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昭晰：一位对文化遗产保护有功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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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中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前夕，说到这个多少位文物界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呼万唤始出来的节日，毛昭晰回忆起7年前的一件往事。
2001年3月，毛昭晰作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曾经在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填写过一份“建议、批评、意见纸”，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出设立“中华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日”的建议。文中写到： “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并将之完好地交到子孙后代的手中，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神圣义务。为此建议择一适当日期定为‘中华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日’。在每年的保护日应举办下列活动：一、所有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博物馆等均应于当日免费开放一天……二、组织各类反映祖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专题报道、文艺演出、电影电视等活动……三、对那些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地区、部门、社团、企业和个人，在保护目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破坏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人和事给予公开批评或依法惩罚。”毛先生说，在那次大会召开前，他和谢凝高先生谈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问题．谢凝高又提到应该有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想法， “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但是想在短期内实现有些难度，而呼吁设立一个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日则易行些”，于是毛昭晰借助自己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在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建议。
毛昭晰1929年出生于宁波，1945年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一年后转入史地系，1949年开始在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读研究生，1951年后任教于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主要从事人类学、史前史及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作了两年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1983年～1993年，毛昭晰出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1998年被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毛先生还有诸如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博物馆馆长、省考古学会会长等等几十个头衔，但他名片上的头衔从来只有一个——浙江大学教授。毛先生总是强调自己是教书的。
毛昭晰不吸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搓麻将、不打扑克、不卡拉OK.，曾被戏称为“六不先生”——“他们都说我的生活一定很枯燥，其实我的爱好很多。”他爱好音乐，在浙大时参加了合唱团，选修了钢琴课，为400多张古典音乐唱片编写过目录。后来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他还为全校开设了“欧洲近代音乐史及音乐作品欣赏”的选修课。毛先生也是一个天文爱好者，他总说自己的眼睛是用来看星星的。谈起72岁赴汤加王国参加“第一届太平洋岛国议长论坛”时对着南天星图在天空中寻找到在中国无法看到的南十字座的事，他笑容得意。毛先生的病房简单整洁，床头柜上摞放着几本书。窗边小写字台上是先生正在阅读和使用的各种材料、报纸。他说，音乐、天文、读书……他的爱好很多， “正是因为爱好广泛，使得我如此重视文化遗产保护”。
“书生”身份的毛昭晰是怎样走上“为官”之路的?毛先生戏称他是“逃官”不成而做了文物局的“义务兵”的。1983年，省里决定要他担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时，他坚辞不受，多次找到省里领导说明自己热爱教师职业，不愿当官，每天除授课外就“躲”在家里读书、备课，被人笑作“逃官”。但最后，他不得不服从组织走马上任了，而省里也同意了他继续在杭州大学教书、带研究生，人事关系留在杭大的要求。此后他分管全省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十年，没有在文化厅、文物局领过工资和奖金。学校不知情而扣除了他在学校的奖金他也不吭气儿。他淡淡地说，“我到文化厅是干活的”，一股文人的傲骨与清高流露而出。
就这样，毛昭晰在浙江省文化厅、文物局做了整整十年的“义务兵”，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为文物保护奔走的热情和执著。十年间，“救火兵”毛昭晰保护、抢救下来的浙江古迹很多，除了如胡庆余堂古建、镇海海防遗址、杭州小河直街和北山街等知名之所，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郭庄、沙孟海故居、刘大白墓，宁波的月湖庵、张苍水故居，绍兴的秋瑾纪念碑，嵊州古城墙……毛昭晰还十分重视博物馆的建设，1978年在杭州大学任教时，他就曾提出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设想，三年后得以实现；在主持省文物、博物馆工作之后不久，他就提出应在浙江省建立丝绸博物馆、茶叶博物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等一系列特色博物馆，之后，又大力促成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龙泉青瓷博物馆的建立；他还通过把博物馆建设与文物保护结合的方式保住了胡庆余堂、嵊州老戏台，建成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和越剧博物馆。
1993年．毛昭晰当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变了，但他为文物保护呼吁奔走之心未改。1998年～2002年，毛昭晰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在届内的五年，他提过多少议案、建议，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他在任期最后一夜为文化遗产保护站的“最后一班岗”却为许多人乐道。
2003年2月26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毛昭晰读到了本报1月24日刊登的记者李让的一篇现场报道——《洛阳在毁什么?!》，文章报道了洛阳未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未征得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突击抢建“河洛文化广场”，将大型挖土机械开进了著名文物保护单位东周王城遗址范围内，强行施工，几乎已是孤伫在那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也即将被破坏一事。毛昭晰又一次“愤怒”了。27日下午，他向报社要来几十份报纸，一份份地送给住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的常委们，随后，他眯着眼底出血的左眼，连夜奋笔疾书，于次日凌晨两点写完给李鹏委员长并转温家宝同志的一封密密麻麻的两页长信。
