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4日上午，接到金老师的女儿金舒年的短信，得知金老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非常震惊和难过。虽然我去过医院，也知道金老师的病情，但还是难以接受。
    我有幸做金老师的学生30多年了。人生能够遇到名师，实为一大幸事。自从1978年2月到学校读书，毕业后一直在《文史知识》工作，30多年来，我一直得到金老师的耐心教诲、指导，一直得到金老师的热诚帮助、支持。
    金老师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爱戴和欢迎，原因在于渊博的学识、出神入化的讲课艺术。此外，金老师十分注重对青年学生需求的了解，十分关注对思想界以及社会上刚开始出现或流行的新动向，因而能够在讲课或者与学生的交流中有的放矢。一句话，就是尊重学生，真诚地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
    还是在上大学时，记得某天深夜，金老师听说一位同学生活中遇到困难，就让我骑自行车带着他从蔚秀园赶到校园与这个同学单独谈心，结果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还是在入学初，当金老师得知有几位同学是当年“支边”干部的子弟，他立刻表现出关切之情，还说自己有切身体会。后来我们得知当时屈育德老师还远在大西北。
    就在一年多前，2007年夏天，《文史知识》编辑室接待了一位高中生，酷爱中国古代文化，希望编辑部能够对她的学习给予指导，我想，跟她随便地谈谈，不是不可以，但恐“误人子弟”，耽误了一个好苗子，于是我就冒昧地给金老师打电话，说我要带一个爱好文史的小姑娘到府上，望金老师拨冗与她谈谈，对这个孩子在古代知识的学习和发展上给予建议。金老师在百忙之中立即爽快地答应了。放下电话我就带这个中学生前往。金老师耐心地与小姑娘交谈，金老师说，“有人说文史将成为‘三大热门’，我告诉你，就是‘三大冷门’也没关系！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做的优秀，就会有好的前途！”
    这也是金老师一贯的主张，不管做什么事情，金老师都强调具备职业或者说专业素质，演员、运动员有业余和专业之分，其他行业也一样。看其“专业”与否，就是看他行为动作的分寸把握得是否准确、到位。最高境界是能够进入“化境”，如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干净利落，出神入化，就是化境，就是艺术。换言之，职业、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做得“职业”与否，才是关键的。
    金老师历经坎坷，长期两地分居，没有住房。年近半百了，仍住在21楼单身宿舍。这是一个“筒子楼”，10平米大小。屋里堆满了书，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1978年秋，屈育德老师从宁夏调到中文系，女儿金舒年也从老家无锡到了北京，那就更挤了。3个人抢一张小桌子，最后不得不为这张桌子排出使用时间表。令人困窘的还不止此，21楼是男宿舍，屈老师和金舒年去卫生间还得走出去到对面19楼。现在想起来，身处局外的学生，对此也仍有“不堪回首”之感。难以想象，这就是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北大名师的家；难以想象，这间拥挤纷乱的斗室中，竟产生了那么多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真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直到一年后，金老师才分到蔚秀园的一套不大的两居室。记得搬家那天，我们班的几位同学还前去帮忙。金老师的家，真是家无长物，惟书而已。
    然而，金老师讲课神采飞扬，讲得气象高远，内容深厚，幽默隽永，充满智慧，充满机趣，充满激情，洋溢着对社会对民族的诚挚感情和对生活的深厚热爱。课上课下，我们丝毫没有听到甚至感到当时所谓“中年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那种对各种条件的抱怨。反过来说，许多课从概念上看，谁都可以讲，患得患失、怨天尤人者也能讲，但绝对讲不出金老师的气度和神韵。
