到特务毒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全国二十年未有的大惨案”（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刽子手们害怕事态闹大发起慌来，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故作姿态给蒋介石拍电报：“事出误会……防范未周，请依法议处。”中央通讯社赶忙造谣说“奸党操纵，别有用心”。先生立即画了一幅“中央社放屁图”到街头上宣传，揭露事实真相，一时大快人心。这期间，先生和美术社的社员每天出版漫画壁报，夜里赶制巨幅漫画，第二天带到街上张贴讲解，成为插向国民党反动派心脏的匕首和利剑，重庆《新华日报》多次登载了先生的漫画作品。
我们又一次见面在先生书房。我去抱虚斋取墨宝，先生一件一件给我解释。先生题跋微言大义，警醒世人：“汉奸郑孝胥青年时书法诗文名重一时，与陈散原先生并称同光诗坛双峰，然二人行止大异，遗臭留香各有千秋，此帧伪满国歌手稿，既为大汉奸之罪状，亦中华民族历史伤痕之见证也。丁亥小雪后二日，会稽赵宝煦。”其自书诗词和撰写的书房对联，书卷气扑面而来，堪称生花妙墨。
先生1948年北大毕业留教并加入地下党，“文革”前历任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和国政系主任，耳闻目睹了聂元梓的丑态表演。
黑龙江省“高云帆反党集团”冤假错案发生后，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聂元梓“大义灭亲”，与时任副市长、受“高案”牵连的丈夫（1982年平反）离婚，跑到北京找哥哥安排工作，校长吴玉章知其为人，明确表态：学习可以，调进不行。聂又找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陆平先安排聂任经济系副主任，后因聂与同系两名女领导处不到一块，又将其改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社教”运动中，聂见风使舵，充当了批判陆平的急先锋，但不久形势逆转，聂担心陆平秋后算账度日如年，一心想调离北大，1965年冬改嫁他人，找到了政治庇护所。
几个月后，善于察颜观色的聂元梓“高攀”上康生夫人曹轶欧，炮制了被毛主席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坐上了北大校“文革”主任交椅，每天忙于政治运动，偶尔回趟丈夫家，就顺便带些古董、字画等值钱的东西出来，甚至连刘亚楼将军赠送给老人儿子的结婚纪念表也不放过。
先生至今记得：“聂元梓长得不漂亮却追求时髦，文革前穿着白皮黑尖的港式皮鞋，这在当时十分罕见。”这么一个贪图享受的投机分子走上政治舞台，其后果可想而知。
一向温良谦恭让的先生决定向聂元梓叫板。1968年7月28日，先生张贴了《聂元梓反动的干部路线》的大字报，质问北大造反派总头目：“中央明确规定‘没民愤、没政治历史问题、没被报纸点名批评’的应该解放，我三个条件都符合，你为什么迟迟不解放我？”
这件事震惊了北大，也惊动了中央“文革”。八天后，江青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说到“老保翻天”时公开点了先生大名。从此，每每批斗陆平、彭佩云和季羡林、侯仁之、周一良等人，先生必陪伴左右，受尽了皮肉之苦、羞辱折磨。
苏共二十大斯大林受到批判，其主编的《联共党史（布）简明教程》不能用了，国家教委紧急抽调专家学者到香山碧云寺，集中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先生是主力队员。这三个月正是大鸣大放的关键时期，先生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去晚归，根本没有机会参加学校的讨论发言，自然躲过了这一劫。
先生是北大出了名的“斗争性不强”的系领导，人际关系不错，如果不自投罗网，“文革”中完全有可能远离批斗之苦。
可与先生同居一个“牛棚”的北大某系副主任就不一样了。这个人乱搞男女关系，每次拉出去批斗回来满脸是血。造反派还逼着他交代如何糟蹋自己女儿的细节，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听起来耸人听闻。“文革”结束后，组织上恢复了他的党籍，先生知道后大不以为然：“如果情况属实，他则禽兽不如；如果屈打成招，他则叛徒汉奸；这种人连人籍都不够，何谈什么党籍！”
铮铮铁骨，宁折不弯。先生贴出那张大字报后，造反派勒令他指出背后的靠山是谁？先生好汉做事好汉当，个人按手印承担一切后果。武斗期间，先生宁肯不说话，也不说假话，坚持做到了不栽赃冤枉好人，不违心委屈自己。
1973年8月，先生履新北大亚非研究所所长。
当时，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系（所）都被迫成立大批判组，老师们被驱赶着炮制所谓的“大批判”文章，主政的军、工宣传队代表让亚非所也如法炮制。先生说我们这里的研究人员缺乏古代文史知识，只懂得外国的事情。代表说，人家日本研究所还找出孔老二的日本徒子徒孙“福泽渝吉”来批判，你们为什么不找找印度、越南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呢？