2月28日．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也是毛昭晰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会议结束时，毛昭晰将已经有四十五位常委签名的长信和1月24日、2月12日的《中国文物报》各两份交给李鹏委员长．并讲述了事情的原委。李鹏委员长认真听完毛昭晰的申述后说： “我一定把你这封信交给温家宝同志。”
3月6目．胸前已经换成“列席证”的毛昭晰，在列席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听说温家宝同志已经批给了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要他们会同河南省政府处理此事。
3月10日晚，在获知洛阳方面已决定将“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址保护后，毛昭晰才放松了精神，美美睡了一觉。他说， “那封信送上去后，作为全国人大常委，我也到‘站’了。” 会后回杭赴医院检查，医生说：“你眼睛出血的地方已经像紫葡萄一样了，涨得像风帆似的，血险些就进入玻璃体了，那样这只眼睛就废了!” 其实在这“最后一班岗”的半年前．类似的事情就曾发生过，那是关于《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审议。 《文物保护法》是于1982年制定的，经过近20年的实施，对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文物保护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使得原来的《文物保护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迫切地需要一部更加完备的法律作保障。为此，自1996年起，国家文物局就组织专家和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对《文物保护法》进行修改，并于2000年将修订草案上报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当时毛昭晰正是九届全国人大的150位常委之一，他说，“根据规定，法律案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三次审议才能付表决，但是《文物保护法》的修订，由于在常委中存在一些不同意见，2002年4月进行三审之后没能付诸表决。”同年6月、8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也都没有被再次提出进行第四次审议，眼看距离九届全国人大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的四审却迟迟没有动静。毛昭晰急了。2002年8月29日上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他找同样十分关心文化遗产保护的常沙娜常委商量后写了一封信，表示“急切希望《文物保护法》的修订草案列入第三十次常委会的四审议程，以便促使在本届的常委会出台通过，及时实施”。信中说，教科文卫专门委员会历时3年的调研结果反映的问题，表明原有的《文物保护法》亟待修订， “这是非常重要而迫切的，目前各地盗墓挖墓、破坏文物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将修订草案拖至下届重新调研审议修订，势必会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信是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椿霖的，常、毛二人签名后又请其他常委签名，毛先生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十分感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就先请本组的委员签名，午饭、午休的时候又找到一些委员反复说明情况，请他们签名，剑下午开常委全体会议时共有52位常委签了名。那时真的是非常感动。”当天下午，毛昭晰直接把这封52位人大常委签名的信送到就座于主席台的何椿霖手里。
2002年10月28日， 《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经过表决，获得通过。毛昭晰至今清楚地记得表决时的票数——137人参加表决，131人赞成、1人反对、5人弃权。
毛昭晰从小有个愿望，想做一名舍身忘我的“救火兵”，但是门小体弱多病使他的幼年理想破灭，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后，他笑称自己真的成了“救火兵”——“文物救火兵”，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然而常常，毛皑晰把破坏文物的“火”灭了，．自己的“火”却破点旺。毛先生患有严熏的眼疾，左眼几近失明，曾冉文章称他为“拼命睁眼的人大常委”，．喜欢看星星的奸眼哨突然眼底出血，毛先生至今都记得那个日子．——2001年8川13日。那天，为了向市、县旅游局局长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汹讲，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他备课到凌晨三点，第二天演讲时提剑几起为了经济效益而破坏文化遗产的案例时，毛先生气愤难捺，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当时未觉什么，隔天感觉眼睛异样，去医院怜查，结论是“在眼睛疲劳的情况下情绪激动，导致眼底出血”。但这并没使他的性格有昕改变。 “上天让我睁一只眼闭一蚁眼做人，我却拼命要睁开双眼。” 杭州拱墅区是京杭大运河南端的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历史上，这段运河航邀两旁曾有许多码头、仓库以及因运河而繁荣的街巷、民联、商铺。2001年底，正因眼疾住院治疗的毛昭晰应邀参加了杭州市举办的“中国运河文化研讨会”，在开幕式的演讲中，他力陈运河沿岸的桥梁、码头、仓储建筑和历史街区的重要意义，竭力呼吁要保护好这些运河文化的重要遗存。说到拱墅区内最后一个河埠码头正在被拆除，说到那里最后一个粮仓——富义仓——被写上“全拆”两个大字，说到运河沿岸的一片仍保存着明清至民国时期风貌的历史街区小毛昭晰委员在全国人大分组会议上发言河直街也将依规划拆迁，毛昭晰非常痛心，整个演讲持续了四十多分钟。一个多月后，毛昭晰从报上读到小河直街仍在动迁居民的消息时．再也忍不住了。他在病房里给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写了一封长信，重申他在“运河文化研讨会”上的意见，痛心疾首的呼吁“大运河文化遗存不能再拆了!”王国平读了这封信后很快作了批示，批示写道：运河申报“世遗”和开发利用，前提、基础是保护、弘扬运河文化。而运河文化的根系、灵魂是历史遗存，包括历代建造的河埠、码头、桥梁、仓储建筑、历史街区。离开了这些历史遗存谈运河文化，或是南辕北辙，或是本末倒置。对昭晰同志在信中提到的东霞湾巷河埠码头、富义仓、小河直街、拱宸桥西部分街区都应严格保护，未拆的绝不能拆，正在拆的要立即停止．已拆的要妥善修复。王国平同时指出：毛昭晰的建议对搞好2002年实施的运河综合整治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007年，被誉为“最后的天下粮仓”的富义仓修缮完成；小河直街经保护、修缮、整治后也迎回了60％的老街坊，成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典范。
1992年。毛昭晰63岁，那时他曾对到访杭州的老友、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说，“现在，我感到很累，真想睡上几天几夜，但一想到许多文物正在遭受破坏，心里就难过。我又能再支持多久?每做一件事，都会夺走我许多精力……”； 16年间，时移事易，如今的毛昭晰年近耄耋，但他仍不知疲倦地坚持着，不仅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在环保、教育、立法、民生等方面，都有他时时关注的目光和不时发出的激昂诤言。他说， “我80岁了，来日不多，后面的这些日子里，只要还有一口气儿，就要为保护文化遗产奋斗到底!” 2002年3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刚刚卸任的副部级的老人说： “我只是一个书生，凭责任感做事。曾经是人民代表，不是炫耀的头衔，而是增加了为人民说话的责任。我不考虑什么明哲保身，惹不惹麻烦。”如今．记者问及这段过往，先生报以倔然神色和良久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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