    1980年，金老师开《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大阶梯教室满满当当，门里门外挤满了人。许多人都是从城里赶到北大的，去晚了根本进不了教室。于是系里专门为这门课发放了听课证。大学四年，几十门课，“听课证”绝无仅有，足证金老师这门课受欢迎的程度。
    文艺心理学在一段时间里，被目为“唯心主义”，因此无人讲，也不敢讲。这是30年来在中国大陆首次开讲，因而受到广泛关注。这大体上是受欢迎的一个原由。然而，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金老师的才情、学养和魅力。
    听金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在《文艺心理学》课之前，我们班已经有幸听了金老师的《写作》《古典文学要籍介绍》《历史要籍介绍》等好几门课。这几样课，非常“基础”，十分平常，后两者还十分枯燥。这些“费力不讨好”的课程，各校老师历来都不愿意讲。可金老师不仅承担下来，而且讲得有声有色，出神入化，极具吸引力。带有江浙味道的普通话抑扬有致，漂亮的板书、优雅的举止，营造出极具美感的氛围。课堂上，所有听者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讲台上，所有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听得如醉如痴。由于视力的关系，金老师抱歉地对大家讲了只能坐着上课的原因，但金老师的神采却丝毫未受影响。那时我们懵懵懂懂，只知道喜欢听金老师的课，每周都盼着上金老师的课。现在回想起来，不知大学为何物的学子，初入大学校门，由金老师这样的“高手”带这种极端“基础”的课，会很快进入角色，减少盲目性。我们永远感念金老师对学生的热情和责任心，也由衷地钦佩金老师雄厚的功力与精湛的授课艺术。
    金老师的课，更着重于人的培养和塑造。凡涉及人品、气节的都浓墨重彩，强调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如《文艺心理学》等课中涉及书法艺术时，金老师称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一气呵成的泣血之作，大加赞赏；而对影响广泛的赵孟頫的书法，认为其“媚”而不屑一顾。在书法上，金老师还有一个生动传神的比喻，好字如发条，充满力道，相反则如糟面条，提不起来。
    金老师讲课十分重视联系学生的实际。老师的写作课没有什么“作法”什么“立意”什么“起承转合”之类，没有那些陈词滥调。本来“文无定法”嘛！事实上写作课持续了两个学期，但也就是八节课，大家做了六篇“作文”，两篇自选题目，四篇命题。金老师的讲述就是结合大家上一课作文当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点评讲述。透彻的点评和讲述之间渗透着金老师对思维规律、思维方法的理解，蕴含着古代文论、西方美学等理论范畴的基本内容，上下古今，纵横捭阖，举重若轻，为大家打开了一块辽阔而崭新的天地，听着十分新鲜、解渴、过瘾。我本人思维方法的强化训练，首先就来自金老师的写作课。
    那时我们少年气盛，自以为真理在手，酷爱辩论。经常会为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乃至通宵达旦。问题在于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时，有的人固守某种断章取义的教条，不断偷换概念改变平台地胡搅蛮缠。这种无大意义的争论可能也被金老师得知，金老师在课上讲到什么相关问题时，面带笑容，巧妙地给大家讲述了两个“段子”：一方石碑，镌刻着“大（太）行山”，一个人大声念出“大行（daxing）山”，好心人上前纠正，说应该是“太行山”，于是争吵起来，旁观者拉住好心人说，别争了，让他一辈子不知太行山！其二，两个人因为三乘以七等于多少争吵得不可开交，旁观的对其中坚持“三七二十一”的人说：“他都三七二十八了，你还跟他争什么？”“段子”经金老师一讲，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大家都笑了起来。但我们这帮“朽木”，实不可雕也，依然故我，并不理解金老师的深意，以为这是金老师单单为讲课而言，回到宿舍仍然争吵不休。
    记得金老师那时经常到32楼302、304两个宿舍，与大家聊天。我们也与当今“粉丝”一样，对金老师的一切都感到好奇，许多问题也都希望从金老师那里得到答案。