“我们找找看。”先生敷衍塞责。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亚非所没有任何动静。代表不停地催问，先生一次又一次回答：“我们还在找。我们还在找。”就这么找来找去，唐山大地震了，“四人帮”粉碎了，亚非所终于逃过了为“四人帮”张目的这一场灾难。
“这不是我有先见之明，是思想跟不上，行动不积极。如果后来没有发生这么多重大事件，文革再拖上些时间，我们肯定也顶不住。”先生实话实说，毫不炫耀自己。
不畏强权，不贪天功，不掩己过，先生操守堪称学人楷模。
先生有次赠我书法，误将“咸宁”写成“咸阳”，事后想起说准备给我重写。我说“不必不必”，先生执意不从，半年后收到先生词稿，落款：“戊子初夏录旧作临江仙一首，题为闻山咸宁来信，会稽赵宝煦病后手抖，时年八十有六。”后来有位老先生翻看到这一首词时，念着念着会心的笑了。我不知道他是笑老人的天真烂漫，还是笑岁月的残酷无情。
记得我初次拜访先生，是从中关园杨辛先生家出发的。杨先生特别提醒我：“赵先生工作十分严谨，你务必准时赴会。”果然我提前五分钟赶到时，先生已端坐办公室开始沏茶。今人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先生之严谨就是最好的细节。先生赠送过我抱虚斋诗文稿《途程》，这本书和《杏坛春永》一样都有七八个错别字。先生改错的方式，就是打印同样颜色同样大小的字体，剪得方方正正后工工整整粘上去，读者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粘的痕迹。可以想像，奔九老人干这种手工细活是何等的吃力。
先生少从南派山水画家金哲公先生学画，并参加了金北楼、吴湖帆等名家主持的“湖社画会”，不仅擅长书画，而且精于旧体诗词，可谓多才多艺。西南联大时，先生为补贴贷金不够，给沈从文先生誊写过小说《黑魇白魇》和其他稿件，给卖酒的白俄商人画过商标、广告。解放后，先生教学之余既设计商标、徽章、刊头、封面，也从事速写、水彩、书法、国画，现在还珍藏着溥雪斋、李一氓、王遐举、程十发、沙曼翁、季羡林、张岱年、吴恩裕、李慎言、黄苗子、史树青、钱绍武等先生的题名墨宝。
脚步勤走动，生人变熟人。这些年，我和先生既有键对键的网上交流，又有面对面的咨询请益，还有电话热线沟通。先生十分赞赏我退休后将藏品拍卖回老家盖学校的想法，网上约我去看书法展，电话里给拙稿提意见，还雪中送炭丰富我的个人收藏。
季羡林、任继愈先生同一天去世后，我加快了《锻铁居珍藏名家诗稿手迹》的出版步伐。先生闻讯后除赠我一通宗白华、二通王力先生的诗稿外，还主动把装潢好的赵朴初、朱光潜、王瑶、启功、任继愈、李锐、朱丹、阴法鲁等先生的诗稿手迹借我回家拍照。我数了数，总共二十八通。
“赵老，还是打个借条吧！”
“不需要，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还。”
这些宝贝疙瘩放在我家里半年多，先生不闻不问，我倒反不好意思起来。诗稿完璧归赵时，先生就拟出版诗稿后记《附庸风雅当主编》提出修改意见，后来又电话解释那段话为什么修改的道理，像恩师提携门人、长辈关心后生一样循循善诱。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先生余事多姿多彩，主业更是有声有色，于政治学具有开疆拓土之功。“文革”结束后，先生复任国政系主任，以博大的胸怀团结带领全系师生奋力推进教学和研究工作。国政系建立了政治学专业，政治学独立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不久系扩展为政府管理学院。先生主编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政治学概论》，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是国内第一个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第一位在西方大学系统讲授当代中国政治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在国际政治科学协会担任执行局委员和理事的中国学者。如今，先生门人郝平、俞可平、王浦劬、黄宗良等已成为学科领军人物和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生两次应邀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教，两次受聘为美国加州柏克来大学高级研究员，并被“西部哈佛”波摩那学院聘任为魏根讲座教授，先后赴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参加会议，十二次访问美国，三次访问台湾，为促进中美学术交流和两岸学界沟通做出了积极贡献。先生八十五岁时还远赴夏威夷参加反暴力国际会议，发表了题为《和为贵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演讲，八十六岁举办了《和为贵——赵宝煦学术文集》（英文版）首发式，八十七岁出版了《政治学与和谐社会》专著……
谚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晚生自揆与先生交往可属后者，不知先生尊意如何？今年11月北京大学将举办先生九十大寿庆祝活动，我附骥打油，敬祝先生：“未名湖畔杏坛春，传道授业大道存。硕果流香桃李广，诗书画艺映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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