    比如，古典文献整体上讲，充满“朴学”的意味。有的同学从专业的角度就问，哲学等理论课对我们重要吗？记得金老师当时不加迟疑地回答：“重要！”几乎从入学第一天起，金老师对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大学不仅要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几乎成为金老师的口头禅，无论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理论学习，正是思维训练，正是提高这种能力的必由之路。金老师的话使大家更重视理论课了，以至于在公共理论教师眼里，本来都很重视公共理论课的“中文七七”当中，“古典文献”似乎更加突出。
    金老师还有另外的近似于口头禅的名言，就是反复讲“文章是写给人看的”，“字是写给人看的”。反对把文章写得故弄玄虚、佶屈聱牙，而要明白晓畅，让人看得懂，看得明白。字也一样，无论写信还是写文章，只要是写给别人看的，字写得无论好坏美丑，清楚明白即可，龙飞凤舞的所谓“书法”还是自娱自乐为好。写出字来，只有自己认识或者时间长了自己都可能不认识，这样不仅会耽误事情，而且还体现了对人的不尊重不礼貌。
    几位当过中学教员的同学，特别想知道，金老师的课如此吸引人，那怎么备课？讲义写不写细节？据金老师讲，他的讲义写得十分细致，据我理解，有点儿像拍电影电视片时编导的分镜头剧本。讲课一般说来，有几种类型，如有照本宣科的，有娓娓道来的。而金老师讲课，就是艺术表演。如杜鹃泣血，调动、倾注了全部的情感和精力。一次闲谈时，金老师说，这样讲课是很耗费体力的。当年吴组缃先生讲课就属于这种类型，深受学生的欢迎。并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吴先生年事已高，你们难以见到吴先生当年的风采，难以享受听吴先生课的愉悦了。据说金老师“文革”前，还常到茶楼书场，为的是从说书先生那里汲取经验。如果传闻可靠，那么金老师可是将传统的说话艺术大大升华了，因为我们从金老师的课上找不到一点儿“说书”的痕迹。
    记得最近一次《文史知识》的编委会（2008年1月17日）上，金老师的神采依然，说现在很少写文章了，把精力都放在讲课上，备课时在家对着镜子录音机试讲，以改进细节。一位伟人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金老师对讲课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真是令人感佩。这种认真，使得金老师的课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正体现了金老师对事业的真诚，对学生的真诚。
    金老师是《文史知识》最早的编委，还是在1980年，金老师就在我们班上讲，中华书局将要办一个面对青年的普及性刊物《文史知识》，并命题让几位同学撰稿。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金老师一直关心《文史知识》的成长，支持我们的工作。后来金老师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公务繁忙，但要召开《文史知识》编委会，他总是千方百计抽出时间出席，次次都有精彩发言，次次都有中肯的建议。
    记得2008年8月我到医院探望金先生时，得知我正在组织“《文史知识》与改革开放30周年”的笔谈，金先生立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不无遗憾地说，这文章，我应该写……。接着谈了他在《光明日报》上写过《和而不同 共推经典普及》（《光明日报》2008年3月29日第五版）一文。说最近思考的一个就是“和而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经典走出象牙塔的问题。金先生还谈了很多，后来《文史知识》2008年12期上刊登的金先生的文章就是按照当天的口述由张燕婴博士整理出来的。
    12月29日，《文史知识》最早的编辑和工作人员，坐在一起追思金老师。大家回忆起金老师关心《文史知识》的一幕幕往事，感慨万千，当年开编委会，金老师住得最远，来得最早，从北大乘332路公共汽车再换乘103路无轨电车，风尘仆仆，赶到王府井大街36号。我们将永远记住金老师的热心、金老师的活力、金老师的激情，把《文史知识》的事情做好。
    冬至这天，天最冷夜最长，寒风凛冽，我以大学我们班的名义撰写了一幅挽联，向金老师告别：
    “说明白话，写明白文，做明白人，谆谆教诲犹在耳畔”
    “行真诚事，得真诚乐，享真诚福，悠悠哲思长留人间”